蔡霞事件:中共已容不下有限的反思和另類忠誠

秦胆 2020年09月27日 07:00:00

對中共中央黨校退休教授蔡霞的黨紀懲處是中共「以福利換取順從」和「以經濟手段整肅思想」的慣常操作。(圖片擷取自Youtube/RFA)

蔡霞事件:第二種忠誠的餘暉

 

月前,原中央黨校退休教授蔡霞因一段錄音檔突然被開除黨籍,並取消退休待遇,不只養老金連存款都被凍結。蔡霞事件也是2020年任志強案的餘波,地產大亨任志強在今年三月發表了《剝光了衣服堅持當皇帝的小丑》的文章,本月22日被判囚18年,蔡曾為任聲援,另外一次任志強案是在2016年,任志強在微博上質疑媒體姓黨的論調,被處被留黨察看一年。蔡霞更早涉足的是2014薛蠻子案件和2011年的政改建言,在以上幾件具有代表性的公共事件中,蔡霞都仗義執言,加之黨校教授和紅二代的身份,讓體制認為蔡霞是「扔掉紅旗反紅旗」、「妄議中央」,遂決定警告轉整肅。由於蔡霞非官非商,又系巾幗,不便承襲故智以貪腐、行賄或桃色進入行政與司法程序治罪,故採用在組織上除名的形式,藉以嚇阻體制內知識精英的離心與反叛。

 

對蔡霞的黨紀懲處是中共「以福利換取順從」和「以經濟手段整肅思想」的慣常操作。由於體制即便在市場化的年代依然包攬了大部分關鍵領域,便以此為後盾迫使知識分子服從,反右與文革時就曾有扣發工資、降低待遇的先例,較近的還有孫文廣和楊繼繩等人的例子。法理上來講,政府部門無權取消退休金,退休金是公民合法勞動報酬的一部分,退休者的言行不應該影響退休後的養老待遇,這種「挾退休金以令教授」是公然侵犯財產權。

 

對於蔡霞事件,輿論有三種典型的看法,第一種則是認為蔡霞吃飯砸鍋,不履行黨員義務,理應被罰;第二種是贊揚與體制決裂的勇氣,同情被中共處罰的遭遇;第三種則是認為蔡霞首鼠兩端,是被家法處置的既得利益者,前期占有體制恩庇下的實利,後期又轉而竊據道義制高點,故不值得同情。

 

第一種看法不難判斷,吃飯砸鍋論缺乏納稅人的常識,政府之於民眾不是主僕關係而應是被委托者與委托人的關係,納稅人有權為自由而限權,為福利而問責。

 

吃飯砸鍋論和蔡霞也是兩種忠誠的縮影,「勤勤懇懇,謙虛謹慎,老實聽話,從無異議」,這是「第一種忠誠」,即誓作馴服工具的「服從」取態,也是體制試圖讓所有成員保持的狀態;而「明知危險,仍圖以螳臂擋車之力,去挽救向危險的斜坡下滑的黨國的巨輪」,這是第二種忠誠,即認同理想目標但反對當下的手段,試圖同時保持「忠誠」(和真正的異見者相對)和「誠實」(和奉承迎合的盲從相對)。縱覽被開除前蔡霞的言論與文章,不乏以子之矛陷入子之盾的思路,即用宣傳所標榜的話語對衝現實的行徑,希望藉此平衡「極左」勢力,本質上仍未跳出中共的意識形態理論框架,對黨國一腔赤誠卻被黨國認為是不忠,參與制造體制的零部件,同所參與締造的體制衝突,這樣的軌跡讓人不禁想到已故作家劉賓雁,兩人都曾身居體制內的要害部門,劉賓雁是前《人民日報》和《中國青年報》記者,兩份分別是中共中央和共青團的黨報,而蔡霞也曾是中央黨校的教授;劉賓雁在八〇年代發表了一系列有影響力的報導文學作品,揭露與批判墨吏醜態,蔡霞也多次在公共事件中仗義執言;兩人的敢言也都最終不見容於當局,八六學潮後,劉賓雁作為欽定的「資產階級自由化」代表人物被開除出黨,也都同樣流亡美國。

 

相較於第二種「肯定論」與第三種「不值得肯定論」,筆者認為第二種忠誠的視角是對被開除前蔡霞恰如其分的評價,在一片阿諛頌聖之聲中與組織壓力之下依然保持獨立與批判姿態,這種風骨值得贊揚。在被開除出黨後,蔡霞的思想軌跡也和劉賓雁一樣經歷了諫諍到決裂的質變。迷途知返固然也值得肯定,但同時也要看到,中國也有一開始就未對體制抱有幻想和恩庇的變革派,他(她)們追求社會公義的路上對體制的認知更加徹底,遭到權力的打壓的程度更深,卻被輿論冷落乃至遺忘,蔡霞比盲從的「黨知」認識和道德上水平上要高,但和變革派相比在卻顯得渺小和晚進,這種「小大之辨」在評價蔡霞上是也不應被忽視。

 

任志強在微博上質疑中共媒體姓黨的論調,被處被留黨察看一年,之後再被判囚18年。(湯森路透)

 

對於前期利益既得的道德原罪,筆者認為不必苛責。首先,蔡霞的「既得利益」有兩點來源,一是紅二代出身,二是黨校教授職務,前者不可選擇,蔡霞本人在受訪時也不諱言紅二代的原罪所在;後者有一定道理,但考慮體制包攬一切的先定條件,只要在體制內就職,幾乎可以說都是廣義上的「既得利益者」,區別唯在部門與層級。因為有限市場化又維持專政的結構下,市場化的成果被體制本身系統性地汲取,藉以維繫對體制群體控制,一定要說缺憾也不在於蔡霞與體制的依附關係,而在於黨校職務對認知的遮蔽。

 

蔡霞受訪和發文裡還存在著認識上的不足,她所批評的習政,很多做法行之久矣,和江胡時代相比只是強度、側重上的「策略」之別而非「本質」的差異,將其理解為「左轉」和「倒退」筆者認為並不準確。「倒退論」忽視了兩段的承接關係,例如網格化維穩、大外宣等在此前已現端倪;而「左轉論」也失之簡單,體制既要維繫專政制度,又要以市場化鞏固前者,這種二元結構注定無法有蔡霞和一種改良派所期待的主動政改,和文革相比目前沒有直接動員群眾的特徵,而是既有基礎上的補強,嚴格意義上體制內的改良派與極左派早已合流。

 

以上是認知層面的遺憾,蔡霞對體制的反思相對有限和狹窄,進一步看,即便是有限的反思和另類的忠誠,體制也不能容忍,將其視作異端與妄議,蔡霞的出局也標志著炎黃春秋事件後體制內健康力量幻象和幻想的再次終結,在乾旱而貧瘠的土壤裡,蔡霞的呼號將成為第二種忠誠的絕響與餘暉。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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