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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僵化的議會路線無力面對威權報復

無妄齋 2020年10月07日 00:00:00
反送中運動後,香港面臨了威權報復,致使抗爭陷入困境。(湯森路透)

反送中運動後,香港面臨了威權報復,致使抗爭陷入困境。(湯森路透)

香港:泛民主派深陷信任危機

 

數年前,立法會議員接二連三遭遞棄公權,香港民主派嚴重受挫,其時已撰文剖析議會抗爭面臨的艱困局面,以及維持被解任議員之政治基礎、議會內外建立合作平臺等關鍵問題,建議旨在威權底下保存元氣,重整旗鼓,延續民主抗爭之路。

 

時移世易,香港局勢日益險峻,議事抗爭空間隨港區《國安法》通過、官方壓制民主派意圖收復議會失地的「民主35+」競選工程後愈發緊縮。習慣便宜行事的特區政府變本加厲,以武漢肺炎疫情為由援引《緊急法》押後立法會選舉,於是本屆議員未經民意授權自動延任一年,形同1997年以前由中共委任的「臨時立法會」。

 

形格勢禁,民心難免思變,不再奉議會路線寸土必爭為圭臬。民主派主流似乎不甘心放棄議席,8月中磋商後斷然決定留守議會,致令堅拒政治酬庸的陳志全、朱凱廸孤軍作戰;那邊廂,卻是南轅北轍的民意:香港民意研究所(民研PORI)8月末公布「是否支持民主派延任」及「如何應對去留爭議」的意見調查,反映多數受訪者反對民主派續任,且應全部退出議席抗議政權藉辭取消選舉、炮製傀儡議會。

 

「守護議會」,抑或「守護議席」?

 

報告問世後,不願遵循的泛民政黨遂委託民研於9月再行調查,並就議會去留門檻約法三章:
 

以15名民主派議員支持者為核心群組,表決去留必須過半數方能採納

 

特地為泛民量身訂造調低門檻,從2/3多數下調至過半就可

 

若最終支持 / 反對意見不過半,則參考其餘調查所得資料(即非15名民主派議員支持者之意願),再作政治判斷

 

自民研創立以來,每逢公布民調,一般由鍾劍華、梁啟智等學者負責闡釋結果。負責人鍾庭耀是次卻一反常態不為泛民背書,一如彼拉多洗手般交由泛民自行處置,因而出現僅採信報告內三成不到的核心支持者意向,漠視未達門檻且見解分歧,強行證成「民意支持留守議會」的結果。 更多民調訪問2,579人,泛民僅抽取其中739名「核心群組」意向,得出留47.1% vs 去45.8%,2%誤差值範圍內

 

8月民調問世之初,泛民不肯承認結果,區議員亦逕自進行認受度更低的街訪;接著泛民在9月「先射箭後畫靶」地操弄民調,藐視真實民意。表面上將決定權交予「民眾」(同溫層支持者),實際卻落入民調公信力失效的困局。

 

議會殭屍化

 

就目前議會陣營分布,親中派佔41席,反對派議席則由於陳志全、朱凱廸及公民黨陳淑莊拒絕延任,銳減至21席(包括熱血公民鄭松泰、醫學界陳沛然)。根據《基本法》附件一、二,政改方案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2/3多數通過,以法定認可議員70席計算,仍未跨過修訂門檻。

 

但第79條列明若有議員干犯刑事罪行判監一個月以上、行為不檢或違反誓言,經立法會在席議員2/3通過譴責,則會喪失議員資格。換言之以現時41比21的懸殊局面,祇要反對陣營有一人缺席會議,親中派全數在席的話,則可成功罷黜議員。至於例如第23條的本地立法,祇需在席過半通過即可,泛民從來攔不住。

 

過往民主政黨雖屬少數派,但由於議會內的不成文傳統 — 各委員會由建制、泛民輪流競選主席,加上藉提出規程問題、清點人數、臨時動議等冗長辯論(Filibustering)手法拖延議事時間,雙方陣營尚可維持一定均勢。

 

然而自2014年雨傘革命伊始,彼此斷絕協商,遂令親中派奪取多數委員會主席寶座,掌握議事秩序的生殺權柄;2011、2017修訂《議事規則》賦予大會及委員會主席驅逐「滋事議員」之能,以及反制「拉布」之手段,泛民在兩度修訂規則其間不是附和同意,就是未有盡力阻撓。如今剩下的21名反對派議員,或有官司在身,或忌憚《國安法》制約,或從無不惜觸法遏止暴政的決心,試問議事攻防從何談起?

 

香港立法會早以「橡皮圖章」(Rubber Stamp)見稱,立法及監察權遭「行政主導」削弱經年,泛民捍衛議會戰線更非同心同德。淪落至如斯尷尬境地,在政權刻意壓迫之餘,尸位素餐的泛民可謂難辭其咎。

 

泛民的結構危機

 

由人大授權延任的立法會,恐怕並非「臨立會」,而是臺灣昔年「萬年國會」的前奏。

 

要知道,97之後主權過渡,往後議會還是會再選,臨立會的界限是眾所週知的(見《基本法》附件二)。不過改由人大授權委任、刊憲生效後,「港版人大會議」刊憲維持一年以上,誰敢肯定2021年9月選舉可以恢復正常,而不是藉「緊急狀態」延續下去?即使今年反對派候選人經初選獲民意支持,一年後他們又能否代表當時民意?悲觀設想,他們將來又會否因參與示威請願淪為階下囚、被迫流亡,從此被剝奪公權無法參選?

 

去年烽煙四起的「反送中」運動,確曾為政治變革帶來一絲希望,刺激區議會選舉由民主派與抗爭派大捷,其後反對陣營舉辦立法會前初選,亦由年輕的抗爭代表出線。可惜議會歷經變故,一如所料倒退回傳統泛民、親中派政治分贜的局面,同時間,愈來愈多抗爭者墮入牢籠甚或流亡海外。

 

香港政治停滯不前原因之一,在於議題設定及政治想像的落後。議會之爭,彷彿不知人間何世;所謂新政治,倒頭來祇是一場集體幻覺。

 

「民無信不立」,向支持者清楚解釋策略、行動,奠定行動正當性,從來是代議士應有之義。泛民主派的結構危機,在於其輕忽民情認受,在動盪下的香港,動輒與前線抗爭市民割蓆、不分皂白讉責暴力、反駁質疑者分化團結,終無法取信於公眾,扮演領導民主運動的角色。

 

本來反對總辭留守議會,由於原有選舉取消,理應取得新的民意授權,訂定議事抗爭策略綱要。然而泛民先選擇閉門造車私相授受,復利用扭曲民調充當支持留守議會的工具,於是錯過難得重新建立公信的機會,再次印證他們見利望義、遇事惜身,貪戀公權或政治利益,缺乏檢討與正視民意的道德勇氣。

 

港人自反送中以來負隅頑抗,確實撼動了中共政權,令管治偏離之前設定的路線,其粗野手段徹底暴露權力的焦躁。問題在於,威權報復下抗爭陷入絕境,本地溫和派不但沒有積極配合海外遊說的努力開出新路,泛民及其支持者在民主與善治當前搖擺不定,因循苟且地迎合政權,維護全球公認的不義議會,撐起「一國兩制」的虛偽皮相,無異為虎作倀。

 

議員去留非解方 策略思辯覓路向

 

話說回來,議會去留,僅為民主抗爭的道路分歧,關鍵在於當事人能否放下權力的魔戒思慮前路 —「離開、留守的路線圖」(i.e.留在議會做甚麼,議會以外怎麼辦),才是真正答案。

 

1990年代末,臺灣外有中國威脅,內有國民黨議會過半執政,其時民進黨經歷一場「華山會議」,不但未有造成黨內大分裂,反而在不同意識形態之下經歷辯解和說服,確立對中論述與手法,證明反對黨嘅理念經得起考驗,從而令黨員之間更加團結,保持與威權頡頏的活力。

 

過往香港民主派亦曾有多場「高山大會」,公開辯證路線、探討民主策略。

 

留守議會戰線,從中獲得政治資源,立法會議員身份、公權與發言權,在千瘡百孔的議會內尋覓生存空間,是過往泛民「寸土必爭」的思維。他們也許認為棄守議會即使能創造新的民主抗爭空間,然而前程未料且時效短暫,接下來年餘時間未必能再度掀起全民抗爭浪潮,不難理解。但在未得到民間確切共識、策略走向的前提下,僅討論去留問題絕非良策,至少要釐清以下要項:

 

首先是抗爭方式。聲言留守的議員,如何在不同政治議題上整合分歧、共同進退,解決黨派間各自為政的困局?能否制訂一套完整而且有系統的議事攻防手段?親中派、立法會保安甚至警察無所不用其極,民主派議員人數處於劣勢,必須要比對手更有週詳計劃、組織默契、明確分工,說服支持者「留守」是必要之惡。

 

其次是資源。委任議席源自選舉延宕,犧牲的是無法參選的民意代表,資源卻流向缺乏選民重新授權、政治上選擇妥協的代議士,成為不義制度下的獲利者。故要換取社會諒解與認同,「委任議員」得到資源後需適度補償,例如將部份所得投放於協助民主抗爭、支持地區工作、延續政策研究計畫等範疇,完成議會外同道未竟之事業。

 

回顧認知的政治理論及現實政治史,實在無法支持議會殭屍化。但放下爭議最好的方法,是正本清源,一切開誠布公,設法抵制強權,在議事堂內外竭誠爭取民主自由。

 

活在威權底下的社會,無力反抗的人也許僅餘憤怒、哀傷與無助。但能夠保障我們的,不是議會,不是制度,不是法治,而是捷克參議院議長維特齊(Miloš Vystrčil)訪臺演說所述:維護自由、真理與正義,舉起利劍穿好盔甲,助人自助。

 

每次政權令人髮指的惡行,或「同路人」失德失格的行徑,都在提醒我們這一點。

 

※作者為香港人/網媒記者兼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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