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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就是覺悟太淺

無妄齋 2020年11月27日 07:00:00
隱忍貪瀆的中共爪牙,未必錯在對手太強,而是自身覺悟太淺,這即是香港境況。(湯森路透)

隱忍貪瀆的中共爪牙,未必錯在對手太強,而是自身覺悟太淺,這即是香港境況。(湯森路透)

威權管制內的「香港下半場」

 

自2019年中國涉外事務急遽轉向以來,臺灣面臨由懷柔轉向更粗暴的斷交孤立與武力威嚇,國民自然對站於抗中最前緣的香港,產生「命運共同」的關切之情。

 

誠如前文提及,愈挫愈勇的臺灣人決心以行動捍衛國家主權,望洋興嘆的中共祇能卸下「一國兩制」的虛偽垂範,以操作武漢肺炎防疫政策及訂立《國安法》,在「非常時期」實行鐵腕手段,塑造威權下的「管治新常態」,從而直接染指香港內政。

 

僅在本週初,港警羅織罪名構陷民選區議員前自決派領袖遭法院定罪,為議會人大化的民主前路再添陰霾,尤以後者引起國際關注。中央社亦以《香港下半場》專題報道概述香港現況(),但隔岸觀察政情,畢竟心有餘而力不足。

 

臺灣如何誤解港情

 

舉例說,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決定、特區政府刊憲取消四名泛民主派議員資格,終引發反對派共同進退撤出議會陣地,被描繪成可歌可泣的「總辭」,集體杯葛不義政權。

 

必須澄清的關鍵細節,2020年立法會選舉遭政府藉武肺疫情蠻橫取消,現役議員全數經人大委任,而非重新獲得民意認受的「延任」。故當前特殊的「議會」(委任機構),其法理依據既在北京,而非由地區選民或功能界別授權,那麼即使取消委任,嚴格來說屬「合理合法」的「解僱」。

 

爭取民主遇上好行權宜的特區政府,向來被動的反對派不幸深陷「反應型政治」。2019年區議會選舉翻轉,2020年立法會從反對派初選、大選因《緊急法》延期、泛民違背民調結果接受人大委任到無奈全面撤出,議會路線變得無關政治理念與實踐,僅由民代或群眾視乎反應與輿論聲量決定行動準則,本質甚是民粹。

 

對放棄議席的泛民議員而言,他們大多為另兼本業的代議士,「退出政壇」僅意味放棄政治影響力,回歸專業界別延續個人事業,或在波譎雲詭的政局中明哲保身,既未盡如專職民代般喪失席次等同生計斷絕、地區事務及政策倡議無以為續,相比起社運領袖或抗爭參與者面臨動輒數以年計的刑期,或在濫捕及起訴的漫長司法角力中耗盡資源,代價殊少。

 

其中一名遭褫奪公權的功能組別議員梁繼昌,正是箇中顯例。他卸任後接受傳媒專訪,不但否定外國遊說其間得到民意支持的「攬炒」(美國援引《香港民主與人權法案》制裁香港),更坦言過去因維持表面團結,未有透露真實想法。

 

由此可見,從議事抗爭之敷衍到尋求境外奧援的違心,他們根本無意肩負選民託付的政治責任,著力推動社會變革,從政對其而言,不過是在生涯履歷添上一筆罷了。

 

香港特區政府刊憲取消四名泛民主派議員資格,引發反對派共同進退撤出議會陣地。(湯森路透)

 

議會之路中絕以後

 

假如要扣問溫和民主派的未來,還有中共棋局之進路,難免悲觀。多年來反覆探討香港議會反對派的種種缺失,以及議會外開拓政治想像,在此不贅;往後會著力設想並描繪大廈傾覆的崩壞藍圖,故謹此作結。

 

去年反送中演變成激烈的民主運動,為北京帶來迎頭痛擊。為阻擋反對派凝聚民氣力爭立法會過半議席、將香港民主議程置於全球視野,中共不惜全力收緊對港政策,並透過一系列政治過程確認,務求各環節做到滴水不漏。

 

於是乎,「選舉」可以粗暴取消,泛民低頭妥協又遭無情踢走,前有北京假借《基本法》憲政霸凌,後有特區政府逞國安罪行司法報復,更準備研究「大灣區境外投票」公然規避本地監察,威權自此再無顧忌可言。

 

然而是否有以上舖墊,中共就會放心推行以《831決定》為框架的「假普選」?恕我無法苟同。這是基於泛民「以物易物」的一廂情願,設想中共進行相反操作「有雙普選方可23條本地立法」的條件交換。問題在於,那是在對方未能徹底控制局面之際,無異與虎謀皮。

 

泛民「寸土必爭」的一時妥協,自此在中共眼裏已喪失統戰價值。如今中共實際構築了無競爭議會,生殺予奪,還需要給你虛假的民主粉飾櫥窗?

 

「烏坎事件」的側面參考

 

近日獲得金馬獎的紀錄片《迷航》,試圖連貫烏坎的過去與現在 ,可惜仍是語焉不詳。

 

回顧烏坎的悲劇 — 起初奮起抗爭並試辦民主選舉的村委,其後不是在參與過程中遭恐嚇、勸退,不肯屈服的就被加諸莫須有的罪行,身陷囹圄,更有人迫不得已流亡異國尋求政治庇護。這場轟烈且短促的「民主實驗」,在公眾關注熱情減退、逐漸退出鎂光燈以後,早就在徒具虛形的制度下煙消雲散

 

新生民主之所以無法萌芽,看似緣於中共官僚作風、村委力弱無法頡頏威權,加上過程中的構陷抹黑、村民的忿懣與不成熟所致。可是究其真相,很可能與汶川地震災後處置雷同:中共如水銀瀉地般的地方黨委,積極發揮「思想教育」之作用,針對村民以至村委本身極盡分化煽動之能事,先令事件本質止於「維權」,而非往上提升到「爭取民主自治」,再往復地威迫利誘,致使因為各方利害矛盾導致一時的團結分化瓦解。

 

最終,既孤立並逐一擊破「反動勢力」,成功將村民引誘至改革者的對立面,倒過來同情甚至擁抱起政府領導。

 

村民不敢持續抵抗,反而選擇繼續隱忍貪瀆的中共爪牙;當一切恢復舊觀,未必錯在對手太強,而是自身覺悟太淺,而已。這與香港境況,何其相似?

 

※作者為香港人/網媒記者兼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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