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隱匿的校園性犯罪》一書中，作者池谷孝司追蹤了4起老師對學生性騷擾、性侵害的案件。在這些案例中，加害的老師以權勢向學生施壓，例如私下邀約學生，在性侵害學生後，解讀為師生戀，另一起案例則是導師利用國小女學生對對他的好感，希望與學生發生肉體關係，甚至突襲親嘴；更以控制成績、洩漏考題等方式，說服受害學生接受其情感。

中原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徐偉群認為，上述的案件中，都有清楚的事實及線索認定為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案件，且都具有「利用權勢」的因素。當學生面對教練的威嚇，產生恐懼而順服脫下衣服，或模仿小狗叫的行為時，教練明知學生的決定能力掌握在自己手中，且削弱了學生自主做決定的能力。

法學教授：利用權勢就是一種結構上的強制行為

在許多校園性騷擾，性侵害案件中，校園中師生關係涉及權勢結構，因而，當案件進入司法程序後，可能落入《刑法》第228條「利用權勢性交猥褻罪」的範疇。

然而，我國《刑法》第228條「利用權勢性交罪」與《刑法》第221條「強制性交罪」的刑責相比之下，前者最高可處五年徒刑，後者最高卻是十年有期徒刑。徐偉群指出其中的盲點。他表示，當老師碰觸到學生的隱私處時，被認定適用「利用權勢猥褻罪」，但換成一般人碰觸別人的隱私處時，卻是「猥褻罪」，因為身份的不同，卻讓加害者的懲罰變輕，像是輕饒了加害者。

在有上下關係的性犯罪案件中，像是：師與生、上司與下屬等，進入司法程序後，因為「權勢」關係過度被關注，就會落入「利用權勢性交猥褻罪」的適用範圍。但徐偉群強調，「利用權勢就是一種結構上的強制行為」。立法者當初在立法時，有注意到利用權勢是結構上的強制行為，卻未意識到這就是強制行為，導致因權勢而屈服的同意，成為了自願，因此立法者認為，受害者既然同意了，受到的傷害也較少，進而稀釋了加害者的責任。

「在槍口下的選擇怎麼會是自主的同意呢？」徐偉群直言這是立法者的誤認，這樣的同意，不是自主意識，卻還是制定出「利用權勢性交猥褻罪」中相對較輕的刑責。

主張刑責應等同「強制性交猥褻罪」甚至加重

徐偉群認為，「利用權勢性交猥褻罪」是減輕的「強制性交猥褻罪」，是立法的錯誤，因此，法定刑應該等同「強制性交猥褻罪」。

但他也指出並非有師生關係的性騷擾案，就必然發生「利用權勢」的情況。在屏東一起疑似校園性騷擾的案件中，一女學生被同學目睹常跟男導師相擁，且女學生坐在男導師腿上，畢旅時，女學生也曾用嘴餵老師吃水果，女學生也跟同學表示，曾跟老師親過嘴，在男導師傳給女學生的訊息中也曾出現親暱對話：「……妳是特別的，讓我想疼、保護」、「想要讓妳有一個可依靠的力量跟後盾」。

經同班學生家長向學校申訴疑似有師生戀的情況，造成其他同學的困擾後，學校通知女學生家長，並申請調查。校方依法組成調查小組後，但因雙方都否認有戀愛關係，最後僅認定老師違反教師專業倫理，記過，並完成8小時的心理輔導。

在這起屏東校園的案件中，徐偉群認為因調查報告並不完整，若僅從片面的報告中來看，疑似師生戀所造成其他學生的不適感，也許可以認定為校園性騷擾的一種，但很難認定成老師「利用權勢」或是有強制行為。

但他指出，法律有其侷限性，在一事件中，若老師行為不構成「利用權勢性交猥褻罪」，不代表他的行為是對的。

畏於權勢、舉證定罪難　被害者求助案件少

在監察委員王幼玲、林雅鋒及楊芳婉2019年提出的調查報告中指出，利用權勢性交、猥褻的案件非常少。在最高刑度為5年的情況下，多數被告只被判處6個月到1年。而據司法院統計，近5年《刑法》第228條第1項權勢性交罪之件數，最低5件，最高12件，每年平均8件；《刑法》第228條第2項權勢猥褻罪，最低5件，最高13件，每年平均9件；《刑法》第228條第3項權勢性交未遂罪，自2015年後未有案件，5年合計僅2件，件數非常低。

調查報告指出，利用權勢性交猥褻的案件中，被害者畏於加害者權勢，而不敢向外求助。監委要求司法院與法務部看見權勢不對等的情況，還有定罪數量這麼少的情況，是否是因為構成要件缺乏明確性，在「未違反其意願」的要件前提下，是否難以進一步舉證或論斷「利用權勢」的成立。

徐偉群表示，的確有可能在類似的案件中，是以強制性交、猥褻罪來起訴，而非《刑法》第228條，但也可能是這些案件根本沒進入司法程序。

他認為，從另一種角度思考，「利用權勢」的加害者，像是老師，就是「違反特別信賴關係原則」，從這種角度來看，甚至應該加重處罰。

女師吻學生當懲罰　「應把強制行為當紅線」

在另一個性平事件中，有一名國中女教師會趁學生上課打瞌睡時，親吻學生臉頰或脫去學生的襪子，甚至威脅學生再不清醒，就要以親他做為懲罰。在學校的調查中，老師坦承親吻行為，數名學生也都作出指證，且有學生感到不舒服，但老師以「洋派作風」做辯詞。後續調查小組認定，老師的「洋派作風」可能有性騷擾嫌疑，卻又說不成立，僅安排學校輔導。

徐偉群認為，在這個案例中，先不論女老師對學生是否有「性」方面的意圖，但突然親吻學生，就是強制行為，有觸犯強制罪的嫌疑。以他的觀點，許多老師就是沒把「強制行為當成紅線」，他舉例最常見的校園強制行為就是體罰，延升到性的層面，就成為強制性行為。他認為在校園中，經常忽略學生的自主性與受害情況，再加上文化的因素及對法律的不了解，導致許多校園中師生強制行為的問題。

「司法有帶頭的效果，如果司法層面可以告訴大眾，不當管教是強制行為，應該畫下紅線，就不會只被當成一般管教」徐偉群指出，如果司法系統不認為這些強制行為有問題，就只會被校園系統內自行解決，更被學校號稱的專業所凌駕，無法適時檢視這些行為是否「越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