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從借殼上市到破繭而出—談汪浩《借殼上市:蔣介石與中華民國台灣的形塑》

余杰 2020年10月21日 00:01:00

「中華民國台灣」是「借殼上市」的結果,也是一種權宜之計或臨時狀態。(圖片摘自總統府網站)

蔣介石帶到台灣的黃金救了台灣嗎?

 

從《意外的國父》到《借殼上市》,汪浩是最早也最系統地論述「中華民國台灣」這個概念的知識人。他出生於上海,在英國牛津大學留學期間作為海外留學生支持天安門學運,從此與中共政權分道揚鑣;後來他又成為台灣女婿,由國際關係和金融領域轉入台灣史研究,反倒具有一種學術圈外人的自由心態與宏觀思維。他的文章和著述為「台灣何以成為台灣」提供了另一把鑰匙。

   

汪浩告別銀行家的職業,以歷史研究者為後半生之志業,或許他信奉古代歷史學家波利比亞斯在《史書》中的名言:「最具有教訓意義的事情,莫過於回憶他人的災難,要想學會如何莊嚴地忍受命運的變化,這的確也是唯一的方法。」這句話比司馬遷「窮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豪言壯語更謙卑與睿智。英國歷史學家和軍事戰略家李德哈特指出,長久的歷史觀點不僅能夠幫助人們在「危機的時候」保持冷靜,而且更提醒眾人,最長的隧道還是有它的終結。即使我們看不出前途存在任何真相的希望,但是基於對未來的演變而對歷史的關注,還是可以幫助我們繼續活下去的。對於一個具有思想的人來說,它可以說是一種對自我毀滅的最強力克制。

   

《借殼上市》的書名來自於金融術語,這本書討論了蔣介石政權潰敗到台灣之後,如何讓中華民國這個被中共宣佈終結的「空殼」,利用經過日本半個世紀的現代化建設的台灣來舊瓶裝新酒,重獲生機,換言之,就是「借殼」民國,台灣「上市」。在此過程中,蔣介石和國民黨批量製造若干歷史謊言,汪浩一一正本清源,去除了從民國史蛻變到台灣史的過程中,被御用文人濃妝艷抹的油彩,使之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而且,作者更以國際關係專業學者的事業,透視台灣在大國競逐中艱難求生的歷程,包括宛如賭徒的蔣介石,在賭本所剩無幾的情形下,孤注一擲的成敗得失。

   

經過汪浩法醫般的解剖,很多台灣人從小在教科書上被教導的事實與觀念,原來是精心打造的謊言。比如,國民黨長期宣傳說,蔣介石運到台灣的黃金數量龐大,為台灣的經濟發展「奠基」,大部分人信以為真,對國民黨感恩戴德。然而,汪浩通過梳理蔣介石本人的日記、當年財經高官的記載以及蔣介石身邊負責運送黃金的侍從官的回憶等,得出讓人吃驚的真相:蔣介石帶到台灣的黃金並沒有外界想像的多,僅有三百七十五萬兩,其中百分之八十在一九五零年就作為軍費花掉了,獲益者是蔣介石帶到台灣來的軍政及特務人員,而非台灣本地民眾。蔣介石帶來的黃金既沒有穩定新台幣,也沒有為台灣未來發展「奠基」。

   

真正拯救台灣的,不是蔣介石帶來的黃金,而是韓戰爆發之後源源不斷輸入的美援。今天高調反美的國民黨人完全不提美援的作用,這是一種無恥的背叛,如汪浩所說:「美援的到來堪稱是及時雨和救命丹,直接增加當時的物資供給,平抑物價上漲的困境,促進中華民國政府的穩定。」二十多年間,美國對台灣無償軍事援助高達四十二點二億美元,是蔣介石運來台灣的黃金的價值的三十多倍。可以說,如果沒有美援,即便中共不攻打台灣,蔣介石政權也無法維持在台灣的統治,更不用說在七十年代台灣能成為經濟騰飛的亞洲四小龍之一了。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但對如此攸關生死存亡的美援,國民黨卻選擇了故意的失明。

 

 

白崇禧是制止二二八屠殺的英雄嗎?

 

作家白先勇先後出版《父親與民國:白崇禧將軍身影集》、《療傷止痛:白崇禧將軍與二二八事變》、《八千里路雲和月》、《悲歡離合四十年:白崇禧與蔣介石》等著作,替其父白崇禧平反。「二二八事件」發生後,蔣介石在3月11日特派時任國防部長的白崇禧前往台灣「宣慰」,白崇禧在3月17日至4月2日,接手處理二二八的善後工作。白先勇強調,在那「關鍵十六天」,白崇禧「救了不少台籍人士的性命,當時台灣人對父親一直銘感於心」,由此認為白崇禧對台灣人有功無過。

   

然而,白先勇固然是優秀的小說家,但其關於其父親的歷史著作是否秉筆直書,我只能打一個問號。如果只是像朱自清的散文《背景》那樣寫家庭中的父子之情倒還罷了,但若是涉及到對作為政治人物、公共人物、歷史人物的「父親」作出評價,來自兒子的論斷尤其要加倍警惕。因為在中國「為尊者諱」的文化傳統中,兒子一定會為父親說好話,甚至竭力掩飾父親的錯誤及改善父親的負面形象。

   

有趣的是,共產黨方面也對白先勇洗白父親的努力持肯定態度。共產黨在國共內戰期間,對台灣民眾的二二八抗暴大加讚美,但後來當二二八這一歷史事件成為台獨思想的催化劑時,共產黨卻站在國民黨一邊,支持為了統一而屠殺民眾的政策。同時,共產黨也蓄意形塑所謂「多元」的二二八敘事,與台灣本土派爭奪歷史話語權。所以,在中共的隨附組織「中華統一促進會」的官網上,發表了署名吳強的對白先勇著作的書評,讚揚白先勇「如實直說」,「推動了對白崇禧個人的研究,將人們過往記憶中在北伐和抗戰時期有功的白崇禧印象延伸至戰後臺灣政局的整頓,而他在宣慰過程中與蔣介石之間的互動也更為明確了兩人關係史演變的時間座標,為白崇禧晚年在台命運的悲苦埋下了伏筆」。

   

然而,白崇並非如白先勇所說,手上沒有沾一滴台灣人的鮮血。白崇禧與蔣介石的矛盾是國民黨人的內鬥,但他們在鎮壓台灣人的反抗時同樣毫不手軟,並不存在任何分歧。台灣評論人傅紀鋼指出,根據二二八受難者家屬王克雄的文章〈白崇禧下令殺害台灣菁英〉,列出許多死於白崇禧「宣慰」時期的台籍菁英的名單,其父檢察官王育霖也未倖免。文章指出,白崇禧在台期間:「單在嘉義,3月18日陳復志在嘉義火車站前被槍斃,並曝屍三天;3月21日余炳金被槍決;3月23日陳容貌、盧鎰等十一人被槍殺;3月25日四位和平使節陳澄波、潘木枝、柯麟及盧鈵欽更被押出槍殺。」3月21日起,國民黨政府為了「徹底肅清惡人」,開始實施清鄉。白崇禧所率之國軍第21師及其他軍事單位,將台灣分為七大分區,開始清剿台灣人的反抗勢力。

 

  作家白先勇先後出版《父親與民國:白崇禧將軍身影集》、《療傷止痛:白崇禧將軍與二二八事變》、《八千里路雲和月》、《悲歡離合四十年:白崇禧與蔣介石》等著作,替其父白崇禧平反。(攝影:蔣銀珊)

 

在汪浩的書中,對於白崇禧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角色也作出新的闡釋。汪浩認為,白崇禧名為「宣慰」,實為鎮壓。白崇禧在回到南京後向蔣介石呈交關於二二八事件之報告書,認為事件之根源在於台灣人受日本奴化教育而缺乏「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之精神」,特別提出要加強「臺胞祖國化」的教育——此後,臺北的幾條主要街道被改名為忠孝、仁義、信義、和平。而蔣介石「受白崇禧的影響,對二二八事件性質的判斷,在三月上旬和下旬之間發生了重大變化」。起初,蔣的定性是「不幸事件」,認為共產黨在台灣的滲透並未深入。但蔣讀了白的報告書之後,迅速將事件看做是台灣人與共匪聯手奪權暴動,以此來合理化全臺的白色恐怖。汪浩運用大量史料作出的分析和結論,比白先勇的文章更符合歷史真相:白崇禧到台灣不是「宣慰」,而是屠殺。

 

蔣介石一直堅持秋海棠地圖的中華民國嗎?

   

十多年前,我第一次訪問台灣,離境時在桃園機場的商店閒逛,希望購買幾件伴手禮。店員見我是中國來客,便主動推薦說,買一張中華民國地圖吧,在中國沒有,你們的地圖是雄雞報曉,我們的是秋海棠。我當然知道中華民國的地圖是秋海棠,我更知道中國有許多熱情洋溢的「民國粉」及「國民黨粉」,將這張秋海棠地圖視為珍寶。然而,作為蒙古人和蜀國人,我既不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認同中華民國,我對雄雞報曉的地圖毫無興趣,也對秋海棠的地圖敬謝不敏。

   

秋海棠的地圖是一個笑話,更是一個謊言。汪浩在書中指出,蔣介石生前早已默認了其治權僅及台澎金馬的事實。以對待蒙古國的態度而論,蒙古在蘇聯的加持下爭取加入聯合國時,蔣介石並未否決其入聯議案。在當時的表決中,中華民國駐聯合國代表蔣廷黻奉命離席不投票。蔣廷黻宣誓國府仍然認為外蒙古「完全無資格入會」,不適用否決權完全是應「非洲及其他地方很多友邦」的請求。其實,背後的原因乃是美國施壓——只有美國的施壓才對蔣介石產生作用。就好像毛澤東在蘇聯史達林的壓力下,默許了蒙古成為蘇聯的附庸國的事實,旅日學者王珂對此段中蘇交涉蒙古問題的歷史有深入研究。

   

蔣毛都是獨裁者,但在國際問題上各有其後台老闆。在蒙古問題上,蔣介石不敢跟美國老闆鬧翻,毛澤東也對蘇聯老大哥言聽計從。蔣介石在日記中常常痛罵美國,但他意識到其個人地位以及中華民國政權在台灣存在都有賴於美國的扶持。所以,早在一九六一年,蔣介石就猶抱琵琶半遮面地承認了蒙古是聯合國成員國的事實——而中華民國自己在聯合國的席位已然搖搖欲墜。但在對內宣傳教育時,中華民國的地圖仍將蒙古共和國涵蓋在內。中華民國既沒有實際控制和統治廣袤的蒙古,也無法否定蒙古國被國際社會普遍承認的現實——蒙古國如今在國際上的合法性遠超過中華民國,這是一個何其巨大的諷刺。

   

蔣介石與毛澤東一樣,既不是「一寸都不能少」的強硬的民族主義者,也不是教條僵化的意識形態的持守者——毛不是馬列主義者,蔣也並不信奉三民主義,他們都是馬基雅維利式的實用主義者。汪浩在書中有專章論及蔣介石一度試圖與蘇俄密謀夾擊中國的一段隱秘而有趣的歷史。蔣的「反共抗俄」口號,只是說給愚民聽的。蔣反共,不是因為馬列主義與三民主義勢不兩立,而是因為共產黨奪取了他的江山和王位,他像《天龍八部》裡的慕容復一樣念念不忘復國大業,即便是畫餅充饑、望梅止渴,也自得其樂、自欺欺人。為了奪回江山和王位,在被美國畫地為牢的情況下,蔣介石抓住中蘇翻臉的契機,不惜飲鴆止渴,與兩度合作且兩度翻臉的蘇俄再牽紅線。

   

雖然雙方合作的基礎十分薄弱,但走投無路的蔣介石視之為救命稻草。凡走過的必留下痕跡,汪浩發現,蔣聯俄之心急不可耐。一方面,一九六八年,蘇聯派克格勃特務路易士以英國記者的身份來台,得到蔣經國親自接見。蔣介石並讓蔣經國將其合作對付中共的口信帶給路易士,請他傳達給蘇聯當政者。但後來,這一管道並未取得實際成果。另一方面,中華民國駐墨西哥大使陳質平與蘇方不斷接洽,甚至開始展開大使級會談。蔣介石非常重視此事,親自指示陳質平談判策略。蔣試圖玩弄台、美、蘇「小三角」遊戲,但心有餘而力不足。後來,中華民國與墨西哥斷交,此一管道亦半途而廢。汪浩指出,蔣介石晚年在日記中寄望於美蘇聯合幫助其反攻大陸,在冷戰美蘇勢不兩立的國際格局下,這顯然是異想天開。美國後來聯合中共對抗蘇聯,中華民國遂被趕出聯合國及被美國等西方大國斷交。

 

台灣將比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更長壽

 

日前,台灣康軒董事長李萬吉自中國出差返台後,無視居家檢疫規定外出活動,惡行被舉報曝光後,遭新北市衛生局重罰100萬元。之後康軒集團傳出有女員工因被內部懷疑為告密者,遭受鎖電腦、扣獎金及貼紙條等霸淩,不得不打壓離職。康軒從出版中小學教科書起家,30年下來成為台灣最大的文教集團,年營收將近70億,但其董事長的人品卻如此不堪。

   

媒體揭露,康軒在中國的版圖更驚人,23個省份都有據點。更有人發現,康軒官方網站上,董事長親筆操刀內容,自稱來自台灣地區,自稱「中國台灣」。這讓台灣網友看不下去,怒嗆康軒是雙面企業,「台灣不容,滾回中國」!康軒集團發言人辯稱:「之前郝柏村的時代已經有講過,那個台灣地區,是按照我們課綱的一個說法。」康軒集團董事長李萬吉承認:「(中國)政府招商的配套,土地用最便宜的賣給我們,另外也實質上現金補貼我們的建設款。」而財經專家徐嶔煌分析說:「你做的教科書是賣給中國這麼多的學校,所以你要符合政治正確,中國的政治正確就包含中華民國這4個字不能出現,包括總統兩個字也不能出現。康軒要進去中國市場的時候,就要自動去做改變,因為如果不做改變,沒有政治正確,中國市場根本不會放行。」

   

比起康軒到中國撈錢來,更關鍵的問題是其出版的教科書。康軒及國立編譯館等國民黨政府長期扶持的教科書編寫及出版機構,不是向中小學生傳授新知、啟發心智,而是宣傳洗腦、貽害無窮。台灣民主化三十多年,但教科書的改革遠遠跟不上社會進步以及學術推展。汪浩在書中逐一破除了國民黨此前數十年炮製的一系列歷史謊言,這些謊言已成為教科書中「不爭」的「真理」。比如,汪浩指出,蔣介石早已接受美國的「台灣地位未定論」,也承認中華民國領土不及大陸,甚至默認與美國「共同防禦」就是「共同管理」的事實。而「八六海戰」的失敗,實際上救了蔣介石的命——此前,蔣介石一直蠢蠢欲動,瞞著美方制定「國光計畫」,試圖組織二十個師反攻大陸。然而,「八六海戰」的失敗讓蔣介石意識到國軍參謀總部與陸、海、空三軍協調能力的重大缺陷,不得不懸崖勒馬。否則,他輕舉妄動招致更大的慘敗,一定會被美方拋棄。汪浩也指出,蔣介石利用釣魚島問題煽動民族主義者的愛國情緒,但實際上,「當年無論是蔣介石與蔣經國,還是毛澤東與周恩來,為了與美日搞好關係,都不願意在釣魚台主權上糾纏不清,受騙上當的是那些參加保釣運動的熱血青年」。汪浩及歷史學界的這些新的研究成果,何時才能進入中小學歷史教科書呢?

   

對於蔣介石是不是「中華民國台灣」的「意外的國父」這個問題,汪浩在本書中指出,即使蔣介石不願承認,但他心裡仍然明白,「中華民國」與「中華民國在台灣」,兩者是完全不同的。「一九五零年以來,台灣領導人和台灣人民,通過中華民國台灣化來對抗中華人民共和國吞併威脅,是台灣現代史的主軸。」汪浩使用的「借殼上市」這個金融術語,比「鳩佔鵲巢」來得溫和,但也顯示如今的台灣還不是一個「正常國家」。誠然,「中華民族台灣」是目前台灣社會和台灣民眾的國家認同的最大交集,但我更認為,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是暫時性的政權,而台灣更具永恆性的價值。「中華民國台灣」是「借殼上市」的結果,也是一種權宜之計或臨時狀態,未來台灣還會經歷一個「破繭而出」的重大轉折,是否能以「台灣共和國」之名成為太平洋上的燈塔,取決於新一代台灣人的決心與打拼。

 

 

※作者為美籍華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蒙古族,出身蜀國,求學北京,自2012年之後移居美國。多次入選百名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知識分子名單,曾榮獲美國公民勇氣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廖述宗教授紀念獎金等。主要著作有《劉曉波傳》、《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潰》、《顛倒的民國》、《中國乃敵國也》、《今生不做中國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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