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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報專訪】1周3場公民對話 這次張懸不戴「玫瑰色眼鏡」

黃驛淵 2016年12月22日 14:59:00
當了10年公眾人物的張懸,在聽到婚姻平權各界的聲音後,不可置信地發現很多事情都被妖魔化,於是決定在發跡地女巫店展開一周3場的公民對話,「我決定出來當一次死文青」。(攝影:陳品佑)

當了10年公眾人物的張懸,在聽到婚姻平權各界的聲音後,不可置信地發現很多事情都被妖魔化,於是決定在發跡地女巫店展開一周3場的公民對話,「我決定出來當一次死文青」。(攝影:陳品佑)

「我用公眾人物身分做得最好的一件事,就是示範如何放下話語權。」就在首場「公民對談」登場前的這個下午,歌手張懸抽空接受《上報》記者專訪;儘管上月底出席立法院公聽會後染上了流感,她帶著尚未痊癒的身軀出現,伴隨間歇的咳嗽聲,一開口,就先詰問一番自己身為公眾人物的價值。

 

「公眾人物不是發了言,就代表完成了自己的公民責任。」張懸說,即便台灣已經歷了好幾次的民主選舉,但若老是有公眾人物擋在前面、掌握話語權,那麼即便事件過了,社會不但無法好好消化這個過程,民眾又怎有機會好好練習當個「公民」?

 

Rose-colored glasses,玫瑰色的眼鏡,原意是用來形容天真樂觀、乃至幼稚的看法。這次,張懸脫下在她創作裡的「玫瑰色眼鏡」,對談不預設立場,單純當大家的「垃圾桶」。

 

同理可證,張懸也要年輕人學習別再當「消費型的文青族」,「並非你支持誰的言論,就等於完成了你的立場,更必須停止『消費了就以為自己完成公民責任』的心態。」

 

當了10年公眾人物的張懸,過去已不只一次提及,她不信任公眾人物的價值;反之,透過每首歌,或每一次的表演,她盡力想傳達的是,作為一個公民必須具備的「獨立思考」能力。這也是她主辦這次公民對談的初衷:把話語權還給聽眾,與他們一起用公民身分對等交流。

 

張懸說,因為婚姻平權議題,她想陪大家重新體會一次什麼是真正的「公民討論」,去看看公民討論的價值「可以」怎麼發生,而不是「該」怎麼發生。而這不能只呼籲或要求,因為很多人在生活裡根本沒機會練習;大家有點像是被迫在一個什麼功能都沒提供的公共空間中,卻找不到一個「可敬的對手」可以完成對話。

 

在婚姻平權的議題上,有支持,也有反對的聲浪,張懸希望透過公民對談,也就是基於公眾、社會主體的利益出發,思考權利應該要如何擴及最多的人,並非單純表達自己好惡。(攝影:蘇郁晴)

 

誠實來說,我是把自己當垃圾桶。」對於接下來每周3場、每場3小時的對談,張懸說,很多人會覺得,自己的意見除了在臉書或日記裡寫一寫之外,就無用武之地,甚至覺得是垃圾,「但我反而珍惜這些大家不要的垃圾;透過公民對談,我想看看人與人之間還有多少種交換意見的方式,還有多少種面向來看待一件事情。」

 

張懸也認為,公民對談絕對不是「誰要什麼」的過程,也不只是表達自己好惡、維持眼前多數人喜歡的東西,而是基於公眾、社會主體的利益出發,思考權利應該要如何擴及最多的人。因此,它不會像是鄰居吵架,或「為了讓你把車移走,而我想盡辦法幹嘛」,而是真正討論出社區要畫多少停車位、怎麼畫才對社區有最大利益。

 

沉寂1年多 公聽會40小時前決定參加

 

事實上,在11月28日出席立法院同性婚姻修法公聽會之前,張懸早已宣布「閉關」、暫別歌壇一年多,這次讓她在公聽會倒數40小時點頭答應要站出來,主因就是這些日子以來,社會上許多似是而非的反婚姻平權言論。

 

「今天如果我指控一個攝影記者殺過人,然後還在臉書上面發文,那他就必須開始舉證自己做過的所有事、證明他沒殺過人,但卻導致了不可逆的惡性循環,因為不管他如何舉證,這輩子都不用翻身了。」

 

張懸說,修法過程中,她看見推動婚姻平權的團體,處境有多艱難,甚至許多討論都被妖魔化;但即便事情被瘋狂地扭曲,他們還是繼續努力在做真實資訊的傳遞。「光為了這點,我就決定出來當一次死文青!」也決定要不厭其煩地出來跟大家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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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必須思考,在辯論人權議題時,是否犯了同樣的錯誤。」她表示,要妖魔化一件事其實是非常容易的,但這類要求別人舉證自己沒殺人、證明自己「完全具有正當性」的方式,實際上已否決了太多值得討論的事情。

 

張懸曾在創作《玫瑰色的你》時,挪用「玫瑰色眼鏡」的樂觀象徵,向一直為了美好事物努力、擇善固執的社運人士致敬;但這回,張懸不戴柔焦的玫瑰色眼鏡,對於婚姻平權修法,她直言,「35歲的我,給自己永遠的檢討及練習是,永遠不對特定事件帶有樂觀或悲觀的期待。」

 

 

她說,就算做好了悲觀的準備,不代表就沒有可以努力的方向;而無論發展看起來多樂觀,也不代表階段性的結果就會是永恆不變的結果,因為,後續依然要靠更多人的詮釋、消化、驗證,讓它真正變成社會上很普及的事。

 

張懸也說,她相信「改變」永遠無所謂好壞,重要的是當下投資了什麼,究竟是投資了好惡、個人觀點,還是投資了知識、歷史;這些投資都會累積到下一個自己關心及想要討論的議題。因此,這系列的公民對談她完全不設任何框架、也沒有任何期待,只有一份信任:「我信任台灣隨時有可能在下一刻就準備好,但在那之前,我不會放棄繼續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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