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藥與政治的牽扯，並非始於今日。自從西方現代性影響中國起，中醫藥就未曾擺脫過政治傾向的角力。

關於歷史，就從魯迅（1881-1936）說起吧。

魯迅非常批判中醫。他在《吶喊》的自序中寫道：「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魯迅曾在日本學習西醫，一九○四年就讀於仙臺醫學專門學校，該校於一九一二年改制為今日的東北大學（Tohoku University）醫學部。日本小說家太宰治曾以在仙臺習醫的青年魯迅為主角，寫成小說《惜別》。順帶一提，這本一九四五年完成的小說，被視為迎合時局之作，以日本「大東亞共同宣言」中的五大原則其一「獨立親和」為寫作方針，各種原因讓此書未獲好評。

魯迅對中醫的批判，不僅是因為他曾在日本學習西醫，事實上他後來棄醫從文，投入文藝運動，以期改造國族精神。魯迅真正批判的，是所有陳舊的中國傳統，中醫便是低劣落後文化的一個象徵。他將中國人比喻為「病人」，得用「科學」治療，百分之百支持西醫。

另一位比魯迅更早的代表性政治人物──中華民國的國父孫中山（1866-1925），也不信任中醫。孫中山同樣也是學習西醫，畢業於博濟醫學堂。這所學校於一八六六年在廣州成立，被認為是在華傳教士創立的第一間西醫教育機構，培育出中國最早的一批西醫師。就是今日廣州中山大學醫學院的一半前身。

孫中山晚年罹患肝病重症，住進北京協和醫院，這是國際上最有名的中國西醫院，當時由美國人主辦。即使西醫治不好已病入膏肓的孫中山，他仍然反對服用中藥。魯迅聽聞孫中山病重之際仍堅持不服中藥，覺得很感動，稱讚堅定科學立場而不使用中藥的孫中山是「永遠的革命者」。不過，孫中山最後還是離開協和醫院，在行館內接受了中西醫結合治療，但仍藥石罔效，不到一個月便辭世。

不論是孫中山還是魯迅，他們對中醫藥的否定態度，與晚清以來諸多著名的有識之士一樣，像是梁啟超、嚴復、胡適等，都致力於推動中國朝向西化現代性的改革，鼓吹西醫，不信中醫。這股現代性趨向，形成中國近代史上的「廢除中醫」運動。

前述提及的「國醫節」，正是在反對中醫的現代性風潮中誕生的。一九二九年，國民政府中央衛生委員會公布廢除「中醫中藥」的法令，引發當時中醫界的強烈反彈，於該年三月十七日舉行全國性抗議遊行。在此抗爭前，中醫界原本常因師承和醫理之別而彼此競爭，直到國家介入提出廢止法案，中醫界才團結起來，並讓政府收回法令。甚至，一九三一年三月十七日，國醫館於首都南京成立。中醫界更為了紀念五年前的抗議運動，於一九三四年呈准將三月十七日訂定為「國醫節」。只是，中醫雖然得到「國醫」之名，但在中國的現代性追尋中，一直處於受政治力影響的起伏狀態。

廢除中醫藥就和去除中國的傳統一樣，與在現代性洪流中興起的民族主義有關，這些都是晚清以來革命家的共同之處。不過，當代民族主義者看待中醫藥的立場，卻不一定都是否定它，反而可能走上另一極端，也就是接納乃至過度吹捧中醫藥。

中醫藥與民族主義

一九四九年後的中國，就是一個例子。中國革命領袖毛澤東基於國家與民族體質的現代化改革，也是大規模地去除傳統。不過，他對中醫藥的公開指示，卻和孫中山、魯迅等民族主義先行者的革命理念相反。

毛澤東強烈反對西方帝國勢力，堅持中國的主體性，加上當時中國科技、人力與物力均普遍缺乏，因而鼓吹發展中醫藥和少數民族醫藥，通稱為「祖國醫學」。不過，值得一提的是，毛澤東個人對於中醫的態度，與其公開高舉的政治立場則不見得一致。一九四九年後的中國，雖然持續推動科學與現代化，發展生物醫學，但在衛生政策的口號上則強調「團結中西醫」。

毛澤東甚至要求西醫學習中醫。例如，一九五五年，北京協和醫學院被要求聘請兩名中醫師參與治療工作，西醫師還必須聆聽中醫師的「祖國醫學的治療原則」七講。這個政策曾引起西醫師的質疑抱怨：

看不出中醫有什麼東西。 ……領導上叫我們鑽下去，可是大夫們不知怎麼鑽？不知到底學到什麼程度？怎麼學？同時看不出學中醫的前途。

三年後，一九五八年，毛澤東又繼續指示「西醫離職學習中醫」，他說：

我看如能在一九五八年每個省、市、自治區各辦一個七十至八十人的西醫離職學習班，以兩年為期，則在一九六○年冬或一九六一年春，我們就有大約二千名這樣的中西醫結合的高級醫生。

不論毛澤東擘劃的藍圖是否過於理想，這個藍圖明顯展現出實用目的。當時，絕大多數的中國人生活在貧困的農村，各地傳染病盛行，現代化的醫療衛生基礎建設尚未全國普及。在此狀況下，由於中醫藥等傳統醫療得以就地取材，毋須仰賴新穎的科學知識與器具技術，在基層推廣中醫藥有其現實理由。

只是，當年中醫藥的最大問題就在於良莠不齊。可以想像，既然彼時對於基層傳統醫療的素質難以把關，在推廣「祖國醫學」的風潮下，要是出現異想天開或道聽塗說的現象，也就不足為奇。例如，一九五九年新華社記者報導了一則奇聞，「僮族人民寶貴的醫學遺產──甘蔗接骨」：

經廣西醫學院「甘蔗接骨研究小組」十個月來調查整理和研究實驗，已獲得初步成果。

……甘蔗組織中逐漸長入新生的骨組織，甘蔗纖維漸漸被吸收。實驗動物和臨床患者的全身及局部的異物反映很輕微。

甘蔗接骨是長期流傳在廣西僮族民間治療骨折的方法之一。 ……這種甘蔗接骨的方法有兩種，一種是用甘蔗作外夾板；另一種是作「內渣」──把甘蔗放在骨折處。

廣西醫學院著手研究甘蔗（內渣）接骨是在去年學習祖國醫學遺產高潮中，師生下鄉訪賢采風，搜集到關於甘蔗接骨的材料時開始的。

這種官方媒體推波助瀾、以訛傳訛的現象，與中醫藥或其他傳統醫學的實際品質不一定有關，突顯的更是環繞在中醫藥發展周圍的各種附加想法，可能是民族主義、政治利益，也可能只是乘著政治風向而見縫插針的投機行為。

新冠疫情下的中醫藥爭議

說到這裡，再來看二○二○年中國新冠病毒疫情下發生的中醫藥事件，便予人歷史似曾相識之感了。以下舉出三個事件為例。

一月底，新華社報導中國科學院上海藥物研究所聲稱，該所和武漢病毒研究所聯合研究初步發現，中成藥雙黃連口服液可以抑制新冠病毒。結果引起民眾瘋狂搶購，不僅此中成藥銷售一空，也帶動中藥材價格飆漲。這和二○○三年SARS疫情時，民眾搶購板藍根的現象如出一轍。雙黃連搶購熱潮引起廣大爭論，有中國網民發出「雙黃連一響，黃金萬兩」的嘲諷語，《人民日報》也趕緊呼籲民眾切勿自行服用。

二月起，中國加強引入中藥協同治療新冠病毒感染的患者，最有名的就是廣東省提出的「肺炎一號方」，主要用於輕症病人，提升其免疫力。新華網等中國媒體經常報導中醫藥對抗疫情的貢獻。但與之同時，媒體也會報導專家意見，表示西醫藥才是治療主力，不宜過度宣揚中醫藥的效力，否則不僅不切實際，還可能造就搶購雙黃連等中成藥的問題。

三月時更引起爭議的，則是世界衛生組織在「二○一九冠狀病毒病專題問答」中，原本在「我不該做哪些事情」的問題下，列出「服用傳統醫藥可能有害」的建議。之後，三月四日，世衛認為該表述過於寬泛，並未考慮到中度與輕症患者尋求傳統醫藥的有益事實，於是決定先於三月六日刪除該表述的中文版。三月七日又在英文版中刪除該表述，其他語言的版本也於三月八日刪除。這些變動，引起國際輿論對世衛標準是否受到政治影響的質疑。

以上三類事件，表面上都涉及長久以來中醫藥的有效性與科學性爭議。但實際上，當時在全球醫療界仍對新冠病毒引發的肺炎幾近束手無策、只能採取支持性療法之際，「中醫藥對此肺炎是否有效」根本不成為關鍵問題。也就是說，中醫藥在疫情之初的爭議，突顯的依然是民族主義的面子掙扎、乃至利用民族主義政治情緒來操作投機的老問題。

投機的定義就是「看準縫隙搶先冒出」，所以輿論批評雙黃連中成藥利用民眾的恐慌與中醫藥成效標準不透明，趁隙大賺一筆。但是更進一步思考，投機者所看準的並不只有這兩道縫隙。這些投機者其實眼光高遠，他們所利用的最大裂縫，是中醫藥在中國廣為存在與使用的事實，而這個事實的後臺，則是當代中國以中醫藥為民族國家主體象徵的精神原則。

疫情之初接二連三出現的中醫藥爭議，問題的層次其實有別，卻都在一陣混戰中被攪和了。

雙黃連中成藥所顯示的問題層次極低，本質是「宣傳不實」或「專業詐欺」的法律問題。就專業倫理與法律規範來看，應該很容易糾舉處理。但投機者之所以能夠逃過制裁，正是因為他們一開始就鑽進了高層次的縫隙中。中醫藥所象徵的民族主義被濫用，成為投機者的保護傘。

※本文摘自《疫病與社會的十個關鍵詞》第六章「中醫藥」／春山出版／作者為人類學家，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研究領域主要從愛滋、毒品與麻風（漢生病）等疫病的角度切入，分析國際與全球衛生，理解當代社會變遷的本質與傾向，以及身處變遷中的個人生命經驗與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