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理、互助、行動:看見中國白紙革命的女性抗爭者

周昱君 2022年12月05日 15:00:00
11月27日,在北京清大舉白紙的女孩。(美聯社)

11月27日,在北京清大舉白紙的女孩。(美聯社)

她可能是一切的起點,那天她穿著一身黑衣,戴著口罩,舉著一張白紙。在南京傳媒學院舉白紙的女孩身影,還有北京清華大學的幾位女生,替中國「白紙運動」創造出一幅堅毅、決絕的抗爭者形象。在上海烏魯木齊中路,年輕女孩「小禾」用自己的肉身,死命保護其他抗議者;在浙江烏鎮,一襲黑色裝束的女子身上環著鐵鏈、嘴上貼著膠布、兩手舉著白紙,聲援「徐州八孩」案件的「鐵鏈女」,以及被捕的網友「烏衣」。

 

有人形容,中國的女人比男人還要勇敢。不只一位女性在街上帶頭質問警察,正面挑戰政府權威。從北京亮馬橋,到成都望平街,再到東京新宿,一個又一個女性站出來發表演說,顯見白紙運動中的女性聲音,從一開始便難以忽視。她們的行動充滿力量,不只關心自身,也在乎他人的處境。

 

 

傾聽白紙運動中的女性聲音

 

「女人的命也是命,富士康工人的命也是命。」這是成都一位研究生阿真在現場寫在牛奶包裝盒上的口號。巧的是,她發現英國倫敦也有朋友「隔海呼應」,在聲援場合舉類似的標語。阿真接受《上報》訪問時說,在白紙運動中,支持工人、女人的倡議口號本就是少數,但海內外的朋友不忘替少數發聲,「就好像在捍衛這個運動的底線一樣」。

 

阿真在微信群看到悼念活動的海報,第一次走上街頭,也第一次體會到在警車圍繞、眾多警察注視下抗議,是什麼樣的經驗。她無法認同暴力,寧願置身於人群核心之外,在邊緣位置上替工人和女人發聲。她這麼回溯自己在現場的感受:「我發現自己也是有一點害怕的,我覺得那個活動當中,雖然可能站在中心的有女性,但是並沒有太多女性主義的聲音,這可能也讓我感到有一點失望。」

 

女性在抗議時遇襲的案例時有所聞,但遭遇暴力的恐懼對阿真而言,並不是一種需要去「克服」的事物。她不希望站出來的理由,「是因為看起來很勇敢,或者是覺得別人很勇敢,所以自己不勇敢」。害怕「被(警察)找」,害怕行動「完全淹沒日常生活」,反而突顯朋友之間互相關照的重要,也使她有底氣「選擇勇敢」。

 

11月27日晚上九點多,成都望平街一帶的人潮已經多到圍滿了河的兩岸,許多人聚在橋頭,以青年為主。但最讓阿真印象深刻的,卻是一位賣菜的老爺爺。他指著抗議群眾說,「他們做的是正確的事情」;距離他兩公尺處就有警察,但他就這樣坐下來,在警察旁邊吹起口琴。

 

「我覺得橋兩邊的人,都有被他的聲音震撼。那個瞬間,真的讓我覺得好像自己被empower(有了自主),覺得一些美麗的東西確實在那個瞬間存在,而且它可以抵抗很多……參加這個活動之前,看起來讓你有點恐懼,或是牢不可破的一些東西……。」

 

 

這樣超越階層與群體的共感之所以發生,或許一方面來自於女性對他人的同理與感同身受,一方面也歸功於各種國際思潮帶給中國年輕世代的養分。

 

一位鑽研政治與性別、任教於多倫多大學的不具名學者,透過視訊接受《上報》訪問時分析,在白紙運動中,女性抗爭者展現出「交互」(intersectional)的視角,也就是「不再以某一個群體、某一個性別、某一種人為中心,而是看到被壓迫的人裡面,邊緣的人」。

 

她指出,抗爭現場,不少女性拒絕響應帶有髒話的厭女口號,呼籲眾人應避免漢族的單一思維,不要以身心健全者為中心(ableism),也不要落入種族歧視、貶抑他國的陷阱。海外抗議集會上,有些女性和酷兒運動人士主動把前面的位置留給維吾爾人發言;也有人呼籲,應在白紙運動原先流傳的「四大訴求」中納入第五條:關閉新疆集中營。

 

 

這一代的中國年輕人,思想上「非常和國際接軌」,而且不僅限於以美國為主的國際化思維,更與世界各地社會運動、草根思潮接軌。這位要求匿名的學者說,「可能在中國以外的人看,會覺得有點意外,因為覺得中國是一個鐵幕。但其實有些城市的年輕人心態是非常開放的。」中國的自媒體平台幾乎是「沒有時差的不斷在翻譯海外在發生什麼」,例如伊朗女性主導的抗爭思潮。相較於西方白人主流文化,中國年輕人更關注「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加上自2010年代以來「非常強大、有生命力」的中國女權倡議社群與Me Too運動催化,即使並非直接參與女權運動的一般人,都普遍受到影響。

 

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所長伍維婷也告訴《上報》,中國過去幾年來,「當年輕世代對社會議題感興趣的時候,大部分接觸到的其實是性別議題」。跟勞工運動、環保運動相比,性別運動在中國較晚遭到強力打壓,留下公民意識成長的空間。許多人在社群平台上受女權「行動派」啟發,「理解到上街是很必要的」;換句話說,中國社會運動的「火苗」幾乎是靠性別運動延續。

 

11月28日,香港中文大學的抗爭者舉白紙抗議。(美聯社)

 

女權運動者在白紙運動的身影

 

生活在北京的女權倡議者曉君說,她認識很多參與抗議的女性,都是女權主義者,平常就很關心政治議題。有些年輕人則扮演傳播的角色,「集會的信息一直是半公開的,在一個比較隱蔽的方式下傳遞」。

 

27日早上,曉君收到了類似於「暗號」的隱晦訊息,上面只寫了時間和地址,其中包含「烏魯木齊」等關鍵詞。一開始沒有反應過來,後來她意識到這「大概是悼念活動的一個信號」。曉君和住在一起的朋友討論要不要去參加,「最後我們的結論是,我們可以去一個人,另外一個人就可以待在家裡面」。

 

這樣的決定,是基於安全考量。曉君接受《上報》採訪時透露,當時一方面擔心去現場可能「被警察找」,一方面這場活動有太多不可預測因素,不知道會有多少人去,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最後她們想,「既然這樣,就一個人在家裡好了,這樣的話有什麼信息也比較好傳遞,之後萬一有什麼意外的話,也不會兩個人都被抓。」

 

11月27日晚間在北京悼念與抗議的群眾。(美聯社)

 

曉君認為,雖然可能有最初傳出聚會訊息的人,但後來這場運動整體而言還是「沒有中心」的。參與抗議的大批民眾之中,最主要的訴求是反對疫情封控,有些人有進一步的政治口號,有些人則只想悼念。不過,集體行動之所以成真,卻是因為許多原本就存在的年輕人社群,在關鍵時刻發揮傳遞訊息的作用。「我的感覺是,這些人有很多是女權、LGBT的社群,可能也有左派的年輕人社群,可能這幾個是有交叉的。」

 

儘管如此,女性主義的聲音卻並不是白紙運動的主流;不同的女性抗爭者,也有不同的立場與位置。曉君指出,對於較為「政治化」的口號,有些女性可能會有顧慮,覺得「太過了」。她對自己所在的女權社群提出反思,認為中國的女權主義偏向於「反對國家暴力」,但對女權之外的社會議題,行動力未必夠強。

 

成都的研究生阿真說,白紙運動中「自由派反封控話語」占上風;有時候出現「涉及到政權的口號」,即使她自己未必不認同,卻仍對這樣的「男性敘事」感到「疏離」。

 

世新大學性別學者伍維婷觀察白紙運動整體,認為它從反封控出發,以爭取「自由」本身為核心訴求;不過,「要自由這件事情,還不會連結到性別議題」。此外,雖然有人呼喊「共產黨下台,習近平下台」等口號,但這並不等於要求一個「民主」的中國;如果說,從自由這樣一個基本的想望開始,「讓更多人長出民主的意識」,那可能就是一種成功了。

 

11月27日,上海民眾上街紀念新疆烏魯木齊大火逝者。(美聯社)

 

年輕人的勇敢令人敬佩

 

伍維婷說,社會運動不太可能一次「成功」,而且什麼才是「成功」也需要反思。「即使這一次被滅了,被趕回去了,但它其實又捲入了更多人上街。」每一次抗爭的過程中,抗爭者「往前了幾步,讓國家後退了幾步」,抑或是「又發現國家長出了新的管控方法,對社會運動者來說都是一種學習」。

 

有學者形容白紙運動對很多中國年輕人來說,是一次「政治出櫃」,很多人其實一直都具有高度政治意識,卻直到現在才有機會說出來。也有許多年輕人原本不了解,但還是願意走出來,並以此為契機打開視野,「像是一個窗口,一個靈魂拷問的時刻」。從香港、伊朗,再到中國白紙運動,一次又一次,年輕人的勇敢令人敬佩。

 

12月4日,台灣人聚集在台北自由廣場聲援中國白紙運動。(美聯社)

 

此刻,白紙運動逐漸迫使中國政府調整防疫政策,有人認為未來民眾會失去上街的理由。然而,抗爭並沒有停在這裡,許多女性主義倡議社群繼續透過網路紀錄、反思抗爭的經驗,例如「女權學論」網站,還有「女權中國」、「Chinese queers will not be censored」等社交媒體平台。

 

新疆烏魯木齊大火之後,中國著名女權倡議者弦子曾在微博上發文,後來卻再次遭到「禁言」。她這段話,或許能替未來的抗爭者帶來新的啟發:

 

「歷史和當下都從來不曾承諾過,死亡和犧牲會帶來改變,不要指望別人的災難和自己的淚水能救自己。只有反對與反抗才可能帶來改變。時代不會給我們任何承諾,但此刻我們已經身處其中,我們共享彼此的命運。不做倀鬼,不要沉默。我們每個人都平等的面對歷史的責任,不要做兩手空空而僥倖的倖存者。」






【加入上報國際圈,把繽紛世界帶到你眼前!】

提供新聞訊息人物邀訪異業合作以及意見反映煩請email至國際中心公用信箱: intnews@upmedia.mg,我們會儘速處理。

 

 

 



回頂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