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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江琳專欄:從「接班人」到「掘墓人」

李江琳 2020年10月03日 07:00:00
中共的民族政策本質上沒有脫出 「改造」的思路,試圖通過改造來「去民族化」,以實現對非漢民族實行長期控制。(湯森路透)

中共的民族政策本質上沒有脫出 「改造」的思路,試圖通過改造來「去民族化」,以實現對非漢民族實行長期控制。(湯森路透)

共產黨培養的是「接班人」 或是「掘墓人」?中共成立後,對非漢民族的政策有過重大變化。1922年中共二大宣言提出「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實行自治,成為民主自治邦」,並且將此作為中共的目標之一。1935年中共在「沙窩會議決議「裡提出」中共在少數民族中的基本方針,是在無條件的承認他們有民族自決權,即在政治上有隨意脫離壓迫民族即漢族而獨立的自由權」。1945年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對「新民主主義國家」的設想是「中共境內各民族,應根據自願與民主的原則,組織中華民主共和國聯邦」。而到了1949年10月,中共贏得內戰,「民主自決權」就「不應再去強調」了,相關檔也被刪改,公開出版的文獻裏隱去了這一承諾。

 

1949年之後,中共的民族政策本質上沒有脫出 「改造」的思路,試圖通過改造來「去民族化」,以實現對非漢民族實行長期控制。這一政策在文革之後略有放鬆。然而,上世紀九十年代初蘇聯集團的瓦解為中共敲了警鐘。蘇聯是從波羅的海三個小共和國要求獨立而開始了崩潰的連鎖反應。中共對此做了透徹的研究,因此再次加強了對非漢民族地區的控制和鎮壓,同時訂立了從文化上同化非漢民族的長期政策,採取以「經濟建設」的名義向西部大量移民,鼓勵和獎勵通婚,控制教育,壓縮非漢民族語言文字等一整套做法,其中一個重大措施是選派非漢民族青少年到中國內地上學。

 

中共對民衆的洗腦要「從娃娃抓起」,在民族地區「培養接班人」也要從娃娃抓起。(湯森路透)

 

中共從進入非漢民族地區開始就重視「培養民族幹部」,早期主要是兩個途徑,一是吸收「有覺悟」的人加入共產黨,委以一定職位;二是通過統戰政策,將當地有名望的頭人、喇嘛等定爲「統戰對象」,給以高官厚祿,通過他們來穩定人心,貫徹政策。這些民族幹部後來的遭遇一波三折,有些居於高位,有些死於非命。如今在西部地區經常可以遇見各級非漢民族幹部,我從自己「藏區秘行」的經歷中瞭解到,中共對他們並不信任。就像中共對民衆的洗腦要「從娃娃抓起」,在民族地區「培養接班人」也要從娃娃抓起,這就是爲什麽要非漢民族地區選拔招收青少年送往內地上學,具體方法是在北京、成都、蘭州、上海、天津、遼寧等省市的中學裏開辦西藏班,或者建立西藏中學。

 

內地西藏班,培養接班人

 

據中國教育部披露,2015年是西藏班創辦30周年,內地的辦學省市已經由最初的16個增加到22個,共有17所初中、68所高中、48所中等職業學校開辦了西藏班。每年招生計劃分別為初中1500人,高中3000人,中等職業學校3000人,在校生達2.1萬人。各地政府爲此單列專項經費,以解決學生學習、生活和醫療等費用。據統計,上海市截至2010年投入西藏班經費計人民幣1.5億。

 

西藏班和西藏中學上學的藏人學生在上學期間的吃、住、服裝和學費都由國家提供,高中畢業後還專為他們安排了大學錄取名額,也就是說,在中國教育競爭最殘酷最艱難的高考環節上,這些藏人學生不必和除了同屆藏人同學之外的其他人競爭,他們只需要在藏人同學之間競爭。只要進入西藏班,就是一隻腳踏入了大學,而且幾乎都是所謂985、211的好學校。

 

中共從進入非漢民族地區開始就重視「培養民族幹部」。(湯森路透)

 

西藏班的頭三年不准回家探親,平常的學習生活和內地漢族學生相比沒有很大差別,有較多的補課,考試的難度比較低。由於藏語文成績不計入總分,在升學動力下,學生會自願放棄或降低藏語文的學習,所以在完成學業後,漢語水準高於藏語水準是普遍現象。大學或職校畢業後,他們大多返回西藏,主要去向是進入政府公務員隊伍。

 

大英帝國在印度的掘墓人

 

在中國內地如此培養出來的藏人,將來就一定是讓中共放心的接班人嗎?不見得。

 

印度曾經是英帝國的殖民地,「印度帝國」被譽爲女皇陛下皇冠上最燦爛的寶石。如果從1858年莫臥兒帝國末代皇帝被流放算起,英國人統治印度帝國幾近百年。在這一百年的時間裏,英國殖民者向印度次大陸移植英國的行政和法律體制,同時十分重視培養印度本地出生的接班人。到上世紀初,除了向印度派出總督統管印度事務外,英國還培養了按英國文官體制建立的印度文職人員,這些人相當於中國大陸的政府公務員,其地位高於醫生和律師等職業,土生印度人所占比例逐年上升。而且,他們必須在英國接受教育,或者在次大陸的英國人學校接受教育,才可能獲取文官職位。

 

毋庸置疑的是,土生印度人的文官體系給印度次大陸帶來了現代性,特別是行政和司法體系以及與此相關的現代政治概念與思想,尤其是自由平等和公正的核心理念。然而,這些理念在印度日漸普及後催生了印度人的民族意識。等到時機成熟,英國人精心培養的「接班人」順理成章地成爲英國在印度殖民統治的掘墓人。

 

在印度獨立運動中,獲得世界性聲譽的無疑是三位領袖人物:聖雄甘地、賈瓦哈拉爾·尼赫魯、穆罕默德·阿裡·真納。絲毫不奇怪,他們都是英國人培養的現代領袖。

 

印度獨立運動三大領袖

 

甘地1869年出生於印度教家庭,父親是當地一個土邦的首相。印度次大陸曾經遍佈這樣的自治土邦。莫臥兒帝國和英帝國都沒有摧毀這種自治權力結構,土邦王們和英國殖民當局的合作堪稱良好。如果甘地沒有在19嵗時前往英國倫敦大學學習法律,獲得英帝國的律師資格,那麽他大概率會像父輩一樣做一個地方王,在傳統體制中度過一生,和英國殖民當局相安無事。然而,當他在英國接受了教育,就有了對自由和平等的要求。他要爭取獨立,摘下英國王冠上的那顆寶石。他懂得大英帝國的法律和社會規則,知道怎樣去要求。 他瞭解他的對手,是英國人親手教了他。他終於做到了。

 

1942年印度獨立後首任總理尼赫魯(圖左)與聖雄甘地(圖右)會面。(圖片取自美國國會圖書館)

 

尼赫魯和甘地很不一樣,他出生於富裕的婆羅門家庭,家境優裕,父親就是印度最傑出的律師之一。他有條件獲得最好的教育,1905年進入哈羅公學,1907年進入劍橋大學三一學院,那都是英國的精英學校。1910年完成學業後移居倫敦,1912年在倫敦取得律師資格,加入英國律師界。同年他返回印度,他的教育和經歷使得他熱衷於政治活動,成爲印度獨立運動中其重要性僅次於甘地的偉大領袖。他常被人稱呼爲班智達,在梵語和印地語中意爲大學者,大智者。 他和甘地聯手,爭取到了印度的獨立,成爲印度獨立後的第一任總理直至去世。他還是不結盟運動的創始人。在印度當代史上,如果說甘地象徵著印度悠久的歷史和傳統智慧,尼赫魯就代表了印度走向現代化的動力。

 

真納是印度和巴基斯坦獨立運動的另一位領袖。他出生於穆斯林家庭。1893年前往倫敦,在一家與他父親有關的公司任職,次年放棄公司職位,開始在英國的林肯法學協會學習法學。1896年,年僅19嵗就取得了英國的律師資格,創下了在英國獲得律師資格的最低年齡記錄。他加入印度國大黨並回到孟買當律師。他以有膽量和能力在法庭上同英國人對質而出名,因爲他是英國人手把手教出來的。他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獨立運動中主張建立獨立的穆斯林國家。從1910年真納被選入孟買的立法機構到他1948年逝世,他在立法機關裏工作近40年。他是出色的議員,對英國的統治發出無情的抨擊,但他不是反叛者。他主張合法地向英國政府爭取獨立。作爲立法者,他建立了一些對印度和巴基斯坦都非常重要的法律。

 

印度獨立後,真納是獨立後的巴基斯坦第一位總督。他被視爲巴基斯坦的國父,他的生日是巴基斯坦的法定假日。

 

伊力哈木·土赫提

 

中國也有這樣的人。別忘記伊力哈木·土赫提。

 

伊利哈木出生于新疆阿圖什,他的父親就是中共培養的維吾爾知識分子,1950年代末保送內地大學,在中央民族學院、北師大和蘭州鐵道學院就學,畢業後在軍隊及地方上工作,文革期間去世時,伊利哈木僅2嵗。伊利哈木先後畢業于東北師範大學本科、中央民族大學經濟學院研究生,截至2014年為中央民族大學國際結算專業的副教授。他是典型的紅旗下出生成長的「革命接班人」。

 

然而,2014年9月,新疆烏魯木齊法院以「分裂國家」的罪名判處伊利哈木終身監禁 伊利哈木的全部罪行就是在課堂上的講課,講到了新疆維吾爾民衆的民族意識,他創辦的網站「維吾爾在綫」研究了新疆地區的收入差距和失業問題。他一向明確講解自己的觀點:「我是自治派」,「我希望新疆以聯邦的形式留在中國」。伊利哈木說:「在新疆面臨著民族矛盾激化危險、討論民族問題時觀點容易極端化的大環境下,用我們理性、健康的聲音與極端化的聲音爭奪觀念的市場,影響社會情緒向好的方向發展,是我認為最重要的任務和使命之一。」他的溫和態度和理性主張在維吾爾人中有很大的影響,這就是他受到如此嚴厲懲罰的原因。中共政府一向最嚴厲地鎮壓理性溫和的自治派,因爲自治派是中共無法正面面對的,而獨立派的存在反而可以用來作爲暴力鎮壓民衆的藉口,所以,自治派往往受到比獨立派更嚴重的懲處。

 

歐洲議會頒獎給因分裂國家罪行被中國判處無期徒刑的維吾爾學者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伊力哈木的女兒出席頒獎典禮代領獎項。(湯森路透)

 

從接班人變爲掘墓人

 

據網上的資訊,中國政府選拔藏人學生在內地西藏班和西藏中學學習的做法,三十年來已經有十萬人畢業。這些人都是中共刻意培養的「革命接班人」。然而,從「接班人」到「掘墓人」的變化,是從內到外靜悄悄地發生的,而轉化的完成常常只需要一瞬間。 甘地從英國回到印度後,曾經去同是英國殖民地的南非從事律師職業。有一次他買了一等車廂的車票,人家卻因爲他是印度人而不讓他坐一等車廂,要他去三等車廂。他據理力爭,結果就被人從火車上扔到了車站的站臺。這一扔,完成了接班人到掘墓人的轉變。 有過類似的經歷的人,在中國西部非漢民族中不知有多少。

 

我們來回顧一下伊利哈木理性的聲音:「我的結論,維吾爾人的國家認同感都很低。很多維吾爾人要獨立,這個比例不低,將近13%的人要獨立。然而還有相當大比例的人,應該是97%吧,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是要自治的、『高度自治』的。但這樣要『高度自治』的人,要是沒有自治,他絕大部分支持獨立。就是自治、獨立,獨立和自治,只有這兩個選項。」

 

我相信,當中共把伊利哈木關進監獄,把大批維吾爾人關進集中營的時候,也就是這個轉變發生的時候。

 

※作者為江西南昌人,作家、歷史學家, 1982年獲復旦大學英文系學士學位,1988年獲山東大學美國文學研究所碩士學位,1988年留學美國,獲布蘭戴斯大學猶太歷史碩士和紐約皇后學院圖書館學碩士。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共黨史、中共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當代西藏史。曾在《動向》、《明報月刊》、《開放》等雜誌發表過100多篇相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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