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姦除罪化」作為2020年最具標誌性事件之一，是婦運團體30多年來及多位法官長期努力的成果。

「通姦除罪化」在2020年的二度釋憲，5月29日面對著社會的保守氛圍，大法官勇敢宣告《通姦罪》因不符合性自主、及有違平等原則等《憲法》保障意旨，自公布日起失效。台灣因此不再是伊斯蘭國家之外唯一仍在使用《刑法》約束婚姻關係的國家。

反對除罪化「難道有錢就可以外遇？」

通姦除罪化的分歧，就連婦女團體間都不容易取得共識，在1990年代的婦運就已開始討論，具體保障女性離開婚姻時的權利，是雙方共同關心的焦點。

反對通姦除罪者認為，儘管明知《通姦罪》無助於維繫婚姻，但擔心女性離開婚姻時會遇到經濟困境與被迫割捨子女，希望能倚靠刑法要求更多，甚至爭取子女監護權。

此外，社會普遍存在的反通姦除罪論點，在於通姦離開刑法範圍後，就瓦解了家庭價值中最低的道德標準，反對團體普遍接受，家庭價值應該置於個人性自主之前，而通姦除罪便是從那些被外遇的大老婆已無太多武器的手上，搶走僅剩的控制手段。

但司法實務中，無論是子女監護的裁判指標、夫妻剩餘財產分配都已有相關規定，子女監護權更與父母是否忠於彼此無關，剩餘財產分配也不會因為《通姦罪》而得到更多；訴諸道德立場的反面，則是台灣社會對婚姻價值的保守僵化。

長期推動通姦除罪化的婦女新知基金會強調，以國家法律介入私領域，並無助於婚姻維繫，反倒加速關係的崩解，因為一旦走入刑事庭，私領域的種種隱私都會被攤在陽光下檢視，而《通姦罪》舉證困難，具體事證的公布如出軌配偶和第三者的性愛過程影像等等，都會對雙方人格產生巨大傷害，因此根本無助於關係修復。

通姦罪劍指女性出軌者多

更為重要的是，《通姦罪》看似女性手中捍衛婚姻的有力武器，但台北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官曉薇的研究結果則不太贊成這個看法，她的研究顯示，儘管被起訴通姦的男性略高於女性（111.2：100），但最後受有罪判決的男性竟低於女性（81.3：100）。

此外，刑事訴訟法第239條但書中，允許告訴人對通姦配偶撤回告訴，造成通姦罪的撤回率在通姦者和相姦者有明顯差異，男性通姦被告有過半的撤回率，女性則只有4成，相姦者男女的撤回率則分別為，28%和17%。

當女性配偶出軌時，相較男性，判罪的比例更高、撤回的比例也更低，再再顯示了刑法239條和但書不是女性維護婚姻關係的工具，反倒是婚姻中男性控制女性的一種手段。

被反告通姦罪的性侵受害者

《通姦罪》也成為性侵受害者的惡夢，過去就多次成為性侵被告的反制工具。因為性侵被害人提告，得自白跟加害人有性關係，但若證據不足、法院判無罪，等於留給加害人配偶控告通姦的機會，壓抑性侵被害人伸張正義的可能。

過去曾發生一起女學生受狼師性侵的案件，女學生在婦女團體的協助下提告，狼師妻子也跳出來告女學生通姦，不但後來性侵不成立沒討回公道，甚至還要賠償30萬元，而狼師妻子對丈夫撤告，根本沒被處罰，正是標準的「女人為難女人」。

通姦除罪化「法庭」簡史

2000年，法官葉啟洲就以《通姦罪》侵害了性自主權 ，也就是「是否、跟誰、如何發生性行為」的自由，違反《憲法》第 22 條規定，認為通姦罪不符合「適當性原則」，也不符合「必要性原則」，因此向大法官聲請釋憲。

2002年底，大法管作成釋字第554號解釋，認為《通姦罪》規定是立法者就婚姻、家庭制度的維護與性行為自由間所為的價值判斷，並未逾越立法形成自由的空間，與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規定並無違背。

2015年法官陳文貴再提出聲請通姦除罪化的二次釋憲，至2020年已有18位法官提出聲請，大法官3月31日在憲法法庭開言詞辯論庭，主要爭點就是在「國家該不該為情緒滿足動用刑法介入家庭」，而統計資料也顯示通姦罪對女性不利，無論是實際被起訴或定罪，都是女性較多。

經過了5年，終於在2020年5月29日，由身兼大法官的司法院長許宗力率所有大法官到憲法法庭，公開宣示釋憲結果，通姦除罪化確定。許宗力解釋，《刑法》是處罰侵害公益反社會行為，而通姦罪損及個人感情隱私，且僅具有報復性，無助於維持婚姻關係，立即失效。

民法訴訟是未來主戰場

進入婚姻的女性，若遇上丈夫外遇想離婚，首當其衝就是因為經濟能力匱乏，被迫困在婚姻泥淖中隱忍。民事訴訟是解決婚姻問題的主戰場，通姦除罪並不表示婚姻外遇者不需要面對民事賠償和離婚訴訟。

知名律師李怡貞也強調，預防外遇，事前兩人可以先擬定婚前協議，事後只要是踰越一般男女往來的正常行為，也可以請求損害賠償；外遇更可以當成離婚事由，同時請求離婚損害賠償，判賠通常在10萬元至30萬元間。

李怡貞指出，若不斷發現配偶有新的外遇事實、對象，也可以一直提告對方侵害配偶權，只要自己在婚姻中沒有過失，外遇者就無法主動提離婚成功，對方將只能乖乖提出滿意的金額。（余天拿人民納稅錢在國會打麻將遭批：「懶」豬立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