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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是白崇禧將軍的哲嗣。白將軍膝下共有六子四女，白先勇排行第八。據白氏相告，白府子女在家中的地位，完全是按照學習成績決定高低；么弟先敬因行頑學劣曾被老將軍捆綁起來打斷了皮鞭，而自己考取建中及保送台大的優異表現，父親一輩子就連重話都沒說過他一句。儘管白將軍曾在華南與林彪的四野血戰不屈，拼盡了最後的一兵一卒；儘管在桂系各重要領袖當中，白將軍是唯一渡海與中華民國共存共亡的孤臣孽子；但赴台後的最後十七年，等待著他的不是解衣推食開誠布公，而是投閒、猜忌、冷嘲熱諷，以及特務不分日夜的跟監追蹤。

我們知道，所有的「正史」，從來都是由勝利者書寫的歷史，而桂系在與共產黨和國民黨的鬥爭中，都不是勝利者。雙重失敗者的身分，使得桂系和白崇禧無論在中共還是在國民黨書寫的「正史」中，都出現了驚人的一致性：桂系就是所謂的「新興的軍閥集團」，而戴在白崇禧頭上的帽子，當然是「大軍閥」。對於國共兩黨書寫的「正史」，我從未停止過批判與質疑。許多年前在中研院近史所的一次學術研討會上，我曾為桂系和白崇禧的「正名」，和報告人呂芳上教授爆發過激烈的爭論。呂教授判斷桂系和白崇禧份屬「新軍閥」的最終理據，無非是曾不服從甚至反抗「中央」，而我則認為他這種「成王敗寇」的史觀完全經不起推敲。因為，國民政府的「中央」，並非經由民主的程序產生，而是由蔣介石用槍桿子「打」出來的，故在法理上和管治上並無必然的合法性。不難設想，倘若桂軍在戰埸上擊敗了蔣軍，桂系搖身一變成了「中央」，「新軍閥」的帽子，豈不就會栽到蔣介石和黃埔嫡系的頭上？爭論的結果當然是不歡而散。就連我這個外人，偶然也會作不平之鳴。作為白將軍鍾愛和器重的兒子，白先勇對父親的負謗含冤，更是骨梗在喉，不吐不快。

白先勇和我都有相當濃厚的歷史癖。白氏善於運用文學家的形象思維，通過小說的創作去建構歷史，《臺北人》中濃烈的憂患意識和歷史滄桑感，常壓迫得讀者難於喘氣；而我則以治史為業，習慣於以學院的理論思維方式，運用學術論文去剖析歷史。共同的關注和癖好，讓我們總有說不完的話題。內子華瑋在一九八○年代曾先後兩次到聖塔巴巴拉加州大學任教，我和白先勇因之成為車程可及的「近鄰」。已記不清多少次，白先勇在我們夫婦租賃的公寓中，烹茶煮酒指點江山，說到激動時猛拍桌子，把地板跺得山響；陋室單薄的牆壁畢竟阻擋不了震動樑塵的聲音，毗鄰的中學退休校長有時便會來輕輕敲門，提醒我們夜已深人須眠……。更多的時候，我們會移師到隱谷白廬飯聚長談。白氏精於廚藝，他多次烹調的當地生猛海鮮，包括石頭蟹和紅殼蝦，以及五年內他只燒過兩次的麻油鴨，還有白府獨門秘製的杏子酒，全都成了我腹中的美食。飯後的長談當然不會僅限於歷史的範疇，但我們聊得最多的，畢竟還是那些決定了國族存亡興廢的重大事件。提到北伐，身為國民革命軍的參謀長，率師由廣州一直打入北京的崇禧門，最終完成了全國統一的正是白崇禧將軍；談到抗戰，作為國軍的最高幕僚長，籌畫了「遊擊戰與正規戰相配合，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取時間」的總體戰略方針，使得中國軍民經過八年的艱苦撐持，最後完勝日寇的也是白將軍。至於在第一次四平會戰重創林彪主力之後，如果蔣介石當時採納了乃父建議，乘勝揮軍犁庭掃穴追亡逐北，把共軍從東北一舉驅除，而不是頒下一紙停戰令，讓林彪得以敗部復活，中華民國又何至於被驅趕到台灣！一提到此亡國遺恨，白先勇便不禁扼腕擊桌，慨嘆難平。同樣令白先勇頭髮上指，目眥盡裂的，便是台灣的官方和民間，或明言或暗喻，時斷時續地指控乃父在徐蚌會戰時按兵不動，造成國軍主力被共軍全殲。白先勇堅信父親實有大功於國家，大有功於民族，堅信父親絲毫無負於中華民國，自覺無論於國於家，為公為私，自己都必須挺身而出，把潑濺在白崇禧身上的所有汙泥墨汁都洗刷乾淨。

《臺北人》的主要英譯者喬志高曾敏銳地指出：「白先勇的個人背景提供了他許多觀察周圍人事的機會，也成為他日後寫作的素材。他的故事當中有些隱約有點自傳成分，……」細心閱讀過該書的讀者，不難發見在〈思舊賦〉中的李長官、〈遊園驚夢〉中的錢鵬志、〈梁父吟〉中的樸公、仲公，尤其是王孟養等典型人物的待人處事，或顯或隱地呈現著白大將軍的聲音容貌；而一整篇〈國葬〉，毫無疑問是白將軍的葬禮場景相當忠實的白描。不過，白先勇也清醒地認識到，要根本推翻歷史的冤案，不能僅靠文學的曲筆。因為，再好的小說，也只不過是旁敲側擊，而要把被顛倒了的歷史再顛倒過來，就必須以扭轉乾坤的手段，結堂堂之陣，樹正正之旗，使用史家的正筆當面對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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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一九七○年年代末期，白先勇便告訴過我，他畢生的渴想，就是寫出一本能讓大眾接受的白崇禧大傳。一直到了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我接到了白先勇的來信，告知他和廖彥博合著的三卷本《悲歡離合四十年──白崇禧與蔣介石》，「這幾天就要出書了，我的二十多年的心事終於放下。」若以時間計算，白先勇「終於放下」的「心事」，為什麼只有二十多年，而不是四十多年？讀到由他簽名寄贈的新書上的序言時，心中的疑問才得到解答。原來白氏為了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撰寫這本書，剛滿五十七歲便從加州大學提早退休。當時美國高校的教授，已再無退休年齡的限制，你願意教多久便可以教多久。白先勇恆以全副的精神生命投入教學，即使從教已數十年，仍會為準備教案而緊張得睡不好覺。他的能教、會教而又肯教，在學校有口皆碑，深得學生愛戴和同事敬重。但為了寫好這本書，他毅然揮別了一生最愛的杏壇，拋棄了令兩岸三地的教授們豔羨愛煞的真正的「終身聘」，這股破釜沉舟一往無前的決絕和狠勁，不愧是白大將軍的真血脈。職是之故，一九九四年的放下教鞭，既是白先勇轉換人生跑道的嶄新起點，同時也是他償還平生素願的正式開始。白函所謂「我的二十多年的心事終於放下」，其故盡在於此。

不過，即使不是四十多年，而是二十多年才把書寫出來，畢竟還是拖得有點久了。試問人生能有幾個二十多年！當然，在此之前，白先勇於二○一二年出過一本《父親與民國──白崇禧將軍身影集》，收錄和引介了白崇禧生平的五百多幅照片；二○一四年和廖彥博合著又出了一本《止痛療傷──白崇禧將軍與二二八》。但無論在質還是在量的方面，若和新書相比，這兩本書都只算是盛宴前的拼盤和開胃小菜。我在二○一八年發表了一篇題為〈徘徊於家史與國史之間──白先勇的歷史書寫與民國史重構〉的文章，曾把白氏遲遲未能完成父親的傳記的最根本原因，歸咎於他尚未能掙脫「絕對客觀」的桎梏：

白先勇以歷史家的身分，撰寫自己父親的傳記，本來就沒有人會相信他能絕對客觀；而絕對客觀的魔咒，最先由乾嘉考據學揚波於前，再經過胡適等人所提倡的實證主義風行於後，已成為中國近現代史學的主流話語。由主流話語所差生的學術霸權，既嚴重地限制著中國近現代學者的思考和學術生產，同樣也嚴重地桎梏著白先勇的歷史書寫，讓他時時、事事、處處因為「白崇禧兒子」的「原罪」而縛手縛腳欲說還休。這也是白氏的歷史論文寫得如此緩慢和如此艱難的根由。

絕對客觀既不可能，也不可欲，究其實不過是一廂情願的空想和幻想。「不可能」是因為能把心體修到「鑒空衡平」的絕對客觀者，在儒門是聖，在道家是仙，在釋氏是佛，凡夫俗子根本無緣。「不可欲」，是因為以現今詮釋學家的觀點，只有作者或讀者的精神生命與文本相契合，才更能發現、把握和成就真實。而二千多年前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再三強調的「發憤」，竟然與近世詮釋學的看法若合符節：「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史遷所列舉的作品，無一不是天下一等一的大文字，也無一不與其作者的「發憤」息息相關。「發憤」既是作者主觀能動性的高揚，同時也是其精神和生命的昇華。或許，我們還可為太史公的說法更進一解：大凡第一流的人文作品，都離不開作者的「發憤」。如果馮友蘭、錢穆、唐君毅、牟宗三和徐復觀等人在撰文時，所追求的是「絕對客觀」，而非激於為中國文化以及先聖先賢辯誣洗冤的義憤，他們的書就不可能寫出來，即使寫出來也會變成另一種樣子；如此一來，我們便不會享有中國現代學術史上許多無可替代和難以超越的新經典，甚至不會有當代新儒學這個學派。

由此可見，絕對客觀不能夠也不值得我們去追求，能夠也值得我們去追求的只是「相對的客觀」。在相對客觀的語境中，只要能做到不虛美、不隱惡、忠於事實、忠於自己的聞見，名人之後的身分，不僅不應是歷史書寫的魔咒，而且還是非常重要的資源。陳寅恪為湖南巡撫陳寶箴之孫，自云「以家世之故，稍稍得識數十年間興廢盛衰之關鍵」，因而打算撰寫一書，「就咸、同、光、宣以來之朝局，與寒家先世直接或間接有關者，證諸史料，參以平生耳目見聞，以闡明之。並附載文藝瑣事，以供談助，庶幾不賢者識小之義。既不誣前人，亦免誤來者。」並斷言倘此書寫就，便可有「家史而兼信史」的性質。史學大師的見解，畢竟高人不止一等。順著陳氏的卓識，身為白崇禧將軍的哲嗣，不僅不應成為白先勇撰寫父親傳記的原罪，若運用得宜，反而是其至可寶貴以及外人無可取代的重要資產。拜讀了白氏的新書，尤其是拜讀了他特別為新書撰寫的那篇提綱挈領、舉重若輕更擲地有聲的總序，不禁為他終於掙脫了「客觀主義」的陷阱，發憤撰成了揭示「數十年間興廢盛衰之關鍵」，「既不誣前人，亦免誤來者」，因之具備「家史而兼信史」的皇皇鉅著，而備感欣慰與莫名慶幸。

（本文節錄自《印刻文學生活誌》210期，2021年2月號）

※作者翟志成，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哲學博士（歷史學），曾任新加坡東亞哲學研究所研究員、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教授、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傑克遜國際關係學院訪問學人、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東亞研究所訪問學人，現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名譽高級研究員，香港新亞研究所榮譽教授、《新亞學報》主編，研究領域涵蓋中國學術文化哲學思想史和中共黨史，著有《中共文藝政策研究論文集》、《當代新儒學史論》、《五論馮友蘭》、《馮友蘭學思生命前傳》、《新儒家眼中的胡適》等專書，以及中英文學術論文五十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