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昭明專欄:中國「霧霾危機」讓全體人類付出的代價

曾昭明 2017年01月03日 07:00:00

中國霧霾嚴重到北京公安也得戴上口罩值勤。(湯森路透)

最近網路廣為流程的一段影片,可能是天朝文人喜歡「將喪事當喜事辦」的護教學習氣的最佳寫照。按照影片中中國專家的說法,「有中國特色」的大規模霧霾危機,其實是中國最佳的空防裝置:「霧霾可以防導彈」,因為霧霾是雷射武器的最大剋星。

 

今年冬天,北京首度因為霧霾危機,而不得不發布了級別最嚴重的「紅色預警」。整個華夏大陸,從華北、華中到關中,完全籠罩在霧霾中。從空中往下望,到處都是霧霾,見不到大地。可以想見,華夏大陸的空防,也正處於最佳狀態。

 

毫不意外,中南海的大話,再也壓不住人民心中的憤怒:分明工業污染是霧霾的主因,為何卻拿封閉老百姓的煤爐作為對治手段?「盛世帝國」下的市井小民不禁質疑:那「你們」是怎麼做到「奧運藍」、「閱兵藍」、「會議藍」的?

 

市井小民也知道,其實中共官員非常清楚問題的癥結所在,也非常明暸解決的途徑。只是,按照華夏的帝國傳統,賤民的生命當然不能與奧運、閱兵和G20會議這種「帝國大業」相提並論。對華夏帝國,「賤民藍」是絕對不可能、也不允許發生的事情;相反地,戴上口罩的人,還可能被認為是進行「無言的抗議」,而遭受官方處分。

 

天朝文人眼中的「氣候正義」

 

當看著這些怪誕、帶有啟示錄意味的黑色幽默畫面,我們或許不該忘記:才幾個月前,當G20的杭州領袖峰會剛閉幕,台灣與中國的天朝主義文人,就立即發出了歡呼:習近平與歐巴馬在峰會前夕聯合批准《巴黎氣候協定》的舉動,「是國際氣候正義的大突破」,透顯了「中國在國際外交上的成熟與高瞻遠矚」。

 

依據天朝文人的解讀,歐洲政客之所以會對中南海的這個舉動高調表示認同,乃是由於沒有中南海的明智決斷,美國就依然會對全球氣候協議採取抵制立場。

 

當然,即便是《紐約時報》都大概難以否認,如果從華盛頓的角度,特別是從美國總統歐巴馬的角度來看,事情的真相恰好是顛倒過來的。如果沒有歐巴馬的委曲求全,中南海是不會對全球氣候協議採取積極作為的。

 

對美國主流的智庫和媒體機構來說,歐巴馬政府為著要讓中國在氣候變遷議題上,依照國際社會的期望而批准《巴黎氣候協定》,就變得在南海議題上無所作為,只能坐視美國宣示多年的「重返亞洲」戰略在東亞淪為笑柄。在總統大選期間,歐巴馬被批評為「在外交政策上軟弱無能」,最終使得整個民主黨付出了嚴重的政治代價。

 

「綠領經濟」-歐巴馬版本的「美國夢」

 

或許,從台灣人的立場,許多人可能會傾向這樣的判斷:歐巴馬只關心如何讓自己在氣候變遷等議題上留下後人不會遺忘的歷史遺產,但結果卻因對「中國利益」百般迎合(accommodate),讓美國在處理北韓議題、南海議題等重大外交課題上,都留下了嚴重的敗筆。一些人甚而會覺得:「沒有比這些天天高喊人權、永續的人更偽善的了!」

 

這樣的判斷,或許道出了人間世情的某些真相,但極可能,也並非全貌。歐巴馬的委曲求全,從他自身的處境而言,也或者有不得不然的理由。

 

據說,對一個公共人物的政治德性的真正考驗,在於他是否能以具備勇氣和尊嚴的方式,來承受最徹底的大起大落,最徹底的命運轉折。某個意義下,歐巴馬與中南海的交手經驗,就經歷過了這樣的時刻。

 

回到歐巴馬剛就任美國總統的時候,那時他接手的政府機器,正面對著美國19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大危機。2008年,美國的失業率從年初的4.9%驟然飆升到10%。從2007年底到2009年底,美國的實質GDP滑落了4.3%,這是二次大戰結束後美國僅見的經濟危急狀態。

 

在這個時代背景下,歐巴馬政府立即為美國經濟大危機研擬了綜合性的對策,特別在中長期的變革策略上,要以開創「綠領工作」為要務,透過「綠色創新」來重振美國與世界的經濟情勢。因《綠領經濟》(The Green Collar Economy)一書而名噪一時、「所有人的綠色經濟」(Green for All)的會長范•瓊斯(Van Jones),也加入了歐巴馬的團隊,希望打造出「讓馬丁路德驕傲的綠色經濟」,「給年輕人放下手槍、拿起銲槍的機會。」

 

「透過綠領工作再次締造強壯的中產階級」,這是歐巴馬版本的「美國夢」。

 

歐巴馬只關心如何讓自己在氣候變遷議題上留下後人不會遺忘的歷史遺產,結果卻對「中國利益」百般迎合,讓美國在諸多重大外交課題上,留下了嚴重的敗筆。(湯森路透)

 

從全球經濟危機到「全球綠色新政」

 

如果依循過去流行的思維,環境生態保育與經濟發展之間,在最好的情形下,是沒有交集的平行線,而更多的時候,是彼此矛盾的。就此而言,確切地說,「綠色經濟」如果不是自我矛盾的修辭,至少也是高度可疑的事物。

 

然則,就歐巴馬政府環繞「綠色新政」的政治想像而構建的國家戰略而言,過去在「市場自由主義」思維下將經濟成長的重心放在GDP的增長,卻忽略社會平等,也沒有計入環境破壞的成本的做法,顯然是必須大幅調整的。相反地,藉由「包容性的綠色經濟」,來同時解決經濟蕭條、社會不平等與生態環境劣化的「三重危機」,被認為不但可欲也是可行的。

 

聯合國機構與世界銀行,對這種以「包容性的綠色經濟」為核心的經濟策略,立即表達了支持,並希望能以此作為全世界邁出經濟大危機陰霾的總體策略架構。一時之間,「全球綠色新政」(Global Green New Deal)馬上成為了眾多國際會議的時尚主題與通行用語。

 

作為在經濟大危機下就任美國總統的第一位黑人,歐巴馬沒有任何喘息的寧靜空間。他的政府,隨即擬定了總金額200多億美元的投資案,要用來推動「更潔淨、更綠色的經濟」,一個「有著較少的碳排放,但有著更多的工作機會」的新經濟體系,並且還搭配5億美元的綠領工作訓練計劃,要來營造優質的綠色就業機會。

 

決戰點-哥本哈根會議

 

可是,歐巴馬不但遭遇國會杯葛他的氣候法案,與綠色經濟相關的政策與預算,也同樣倍受阻撓。

 

在這種局面下,歐巴馬的政治處境與2000年時第一次執政的民進黨沒有太大的差別。他只能以發布總統命令或是修改既有法規標準的方式,來迂迴推進新政府的能源與氣候藍圖。

 

也在這種政治情勢下,2009年12月召開的哥本哈根會議,由於將會決議新的國際氣候議定書,頓然成為了考驗「全球綠色新政」倡議最重要的試金石。

 

人類是否可以讓「我們共同的未來」不再是口號,而經由有約束力的多邊國際協議,讓溫室氣體減量連結上經濟發展?憑著將全人類轉移到低碳的生產和消費模式,從而讓全球經濟危機變成人類邁向更高的文明狀態的踏腳石?

 

帶著全球公民社會對「後京都議定書體制」的嚴肅關切,歐巴馬來到了哥本哈根。

 

美國-氣候議題上的「世界賤民」

 

然而,歐巴馬,這位國際政壇上的的初生之犢,在哥本哈根會議上,從中南海的對手學到了「氣候變遷的地緣政治學」的第一課:全球性的氣候變遷議題,不但是國際協作的契機,也同時是幾個強權大國彼此角力的激烈鬥爭。

 

眾所周知,全球的溫室氣體排放,主要來自幾個強權大國;人類如果要對氣候變遷達成有約束力的國際協議,如果沒有以影響深遠的國際關係轉變為前提。很難得到實現。

 

那時的中國,歐巴馬所遭遇的中國,乃是國際財經媒體眼中「全球資本主義的救星」。2008年11月,針對中國GDP成長已經陷入停滯的狀態,中南海緊急提出了規模4萬億人民幣(大約5750美元)的財政刺激計劃。作為第一個迅速應對經濟大危機的國家,中國也因此是第一個經濟開始復甦的國家。

 

在財經媒體上,「中國模式」所表徵的威權資本主義,受到了廣泛的肯定。當時歐美財經媒體人士對中南海的高度嘉許,就宛如今日他們對川普路線的相同讚譽。

 

而美國的國際形象呢?

 

特別以歐洲來說,美國普遍被認為是氣候議題上的落伍者。可是,顯然歐巴馬並不符合這個刻板印象,而對美國想要成為環境議題上的領導者,一向在綠色議題上走在世界前沿的歐洲政客與知識份子,反應大體是非常不適應。 安東尼.紀登斯(Anthony Giddens),英國最知名的社會學者,在他2009年出版的《氣候變遷政治學》,寫下了這麼一段話:「美國從人們常說的全球帝國中心淪落成了世界賤民。」

 

美國在氣候變遷議題淪為「世界賤民」,意味著什麼?對此,當時的歐巴馬,想必有比任何人更為深刻的體會。

 

溫家寶請歐巴馬吃了「閉門羹」

 

中南海應付哥本哈根會議的基本方針,對「巷子內的人」從來不是秘密。中南海公開主張中國還依然是「發展中國家」,有「天然的權利」實施中國人認定的發展模式和策略,不需要也不允許「外人」指指點點,尤其反對美國關於中國的減排工作事項應受到國際監督的主張。在那時,對國際性的多邊氣候協議,中南海的基本立場是盡一切力量予以阻擋,不過同時又不能讓世人看穿中南海在背後阻撓的真相。

 

因此,在哥本哈根會議,中國由總理溫家寶領銜的代表團,就與歐巴馬玩起了「貓捉老鼠」的遊戲。在大型會議上,中方只派出低級別的官員與會,溫家寶更是兩度拒絕有歐巴馬參加的會議。

 

眼看大會即將閉幕,當歐巴馬聽到助理告訴他,溫家寶正在與印度、南非、巴西三國領袖開會,歐巴馬立即明白了中方答應安排當晚7點兩人會面,是慣常的官式延宕戰術。他毫不遲疑,直接去找尋三國會談的會場。找到會場後,不請自來的歐巴馬,不顧安全人員的阻擋,徑直走向溫家寶,然後說:「總理先生,你準備好和我見面了嗎?準備好了嗎?」

 

而對這場「意外的會談」,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李侃如(Kenneth G. Lieberthal),在他的「氣候變遷與中國的全球責任」(Climate Change and China’s Global Responsibilities),留下了這樣的記載:一位副部級的中國談判代表,用手指著奧巴馬,臉紅脖粗地批判環境議題是西方圍堵中國的戰略。溫家寶不得不請這位官員坐下,並命令口譯人員不要翻譯這位官員典型的天朝主義式發言。

 

「中國崛起」下的「氣候變遷地緣政治學」

 

哥本哈根會議,最後只產出了無實質約束力的「哥本哈根氣候協定」。中南海不但贏得了他們期待的目標,達到全身而退的策略設定,並且還教訓了歐巴馬,讓他認識到了中南海心目中的「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實情究竟為何。

 

當時歐洲的公民社會組織,瀰漫著深沉的失望。各界人士投入大量心血,準備了兩年的氣候峰會,結局卻無法完成他們心中「符合全球需要、公平、進取而具約束力的協議」。

 

對聲稱自己代表「發展中國家」的中南海,對將「發展中國家」劃定為華夏帝國的勢力範圍和「精神空間」的中南海,歐洲公民社會組織無法說出任何譴責的話語。於是,歐巴馬政府瞬間成了歐洲公民社會組織發洩失望情緒的頭號箭靶。

 

對任何「歐洲版的瓜分非洲」,歐洲的公民社會組織向來口誅筆伐不遺餘力,但對「華夏版的瓜分非洲」,他們只會保持沉默;過去如此,未來的一段歲月內,可能也不容易改變。

 

當然,以今日的事後之見來看,當時的歐洲公民社會組織,似乎也因此低估了哥本哈根會議的失敗所導致的深遠影響。他們大概更不會料想到,對今日的天朝文人,哥本哈根會議的失敗,正等於「國際氣候正義的突破」,表現了「中國在國際外交上的政治成熟」。

 

雖然歐巴馬必定會否認中南海透過全球氣候變遷議題而巧妙運作的「G2關係架構」,不過,借助了「氣候變遷的地緣政治學」,中南海的確讓歐巴馬陷入了某種無形的「中美新型大國關係」。

 

世局的變遷,使得中國「低人權、低生態標準的掠奪性發展」模式受到了系統性的遮掩。(湯森路透)

 

從「全球綠色新政」到「全球威權資本主義」

 

更重要的是,哥本哈根會議的失敗,導致「全球綠色新政」倡議失去了制度化的內在動力。從2009年來到2016年,美國經濟是復甦了,但復甦的基本緣由,是來自大規模貨幣與財政刺激政策所衍生的反經濟週期動態,而整體的經濟體制,卻主要依舊是通過過往的生產與消費形態而運作。

 

至於中國,這個「後經濟危機時期」全球最耀眼的經濟明星,其實也不遑多讓。中國的4萬億人民幣經濟刺激方案,不僅造成中國整體經濟在投資與消費之間更為失衡,還遺留下了人類歷史上規模空前的產能過剩、地產泡沫和潛在債務危機。如今,在展望2017年的世界經濟時,歐美的財經人士也已對中國爆發經濟危機的可能性喋喋不休。

 

儘管如此,在經濟大危機之後這幾年的歷史關鍵時刻,哥本哈根會議的失敗,不但已足夠讓「綠色新政」的議題從全球媒體上消失,而且還促成了「威權資本主義」躍升為新的霸權性話語。

 

如此說來,在一個主導性的經濟話語從「全球綠色新政」變成「全球威權資本主義」的世界,川普路線在美國的興起,果真有什麼好訝異的嗎?

 

最後,這種世局變遷的結果,也使得中國繼續依賴著過去「低人權、低生態標準的掠奪性發展」經濟模式而前進的事實,受到了系統性的遮掩。

 

根據「全球碳計劃」組織(Global Carbon Project)2016年11月最新發布的《2016全球碳預算報告》,2015年中國共排放了104億噸二氧化碳,佔全球排放總量的29%;美國和歐盟的排放量分別54和35億噸二氧化碳,分佔全球排放總量的15%和10%;雖然中國的GDP尚未追趕上美國,但中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則是已經超過了美國與歐盟28國的總和。

 

乃至於,就算以中南海津津樂道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而論,2015年中國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為7.5噸,不但早已超過了全球人均排放量(4.9噸),也甚且超過了歐盟(7.0噸)。同時,參與這個計劃的專家也指出了:基於無法確定中國官方統計數字的可信度,這些都還是可以存疑的。

 

某個意義下,處於中國霧霾危機下的亞洲和世界,不只是標示著天朝文人口中的「氣候正義」的真實意涵,也或許正提示著了我們一個被忽略的問題:關於2009年那場失敗的哥本哈根會議,關於中國缺乏生態規範的「大國崛起」,整體人類究竟付出了什麼樣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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