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女士從醫生那裡得知自己只剩下半年的壽命。醫生建議她嫁給一名經濟學家，然後搬到南達科塔州。

女士：「這可以治好我的病嗎？」

醫生：「不行，但你會覺得那半年很長。」

眼下是個日趨極端化的時代。從匈牙利到印度，從菲律賓到美國，從英國到巴西，從印尼到義大利，左派與右派之間的公開對話愈來愈像高聲的互相謾罵，雙方肆意說出傷人的話，幾乎完全不留和解的餘地。在我們生活和工作的美國，分裂投票（譯按：在選舉中有多票可投時，選擇支持兩個或以上的政黨）的比例處於有史以來的最低點。兩大黨的支持者高達八一％對另一大黨持負面看法。六一％的民主黨人表示，他們認為共和黨人具有種族歧視、性別歧視或偏執狂。五四％的共和黨人認為民主黨人心懷惡意。三分之一的美國人表示，如果近親與另一個政治陣營的人結婚，他們會很失望。

在法國和印度這兩個我們也待了很長時間的國家，我們所屬的「開明」自由派菁英圈子在討論政治右派崛起的時候，愈來愈常出現某種末世論調。大家明確覺得我們認知當中基於民主和論辯的文明正受到威脅。

做為社會科學家，我們的職責是提出事實和對事實的解釋，希望有助調解這些分歧，幫助對立的雙方明白對方在說什麼，從而凝聚共識或保持合理的意見分歧。只要雙方願意互相尊重，民主可以與異議共存。但尊重需要某種程度的理解。

當前形勢之所以特別令人擔憂，是因為這種對話的空間似乎愈來愈小。大家的觀點似乎出現了「部落化」的趨勢，而且不是只在政治方面，連我們面臨哪些重大社會問題和應該怎麼做也是這樣。一項大規模調查發現，美國人對範圍廣泛的各種議題的看法就像一串串的葡萄。某些核心信念（例如對性別角色，或努力工作是否一定會成功的看法）相同的人，似乎就會對一系列的議題（從移民到貿易，從貧富不均到賦稅以至政府的角色）持有相同的看法。這些核心信念比他們的所得水準、在人口統計中屬於什麼群體或住在哪裡，更能預測他們的政策觀點。

這些議題在政治論述中極受重視，而且不是只有美國如此。移民、貿易、賦稅、政府的角色，在歐洲、印度、南非或越南都是富爭議的議題。但太多人對這些議題的看法完全是基於對特定個人價值觀的確認（「我支持移民，因為我是慷慨的人」；「我反對移民，因為移民危及我們的國族認同」）。如果有東西支持這些看法，那也只是一些編造出來的數字和對事實過分簡化的解釋。沒有人真的非常認真思考這些議題本身。

 這真的很慘，因為我們似乎已經陷入艱困時代。受貿易擴張和中國驚人的經濟成就激勵，全球經濟經歷了一段強勁成長的繁榮期，但隨著中國經濟成長放緩和貿易戰烽煙四起，這種好日子可能已經結束。因為這段榮景期而經濟蓬勃的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如今正開始思考接下來怎麼辦。當然，在多數的富裕西方國家，經濟成長緩慢如今完全不是什麼新鮮事，但我們看到這些國家的社會契約正迅速損壞，這才是特別令人擔憂的事。我們似乎回到了狄更斯筆下《艱難時世》（Hard Times）那樣的世界，有錢人與日益孤立的窮人對立，沒有人知道問題該怎麼解決。

經濟與經濟政策問題是當前危機的核心。我們可以做些什麼來促進經濟成長嗎？這是否不該是西方富國的優先要務？此外還有什麼重要問題？世界各地貧富不均急速惡化是不是嚴重的問題？國際貿易本身是問題還是解方？它對貧富不均有什麼影響？貿易的前景如何──勞動成本更低的國家能否吸引全球製造業離開中國？移民問題呢？低技術移民真的太多了嗎？新科技呢？例如我們是應該擔心人工智慧崛起，還是應該加以慶祝？或許最迫切的問題是，社會要怎麼幫助那些被市場拋在後頭的人？

這些問題的答案不是一條推特貼文（tweet）就能解釋。許多人因此只想迴避問題。受此影響，各國在解決當代最迫切的難題方面幾無作為；它們繼續助長憤怒和不信任，使我們走向極端，使我們更加無法對話、一起思考問題和設法做些什麼。情況常常使人覺得像是在惡性循環。

經濟學家對這些重大議題有很多見解。他們研究移民對工資的影響，研究稅制是否阻礙進取精神，研究重分配政策是否鼓勵人懶惰度日。他們思考國與國之間進行貿易所造成的影響，並對誰將成為贏家和輸家提出有用的預測。他們致力瞭解為什麼有些國家的經濟能夠成長，有些國家則停滯不前，以及政府是否可以做些什麼來促進經濟成長。他們蒐集資料以瞭解是什麼因素令人慷慨或審慎，是什麼原因令人願意離鄉背井，以及社群媒體如何利用我們的偏見。

最新的經濟學研究提出的見解往往令人驚訝，對那些習慣從電視上的「經濟學家」和高中教科書得到簡單答案的人來說尤其如此。針對上面提到的爭論，我們可以從這些研究中得到新的啟示。

※本文摘自《艱困時代的經濟學思考》／春山出版／Abhijit Banerjee為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講座教授，著有《窮人的經濟學》（Poor Economics）。獲頒多種榮譽和獎項，包括二○一九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入選《外交政策》雜誌全球百大思想家名單，是聯合國祕書長「二○一五年後發展議程」（Post-2015 Development Agenda）小組成員／Esther Duflo為麻省理工學院脫貧與發展經濟學講座教授，著有《窮人的經濟學》。於歐巴馬總統任內擔任全球發展委員會（Global Development Council）成員，獲頒許多學術榮譽和獎項，包括二○一九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克拉克獎章（John Bates Clark Medal），以及有「天才獎」之稱的麥克阿瑟獎（MacArthur Fellowsh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