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製造和香港製造

在美國各大媒體宣佈拜登當選來屆美國總統的那天晚上，我應景重看了尚盧·高達的老片《美國製造》（1966）。

拍攝這部片時的高達，也是毛派思想主宰之時，但沒有《中國姑娘》（1967）、《東風》（1970）那麼的理直氣壯。《美國製造》嘗試通過戲仿美國類型片去反諷美國價值，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結果因為太兒戲，看完只給觀眾留下一堆美國波普的五顏六色，以及毫不美國的Anna Karina。說這是「義烏製造」、「溫州製造」也差不多，只不過高達提前了四十年左右。

其實這是一個典型法國製造的「美國」。我們早已看到因為六十年代反戰反帝國主義思潮以降，法國「進步」知識分子是怎樣試圖拆解其實是漫畫圖解美國複雜現實的，而高達比他們可愛的是，因為他調皮刻薄的本性，他沒有學院左派那種一本正經拿腔拿調，不消費正義感，坦然玩遊戲。

這種調皮早在《狂人皮埃羅》（1965，我最喜歡的五部高達電影之一）的一段插曲已見端倪，皮埃羅與瑪麗安娜逃亡途中巧遇美國大兵，決定以最簡單的方法騙點美元，於是瑪麗安娜扮成越南人，皮埃羅手夾燃燒的火柴扮演轟炸機，兩人演起了陽春的街頭劇。但是高達給這段鬧劇配上真實的轟炸機和戰爭的錄音，聲畫的反差讓人哭笑不得，最後殘餘殘酷的一聲嘆息。

想起這些，倒是因為過去幾年法國左派以及深受其影響的中國「新」左派，指點起國際事務的時候，頗像高達老電影裡面你搞不清他是在調侃還是如實刻畫的法國毛派紅小兵。毫無幽默感，也缺乏對他們所批判對象：美國人民和被美帝影響的人民的同理心。

於是很矛盾地，左派極力指責那些被川普蠱惑的紅脖子、那些窮白人、鐵鏽帶的底層是民粹甚至法西斯，忘記了工農階級是左派基礎、團結對象；他們與美國精英階層一起忘情力挺的拜登，其實和川普一樣屬於資本主義權貴階層，左派卻避而不談。我也反對川普，但左派為了拜登熱淚盈眶，甚至美化他的勝利為某種政治正確與理想主義的勝利，我看著怪怪的，感覺滑稽程度不亞於那些盲目川粉。

至於香港人之挺川，固然有天真的一面，也有在大國博弈中尋求生存契機的奢望，但我絕對不會覺得他們可笑。

有中國學者此際認為香港去年的民主運動失敗，與美國對中外交政策強硬有關，與蓬佩奧接見泛民有關。我不禁反駁之：「香港民主運動失敗，不是因為美國外交強硬。2014年美國強硬嗎？香港雨傘運動溫柔和平嗎？不是一樣被無情打壓，這四年中港民主派的遭殃，算起帳來，誰是主兇？不要責怪受害人不完美，也別怪那個路見不平的路人營救不力。」

這就好比中國式家暴，往往是警察或鄰居介入之後，施暴者會打得更狠，可是我們能因此不報警不介入嗎？反正香港人是醒了，因為這壓根和家不家無關，暴力就是暴力，別人干預得強硬還是溫柔，他還是要打的。因此香港人才絕望地寄望於「攬炒」。

左派為了拜登熱淚盈眶，甚至美化他的勝利為某種政治正確與理想主義的勝利。（湯森路透）

四年前川普當選美國總統之日，我在香港也深感沮喪，寫過一首詩《鯉魚門的霧》，裡面說：

「海在投降，探路者

走到砲台拐彎處的時候

看見海盜抹喉的血舊成了鉻黃。

六十年，六小時，

無形的軍隊不斷突破

這個不設防的港口。

今天惡無往而不利

大霧放過了山林藤蔓

獨饗我們抵押給魔鬼的尾巴。

放過死於胡康河谷的一條腿

放過柴灣墳場的一個粉碎下顎

放過電波雜亂中一個瘋子的消息。」

誰料到日後這個「魔鬼」、「瘋子」及其團隊，幾乎是唯一幫過香港人的西方力量，雖然充滿了個人利益和美國利益的計算，但畢竟在國安法大山壓頂以及種種警暴政暴甚囂塵上之際，替港人出了一口鳥氣，也值得感謝一聲。我相信這是我認識的大多數情感上站川普的香港手足，甚至藝術家、作家、知識分子們的一個樸素的動機。香港人已經一無所有，義字還記得——義這東西，有時很簡單，就是知恩圖報，不理智，但也不可笑。

美國製造的神話，不管是落幕了還是剛剛開場，其實和我們關係不大。香港製造呢？陳果拍攝過1997年的版本，電影雖好但也沒說清楚什麼。今年的金馬影展，我會入場看《夜更＋佔領立法會》，還期待看到《理大圍城》，尋找屬於2019年之後的香港人自己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