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經濟學?中國未來經濟工作的內涵、課題與分工

梁書瑗 2020年10月07日 07:00:00
李克強並未出席由習近平召開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而再度引起外界針對李克強經濟事務權被削弱的討論。(湯森路透)

李克強並未出席由習近平召開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而再度引起外界針對李克強經濟事務權被削弱的討論。(湯森路透)

今(2020)年10月中共將召開的十九屆五中全會,並於會上通過「十四五」規劃與2035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按照此時程,8月下旬至9月上旬應是中共中央在起草「十四五」規劃與2035年遠景目標的尾聲,因此習近平一連在8月24日召開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以及9月9日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八次會議。這兩次會議所傳遞的資訊不只「新發展格局」所指涉的經濟政策發展方向,背後也可一窺「新發展格局」的弱點,以及中共未來經濟事務的分工狀況,本文以下分述之。

 

習近平重申「新發展格局」為暢通國民經濟而非閉關鎖國

 

中共中央於今年5月政治局常委會與兩會期間,首次提出「新發展格局」一說。但彼時對外界而言,此「新發展格局」的具體政策方向仍不明朗,甚至認為,中國是為應對外部壓力而走向自力更生,[1]並出現「閉關鎖國」的疑慮。

 

習近平自7月下旬以來,一再重提「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並增補其中的政策內容。更於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另提「暢通國民經濟循環為主構建新發展格局」的說法。在習近平講話中,明確駁斥「新發展格局決不是封閉的國內循環,而是開放的國內國際雙循環」,達到釋疑的效果。「新發展格局下的雙循環」的政策核心在於,扭轉國家過去鼓勵國內企業「走出去」,往外拓展市場,在國際上爭戰沙場攻城掠地的策略,此後「供給體系」與生產要素配置都將以國內需求為優先。據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數據(詳下圖1),中國的貨物和服務出口佔GDP的比例於2016年首次跌破20%,2019年僅佔18.42%,中國以出口導向帶動經濟成長的榮景不再。中國轉向以國內需求為主,國外市場為輔的經濟戰略並非空中樓閣,中國政府正面臨調整經濟發展模式的關口。

 


圖1、中國的貨物和服務出口佔GDP 1978-2019)(資料來源:作者整理繪製自World Bank。)

 

「新發展格局」下北京展現擴大對外開放與加強管理的企圖

 

自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被提出以來,外界始終相當關注中國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未來的對外開放性。習近平在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首度就這個議題明確表態。本文認為,以下有兩點值得注意。

 

第一,中共釋出對於以美國為首的「境外勢力」結盟可能封鎖自身的焦慮感。習近平除重申中國對外開放的道路外,亦具體地提出,在推動對外開放時,合作對象的層級不只國對國,也包含與企業、地區,並直指「包括美國的州、地方和企業」。第二,則要求「越開放要越重視安全」,要強化管控對外開放風險的能力。

 

從上述可推知,中國未來的對外經營的對象將會著重在企業與地方層級。中國判斷國家層級的往來不容樂觀,唯有利用西方國家的政治體制與興盛的利益團體,從地方與企業層級的合作下手,對其直接釋出利益,間接壓迫該國中央層級的外交政策,突破不利我的局勢。此外,中國將無庸置疑地持續經濟對外開放的道路,但仍將存在種種對外商的制度性歧視,一如政府在制度上獨厚國企而輕私企。預期中國政府將會強化監管外商投資行為,並依據自身利益選擇性地調整各產業對外開放的幅度,引導外資至政府欲吸引外國投資的產業,例如中國本國技術不足的產業

 

消費力不均與物流系統或成為暢通國民經濟循環的絆腳石

 

當中國政府欲以內需市場作為帶動經濟發展的火車頭時,不均衡的消費力,及無法連結供應鏈上各節點與生產消費兩端的物流系統,恐成為「暢通國民經濟循環」的弱點,而無法完全釋放中國看似龐大的內需消費能量。

 

首先,針對消費力不均的部分,本文認為,消費力不均包含兩個層次,一為可支配所得的落差所導致不均衡的消費能力;二為部分群體的消費意願被抑制。一、在消費能力不均的面向上,今年「兩會」會後的總理記者會上,李克強不經意直指—中國仍有近一半人口數的月均收入人民幣1,000元。雖國務院主辦的黨報《經濟日報》為文,替李克強「有6億人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人民幣」一說解釋,但中國國家統計局則以2019年的數據證明李克強所言不虛(近年數據可見下圖2)。

 

圖2、中國居民按收入分組的年均可支配收入(2013-2018)(資料來源:作者整理繪製自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鑑》(2019年),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

 

二、在消費意願上,由於戶口綁定醫療保險、職工保險、教育等社會福利,外來人口無法取得居住地的社福資源,使之比本地人(擁有當地戶口者)的消費平均低16%-20%。因此,長期關注城鄉和區域發展的學者陸銘出席座談會,即引發外界對於中國可能漸進鬆綁戶口制度的想像。

 

其次,若要「暢通國民經濟循環」,除消費力外,如何重新打造「純中資」的供應鏈,以填補外資撤離的空缺也是另一挑戰。然而,型塑一條「純中企」供應鏈,不只需要在供應鏈中扶植或納入新的協力廠商,且各協力廠商間如何被連結也是另一關鍵。「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座談會的相關報導點出,部分省市「當地中小微企業的意外收穫—過去沒有機會和國際化大企業合作的省內小企業,現在紛紛接到國內的橄欖枝」。

 

因此,接下來便會面臨物流體系如何適應供應鏈的調整。9月10日中國政府14個部門聯合下發《推動物流業製造業深度融合創新發展實施方案》,預計推出兩方面的政策:一、降低物流業成本、提升服務品質與效率;二、促進物流業與製造業「兩業聯動」,延伸產業鏈,穩定供應鏈,提升價值鏈。以此解決供應鏈彈性不足、產業鏈協同性不強、物流業製造業聯動不夠等問題。

 

習為日後黨務部門掌握經濟事務鋪路

 

李克強並未出席由習近平召開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而再度引起外界針對李克強經濟事務權被削弱的討論。自去(2019)年末起,未來要完善「黨領導經濟工作的制度」的目標已開始陸續散見在各項文件中。 更多如去(2019)年12月6日中共政治局會議、5月18日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今年7月《求是》刊登習近平〈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一文。雖然習近平欲強化「黨領導經濟工作」已是不變的趨勢,但在甫落幕的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八次會議(2020年9月9日)的談話中,習首度對此清楚表態。不僅鋪陳在目前局勢下,中央財經委員會決策對中國未來經濟戰略的重要性,更進一步指出,「要加強黨中央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且須「樹立正確政績觀,從『講政治』的高度抓落實」,以及「要把黨中央作出的重大決策及時轉化為具體政策和法規,加強部門間協調配合,增強戰略一致性」。

 

前述談話表示,未來經濟事務的主導權已經確立是掌握在黨的手裡。對既有的黨與政府經濟事務分工而言,最關鍵的影響是,習將幹部所追求的績效指標與是否遵循黨中央對經濟事務的部署掛勾,以此統一官方對經濟事務的話語權。

 

從習近平近期對經濟情勢的談話,可推估「十四五」規劃與2035年遠景目標應有:一、解決阻礙「暢通國民經濟循環」的課題;二、如何一方面對國際開放市場,但另一方面強化監管國際對中的投資行為;三、不論何種手段,科技都要牢牢掌握在自身手中;四、「十四五」規劃將包含確立黨領導經濟工作的體制等四項議題。

 

※作者為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軍所博士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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