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日本東京舉行的四邊會談(Quad)。(湯森路透)

印度外交部長蘇傑生(Subrahmanyam Jaishankar)在9月初出版的《印度之道:給不確定世界的戰略》(The India Way: Strategies for an Uncertain World,以下簡稱《印度之道》)一書中描述印度與中國的互動是當今世代最重要的外交關係,兩國的合作可以決定亞洲的命運,但如果處得不佳,也可能毀掉一切。他認為,在當前美國疲弱不振及中國羽翼未豐的國際背景下,縱使西方國家或俄羅斯仍是印度外交政策的重點區域,但對印度而言,與美、中兩國維持互動關係仍有利益可尋,況且中國在全球或亞洲與日俱增的力量亦不容忽視。

 

《印度之道》一書中彙集了蘇傑生過去幾年來派駐中、日、新、美等國及擔任印度外交部秘書(2015-2018)期間的想法及演講紀錄。不論是派駐他地或是回部的歷練,蘇傑生總結了他認為印度需要學習的三個要點:「定義戰略目標」、「認清最理想結果」及「欣賞政治與政策的交互作用的過程」,並透過從中獲得的啟示來平衡當代國際秩序,實現印度自己的利益及願景。隨著中國在國際上的作為更為強硬、果斷,國際秩序的變遷似乎無可避免,而就讓中國導入「正軌」這點對印度的前景顯然至關重要。

 

印度之道一書封面(印度外長蘇傑生推特)

 

中國崛起對印度的啟示
 

在《印度之道》中的第一章節第一段,蘇傑生給予中國其應得的稱讚。根據蘇傑生的說法,中國的崛起是開發中國家的首例,而這樣的個案強化並刺激了同樣身為是類國家的印度,並催化了印度的競爭本能。印度可以從中國施展抱負及發展的路徑中學到許多東西,其中最先汲取的則是有關如何展現印度在全球性議題中的重要性角色。蘇傑生認為中國同時運用清晰的外交戰略及冒險的行為,以因應冷戰及後冷戰時期的國際事件,從而拓展在區域內的戰略生存空間。據他所說,中國在(崛起的)最初幾年中,便利用這樣的外交手腕在美國與蘇聯之間周旋,並自兩方獲得雙重的利益。

 

本書章節【尼姆佐-印度防禦】描述了蘇傑生對於過去印中關係時而緊張又時而交好的處境觀點,並討論在多極國際關係體系中如何建立雙邊友好的真摯關係。印度與中國是亞洲古老且偉大的文明,然而兩國卻從以往的知識、商貿及宗教交流,轉變成今日的互不信任及權力博弈、競爭,對於這樣的變化,確實需要透過雙方進行深切的自省方能有所改善;這不僅僅只是為了印中兩國的雙邊關係,更應該是著眼未來的必要課題。

 

當前美國與中國的互動中,「接觸勝於疏離」的啟示或許對印度外交官員來說,需要一些時間來理解、消化。過去20年來「中國似乎往往不戰而勝」,根據這樣的發展經驗,當今社會,科技、貿易及連結似也決定了國家通往的發展層次路徑。就如同中國一般,金融性工具、發展及連結計畫等,勢必成為印度未來發展的重點項目,不過相反的,印度也應該謹記守護國際公認的準則、透明性、平等性及對國家主權和領土的尊重。

 

根據蘇傑生的說法,中國的發展經驗,印度是可以加以參考、比較的,不過單純的「模仿」對於擁抱多元社會的印度卻未必是個解答。值得注意的是,蘇傑生並未使用「民主」跟「權威」這樣的二分術語來區分印度或是中國,而是承認印度與中國是兩個極為不同的政體及社會,從而印度如果為了證明自己忠於上揭價值(守護國際公認的準則、透明性、平等性及對國家主權和領土的尊重),而與中國有別,則必須針對各種議題進行辯論,並努力實現自己的遠大志業。

 

邊界爭議與印中的未來緊密相關
 

蘇傑生斷言,面對與中國在邊界問題上的爭議並確保自身主權邊界,印度需要更為現實的現實主義思維。維持邊界上的安寧與和平是過去30年印中邊界避免更進一步衝突,同時也是未來兩國互動的基本底線。「印中關係如同亞洲的兄弟情誼」,這樣的政治理想化論述程度上模糊了印度過去對於毛澤東及其對中國影響力的評估與認知,在評估可能出現錯誤的前提下,「貿然躁進將意味著風險,同時也應謹記避免將冒充膽怯作為戰略手段或將優柔寡斷的決策當作智慧的決定。」

 

當年的尼赫魯為了避免與中國發生立即性的邊界衝突,而未遵循副總理薩達爾.巴爾特(Sardar Patel)的警告,即「中國勢力進入西藏後將對印度構成長期威脅」,這也使得中國在1950年「遷入」西藏後確定了印度與中國的大致邊界。尼赫魯試圖避免做出艱難決策的心態,不僅導致作出了對邊界情勢的瑕疵分析,甚者進一步地侷限住印度軍隊領導階層在1962年邊境戰爭中的決策。1962年的戰敗者的不僅是印度而已,而是陪葬了整個兩國關係。

 

雖然印度與中國在推動邊界對話方面的制度化過程有深刻的進展,邇來中國對中段(錫金)與西段(阿克賽欽)爭議地區的主張似與過去似有所不同,邊界的入侵、另紙簽證及軍事接觸等種種舉動都顯示一個有別於以往且更具有膽識的中國,避免採取躁進舉措或已不再是種決策上的選擇。

 

 

是時候正視被忽視的問題
 

2009年的金融危機是中國在區域或全球地位的轉捩點。蘇傑生回憶起當時中國日益增強的自信心,身為印度的鄰國,這樣的影響力轉變在相互比較下也尤然可見。蘇傑生表示, 1947年印度與巴基斯坦的分治是印度外交史上的沈重負擔,不過這樣的事件機遇,卻也提供了中國介入南亞地區及戰略事務的突破點。後續有關巴基斯坦與美國的互動關係、中國與巴基斯坦在核設施的建設及阿富汗和平進程的合作等,都凸顯中國在南亞地區或印度的影響力已經不容小覷。

 

1962年印中戰爭爆發後,作為與印度傳統上的宿敵而言,中國與巴基斯坦的關係變的更為密切,這十足地展示了所謂「現實政治」的本質。中巴之間的的全天候戰略伙伴關係對中國而言具有雙重意義:在國際社會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以及限縮印度在南亞地區的重要性。這些歷史現勢及中巴經濟走廊的提出,皆公然地忽視印度的主權,這樣的舉措實然不利於印中關係的建立,而北京方面持續打發對印度的承認也並非是一個有助於建立兩國關係的作法。中國與巴基斯坦的交往互動自然存在「聲譽成本」,亦即對於國際社會制裁伊斯蘭恐怖主義的態度,將程度上施壓中國與巴基斯坦的外交關係,但印度不應該等待中國意識到這樣的問題存在才有所行動,反而應該在與中國的互動過程中直接並明述地表達自身立場。

 

恪守互惠原則
 

蘇傑生強調,近代中國在處理有關印中關係的進程上缺乏互惠精神是不爭且令人感到不甚愉快的事實。某種程度上,「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俗諺似乎不適用於中國,新德里與北京的外交互動上有諸多相關的案例可以回顧。印度獨立後,基於同為開發中國家及泛社會主義的立場,使印度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P.R.C)取得在聯合國中代表中國席次的代表權,然而中國並未在印度嗣後爭取成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席次上給與相當的支持。

 

在另一方面,中國製的商品在印度經濟市場氾濫成災,破壞印度原有的相關產業,甚至中國政府也從未認真考慮印度長期所呼籲、期盼的,對印度製藥或IT服務產業進行市場開放。這樣的情境,不禁令人聯想到,中國並未實質反對部分友中國家持續擁有核子武器,甚至有論點指出中國私下提供相關核技術給這些國家,但中國卻用印度為簽署《核不擴散條約》(NPT, Non-Proliferation Treaty)為由反對印度加入「核供應國集團」(NSG, Nuclear Suppliers Group)而影響印度在國際上的權利  。

 

蘇傑生認為「印度政策圈、工商業界及社會大眾,對於中國利用廉價產品破壞印度經濟市場的傾銷行為已有普遍的認知。」,這尤其置印中經濟合作處於一個更為複雜的狀態,這些中國製商品的傾銷也正逐漸蠶食、侵害印度國內的生產能力。現今,武漢肺炎(或稱新型冠狀肺炎、COVID-19)造成破壞性的影響後,印度除了將重新思考自身的經濟政策外,料將加強「自我生產」與「自給自足」的能力,亦即反應在印度政府將更加重視「在印度製造」的政策推動。

 

 

在全球及區域間學習如何寬以待人
 

蘇傑生的思想清楚地描繪出印度的放眼全球的野心及表現出印度有意願與周邊國家甚至區域外鄰國進行更為積極的互動,因此「印中之間的平衡均勢不會僅只發生在兩國之間,而是在更大的範圍內以不同的形式呈現。」印度與中國在全球或區域的融合或和解將不會是意料外之事,縱使在雙邊合作議題上仍存在挑戰,但依舊能夠利用多邊的契機加以合作,這類平台例如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峰會、俄印中三國機制集團、上海合作組織或有關氣候變遷議題、貿易或非洲地區的合作關係等都將有利於讓雙邊存在的歧異露出和解的曙光。

 

當中國表現出對南亞地區的興趣時,印度也將展現出對東南亞或東亞地區的企圖心。觀察過去印度在90年代推動的「東望政策」及當前莫迪政府推動的「東望政策」,印度確實已經深入日本、韓國或遠東地區的其他國家。印度-東協關係促使印度與亞洲鄰國間的互動與接觸,這樣的氛圍活絡了印度的過往僵固的外交政策,是以印度與中國必在更廣大的國際舞台上面對彼此。

 

有趣的是,儘管蘇傑生在書中多次地倡導印度應與亞洲重要經濟體進行互動,然而身為亞洲四小龍的台灣仍被排除在外。在這之前,有些相關的主題研究或著名的國際關係著作早已經意識到台灣在中國和亞洲崛起間所扮演的作用與角色,例如前印度外交部常務次長希亞姆.薩蘭(Shyam Saran)在2017年的著作《印度如何看世界》(How India Sees the World)中便將台灣歸類為東亞的「實質經濟體」;另一為前外交部秘書拉吉夫.斯克里(Rajiv Sikri)在他2009年《挑戰與戰略:重新思考印度的外交政策》(Challenge and Strategy: Rethinking India’s Foreign Policy)書中亦稱「台灣是東亞地區充滿活力的經濟體」,他讚許印度自1995年以來與台灣一直保持積極的互動關係,同時也指出兩岸關係的動態對於印中邊界的軍事平衡亦有深遠的影響。

 

蘇傑生反覆強調印度必須盡可能地向外觸及以獲得最大程度之利益。印度政府是否準備好與台灣有更進一步的接觸並承擔有關風險將是件值得觀察的事,而呼應蘇傑生的說法,「並非所有的風險都是無法承擔的,有些只需要經過信心計算及日益漸進的政策管理決心」即足矣。印度身為一個有抱負心的大國,必須將視野投入更大的藍圖、願景當中,藉以平衡不斷崛起的鄰國勢力,同時並保持亞洲地區的穩定發展。

 

展望未來的道路
 

緩慢的經濟改革和延遲面對極端選項是印度崛起的嚴重阻礙,在前進的道路上,大多數的改革推動者會遇到根深蒂固的觀念或經驗影響,以致於造成兩極化的討論結果,印度勢必得捨棄這類保守或防禦性的心態,不過印度的歷史及更迭的權力統治所形成的不連續性或許對化解這樣堅持傳統的僵局將有所助益,更重要的是印度自己毋須屈服於施壓或因說服而自限期選擇。不論是對於過去中國共產革命及民族主義,或是70年代後葉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崛起,印度對中國的瞭解都付之闕如。當前印度需要的是國內各大社群誠實且坦承的溝通、對話,同心協力地實現更好的平衡與利益融合。最後也謹記,與其與鄰國維持長期緊張的關係,務實地解決問題或許更為上策。



(本文經南亞觀察授權,經編修後刊出,原文連結,譯者:林鑫佑/ 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學研究所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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