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接」蓋不蓋?不該只有情感訴求

反三接論者透過「珍愛藻礁」置換「三接」的概念。因為正方清楚絕對多數的人都會接受環保的大概念,差異在於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兩者之間應該尋求平衡。(攝影:張哲偉)

反三接論者透過「珍愛藻礁」置換「三接」的概念。因為正方清楚絕對多數的人都會接受環保的大概念,差異在於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兩者之間應該尋求平衡。(攝影:張哲偉)

「第三天然氣接收站」公投案意見發表會,正方代表由蠻野心足生態協會理事長陳憲政出席,反方則是經濟部長王美花出席發表意見,試圖讓關心此一議題的民眾瞭解彼此的立論基礎與主張。

 

正方的策略集中於「政策正當性」與「海洋環保價值」兩個面向,一如外界預期把這場說明會的調性由「實然面」拉高到「應然面」,如此可以迴避實質政策的交鋒,同時強佔道德制高點。然後這種策略極有可能出現「抽象不足以具體」、舉證責任不夠周延明確、雙方毫無論點交鋒的問題,會造成這樣的落差,與雙方的角色設定有關,這是場環保律師與政務官之間的對話。

 

正方主張造成三接爭議的主要原因是「程序未落實」。因政府事前缺乏嚴謹的查證,過程中也沒有充分溝通討論,才會演變成雙方各說各話、大眾充滿疑惑的局面。此外,台灣目前仍缺乏對周遭海洋、海岸的整體調查,在資訊欠缺、未充分公開的情況下,沒有人知道三接興建後可能會對生態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遺憾的是,這樣的批判必須擁有充分的定義與舉證,究竟什麼才是「完整程序」、「嚴謹查證」與「充分溝通」,「整體調查」否則只是片面、主觀的感受而非客觀的事實。

 

再者,正方提到,減緩氣候變遷已是國際共同的目標,減少碳排也成為趨勢,但我國政府仍以缺電為由持續開發更多天然氣接收站,簡直是「左手喊淨零碳排、右手蓋石化燃料設備,不是右手打左手嗎?」,這個論點的問題,在於正方把減少碳排與天然氣發電打成絕對的對立面,忽略了政府早有完整的能源政策規劃,同時忽視補上137億度能源缺口,就得燃煤500萬噸所延伸的空污問題。

 

在最後發言階段,陳憲政感性地呼籲,想像一下孩子在未來會呼吸到怎麼樣的空氣、喝到怎麼樣的水,要如何在極端氣候下安全健康的成長。這樣的結論就是拉回了原本「道德高度」的調性,希望透過「珍愛藻礁」置換「三接」的概念。因為正方清楚絕對多數的人都會接受環保的大概念,差異在於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兩者之間應該尋求平衡,對於台灣經濟發展所需電力正方並無實質闡述。

 

蠻野心足生態協會理事長陳憲政(圖右)與經濟部長王美花(圖左)。(中選會提供)

 

相對來說,反方的策略多從政策實際面作為前提,觀點集中於「台灣用電的實質需要」、「三接的重要性」、「環保與經濟之間的平衡」、「替代方案選擇」這四個層面。所有論點皆從實然面出發,輔以客觀數字作為論證的基礎。

 

王美花一開始表示,受到美中貿易戰影響,很多台商回台投資,帶動有史以來最大投資潮。台灣的半導體產業、製造業更是在世界上扮演重要角色,在全民共享經濟發展成果的另一面,就是面臨用電大幅成長。過去十幾年,每年用電成長約1.3%,但以去年到今年的狀況來看,未來一年用電成長可能會高達2.5%以上。

 

在此背景下,在面臨用電成長、老舊機組除役的狀況下,必須要有新的機組補足用電需求,而三接就是提供大潭電廠八、九號機使用,若沒有三接,這兩個機組就不能發電,「就像家裡瓦斯爐沒有瓦斯。」她強調,廠商的用電需求不能等,如台積電日前宣布投資高雄廠,2024年就要開始量產,而一座5奈米半導體廠用電需求約16~18萬瓩,相當於台中發電廠一部火力機組發電量的1/3。

 

反方同時強調當前「增氣減煤」的政策方向,要增設天然氣機組減少燃煤以改善空污情形,如台中燃煤機組燃煤量從2014年1839萬噸到去年1229萬噸,減少約610萬噸,正是因為通霄電廠有三部燃氣機組完工,減少台中燃煤使用。王美花指出,若取消三接計畫,會減少約137億度電,相當於85%台北市一年用電量,推估得增加500萬噸的燃煤發電,將抹滅過去減煤減空污的成果。

 

王美花補充說明,天然氣的碳排是燃煤的一半,空污更是只有燃煤的1/3,台灣若要達到2050淨零碳排,在不影響製造業與民生需求的情況下,先從降低燃煤減排,才是穩健的做法。根據國際能源總署(IEA)的說法,從減排到零碳,天然氣扮演著重要的橋接工作,之後可以研發改用氫氣,「不會蓋了只用20年」,仍有很多減排措施可以做。

 

針對「替代方案」,王美花表示三接從起初規劃在岸邊開發232公頃縮到現在僅有23公頃,且都在既有的填方上建設,沒有挖更多藻礁,還把接收站再外推455公尺,離岸邊1.2公里,連海底的礁石都不浚挖,也採用簍空的棧橋,讓水流可以自然流動。不僅岸邊的藻礁,海域的生態也不會受到影響,對藻礁做了最大的保護。

 

從表現形式觀察,正方的論點雖然零散欠缺實質論證,但目的就是希望簡化論述層次達到訴諸情感的效果,這是一種價值導向的策略。反方則是從公共政策的理性決策模式出發,把政策的需要、根屬、解決力與損益進行整體評估,這是一種典型奧瑞崗政策辯論的風格,各有其特色,就讓受眾評估其中的訊息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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