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濠仲專欄:今年諾貝爾和平獎終究以索然無味收場

李濠仲 2020年10月10日 07:00:00

諾貝爾和平獎就是一座充滿「人味」的獎項,在它百年歷史中,絕大多數時候都能激起共鳴,但也有純打「安全牌」的時候。(攝影:李濠仲)

挪威諾貝爾委員會近日公布本屆和平獎得主為「聯合國世界糧食計畫署」(World Food Program),主要理由是它防止了世界利用飢餓作為戰爭武器,並促進糧食安全。和2012年頒給尚未脫離歐債風暴的歐盟一樣,在冠冕堂皇的表彰用語之下,都顯得有些牽強,尤其對照這座獎項百年歷史上曾經有過的輝煌紀錄,儘管爭議的受獎者不少,似乎也都好過又一次把「世界上最具聲望的和平獎」弄得如此索然無味。

 

因為它之所以能在全球數千個和平獎中獨具一格、如此權威,正因為它能將早期僅關注歐洲國家一舉一動的視野,逐步擴充為全面關切這個世界,更重要的是,它同時不斷對所謂的「和平」注入新意,從著眼於誰能「推動裁減軍備和舉行和平會議」,到進一步將和平詮釋為「和平不離自由、自由不離人權」,和平獎與時俱進的特色,讓自己登上世界級的地位,遠遠超越創辦人阿弗烈德、諾貝爾當初立獎的想像,因而就算它和諾貝爾文學獎併稱是最容易製造爭議的諾貝爾獎,仍不減其崇隆聲望。

 

它的影響力無庸置疑,所以每年十月,很多獨裁國家都會盯著它這回又要給自己找什麼麻煩,它也確實讓許多獨裁者恨之入骨。像是1935年,它把獎項頒給反納粹的奧西次基,1975年它頒給了蘇聯的物理學家薩哈羅夫,1983年頒給波蘭的工運領袖華勒沙,1989年頒給西藏流亡領袖達賴喇嘛,1991年頒給了緬甸的翁山蘇姬,2003年頒給了伊朗人權律師伊芭笛,當然,引起最大震撼的就是2010年頒給中國民運人士劉曉波。

 

這些得獎者都是站在極權統治者的對立面,他們獲獎,並得到世界高度關注,從而大舉墊高了他們的分量和影響力,諾貝爾和平獎彷彿這些反抗者的精神後盾,讓他們成了世界級的領袖,對他們所反抗的極權政府,形成另一種「兵不血刃」的直接打擊。於是,這些當權者中,有力圖阻止自己國家得獎者前往領獎的,有領了獎,卻被自己政府威脅要把獎座沒收的,至於劉曉波獲獎後,也未能讓自己減輕一絲一毫牢獄之災,最後是病死中國的獄政之下。

 

諾貝爾和平獎的影響力無庸置疑,所以每年十月,很多獨裁國家都會盯著它這回又要給自己找什麼麻煩。(歷屆得主/攝影:李濠仲)

 

當然,這座獎項縱然多次為人類世界黑暗的角落照入光明,卻也不見每次都能直接為和平發揮作用,如同當年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領導人阿拉法特、拉賓因為簽署了象徵和平交好的「奧斯陸協議」,共同在1994年獲頒和平獎,結果得獎隔年,拉賓就被以色列激進份子刺殺身亡,巴勒斯坦激進組織哈瑪斯亦對以色列再派出自殺炸彈客,阿拉法特則直接撕掉「奧斯陸協議」,以巴衝突很快又退回到原點,那座和平獎擺在他們各自的案頭則還不到一年。

 

同樣的,和平獎也不是沒有「識人不明」的時候。翁山蘇姬重返緬甸政壇後的表現即是一例,更早之前,1907年得主、義大利和平主義者莫尼塔,不也在得獎數年後就轉而公開支持義大利攻打土耳其,至於2011年因推動非洲女權運動獲獎的賴比瑞亞總統瑟莉夫,得獎三個月後就在接受媒體時強調「人權不及同性戀」。

 

諾貝爾和平獎「謎一樣的安排」,還包括歷來另有不少遺珠之憾。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印度聖雄甘地,他曾經一連被提名五次,每次呼聲都很高,卻一再和和平獎擦身而過,最遺憾的是,1948年挪威諾貝爾委員會終於決定把獎交到甘地手上,他卻在同一年遭暗殺身亡。甘地長年以非暴力、不合作運動訴求反抗英國高壓統治,之前為什麼就是沒有得獎,後續揣測眾說紛紜,其一是挪威不想得罪當時和它關係友好的英國,其二理由,則被認為比較契合箇中原因,即當時有決定權的諾貝爾委員會成員,對甘地個人民族主義傾向、獨裁特性有所疑慮,並對甘地在政治領袖及和平運者的角色切換,未能得到清楚界定。

 

總之,諾貝爾和平獎就是一座充滿「人味」的獎項,在它百年歷史中,絕大多數時候不乏激起共鳴,相當程度鼓舞了人類社會朝良善的方向前去,也曾多次扮演受壓迫者的守衛,讓他們能持續奮起對抗自己眼前不公不義的強權。但也偶有純打「安全牌」的模樣,進而有失諾貝爾和平獎自許對人類社會的積極貢獻,今年的結果,應該也會得到類似的評價。至於在挪威諾貝爾委員會公布得主之前,中國外長王毅藉由歐洲之行,警告挪威別再把和平獎贈給中國異議人士,尤其是香港抗中者,此話是否確實「發揮作用」,只能留待日後出土的文獻去推敲了。

 

※作者為《上報》主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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