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台北電影節引入一部《薩米的印記》（SAMI Blood）。薩米人是至今仍活動於北歐及至俄羅斯的原住民族，他們是19、20世紀之交，歐洲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受害者，就像《薩米的印記》裡的一句對白，幾個瑞典年輕人對著從他們面前走過的兩位薩米女孩，語氣輕佻地說「她們（薩米人）就是處在文化的低階」。電影如實呈現薩米人被剝奪文化自信後的窘境，具有一半薩米血統的導演亞曼達柯內爾（Amanda Kernell）拍攝目的，就是要為遭到禁聲的族人發出自己的聲音，同時也暗喻著自己如何在主流社會及原生族群的決裂中走向和解。

北歐國家確實曾以優勢地位，嚴重壓迫當地原住民的生存，造成薩米人人口、語言、文化快速凋零，但也及早就認知到「同化政策」對人類文明的傷害，因而才快步回頭亡羊補牢，避免僅為符合人類社會單一的文明價值和喜好，而讓一整個民族滅亡。於是當地之後有了薩米自治區、薩米議會，以及其他保護薩米人傳統生活的政策出現，有效阻止薩米人從地球上消失。近來一些北歐電影專以探討幾乎遭遺忘的薩米族群，也是同樣的用意，尤其當很多人開始想要記錄這衰敗的原始部落時，才發現素材有限，且傳承片段分散零落，終究領悟到自己過去對待一個族群原來是多麼的粗魯和不文明。

近日剛得到金鐘獎人文紀實節目獎的「ivucung誰謎了路」，自然也具備和《薩米的印記》一樣的企圖，也是試圖透過原民部落的存留文化、技術，從其「微觀的命運去映照出整個族裔的宏觀歷史」。就像上台領獎的製作人Sayun Bilang（陳曉芸）致詞時所說，「台灣原住民長久以來都面臨著被論述的狀況，而很榮幸在我們自己在選擇論述自己故事的時候，很多的原住民正在用不同的方式找回曾經的記憶。」導演游志聖的謝詞中，更不斷提及感謝在部落裡，一直為自己部落文化默默努力的朋友們，因為沒有他們堅持追尋自己的文化，今天就沒有這麼棒的題材可以記錄下這一切。

當台灣終於擺脫視原住民族為次等族群的觀感，轉而直視這些文化對我們身處環境的意義，無疑大幅增長了這塊島嶼的生命厚度，然後成為所有人豐沛的精神養分，這也是為什麼北歐人不願薩米人從此失去牧養馴鹿的技能，台灣人也不願坐看排灣族再也不識織布圖紋符碼。《薩米的印記》裡那位少女主角曾對著族人氣憤地說她想離開部落，因為「我不想留在這裡，不想被當成馬戲團裡的動物」。無論台灣原住民本身，又或者曾以優越地位看待原住民文化表演的旁人，應該都對這樣一句話心有戚戚，一號稱文明的社會，就是要扭轉這段話所代表的脫軌價值。

「ivucung誰謎了路」導演游志聖很感謝在部落裡，一直在為自己部落文化默默努力的朋友們。（圖片擷取自Youtube）

只是，就在敘述台灣原住民故事的「ivucung誰謎了路」拿下金鐘獎同時，一個來自台灣阿美族的年輕人楊品驊，卻現身在第12屆海峽論壇大會，侃侃而談說「我來自台灣的部落，我是驕傲的中國人。」個人國家認同是一回事，令人詫異的是，他過去曾宣稱「自己的父親一輩子都為提升族人在都市生存質量而奔走，直到後來看到他在中國的發展，他的父親因而哽咽表示，這不就是我們一生在努力的嗎？」楊品驊且說當他想把台灣少數民族文化以文創形式行銷中國，卻遭族人反對，因為他的族人同胞「沒有這樣的遠見」、「對未知的事情卻步」、「不敢築夢」。

當楊品驊在海峽論壇上一邊自我標榜個人「來自台灣部落」，一邊說著「兩岸同文同源血脈相連」，無論是對照《薩米的印記》中的薩米人，還是「ivucung誰謎了路」裡的原住民，任何人都可以明確判別出於今究竟誰才真正還在為「祖靈交付的任務」努力。楊品驊談及今日中國造就的自己，其實也沒什麼足堪細究的高論，就是典型功利主義的利之所趨、心之所嚮而已。他若是西藏人，必然也同意中共在西藏的大開發，是新疆人，必然也樂見在新疆設置「教育集中營」，是蒙古人，必然完全不會反對取消學校裡的蒙語教學。

楊品驊自稱是來自台灣部落的原住民，到頭來只讓人感到悲哀，他比將原住民文化純粹當成一種娛樂表演的漢人還低級，是個最後只剩下純粹消費自己原住民身分的迷路青年。這樣一位「台灣原住民」，連做為中國統戰樣板都是徹底的失敗。

※作者為《上報》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