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最近俄軍兵臨烏克蘭，以及解放軍緊盯台灣等事件，讓某些圈內⼈⼠提出警告，認為俄羅斯與中國很有可能⼀起測試拜登政府的底線。同時也有⼈認為，中俄兩國認為美國無⼒或無⼼協防台灣或烏克蘭，因此打算在這個時機點上同時出兵，以達成收復「昔⽇城池」的⽬標。

另⼀派 則分析說，無論是烏克蘭和親俄⺠兵的武裝衝突，解放軍機擅闖台灣防空識別區、或者派遣遼號在台海周邊進⾏軍演等，都僅僅只是試探⽽已。把這些⼩事件解讀 成⼤規模軍事⾏動（入侵計畫等）的前夕不僅過於誇⼤，⽽且只會⽩⽩替張牙舞爪的國家強化其威嚇作⽤，反⽽對受到騷擾的國家⼈⺠造成更到⼤的⼼理壓⼒。

後者的論點是基於認為中國和俄國在敲鑼打⿎之際，不忘遵守「理性的」決策⽅針。換⽽⾔之，中國和俄國仍然判斷招惹美國或北約所帶來的經濟與⼈⼒損失仍然代價太⾼，此刻佔領台灣或烏克蘭是弊⼤於利。這個以國際關係理論為基礎的說法，準確地提出了現今各國政府如何衡量各個決策之利弊得失。理性模型VS不理性模型 雖然這個論證聽起來不錯，但歷史也提供我們許多例⼦，當⼀個政權⾯臨逆境時，還是會採取⼀連串⾏動，即使在後來都證明了這些的⾏動只會以災難收場。

當⽇本明知⾃⼰的國⼒不⾜以和美國長久抗衡，卻決定於1941年攻擊美國本⼟，就是眾多案例的其中之⼀。當時的⽇本⾼層漠視帝 國軍隊的警告與兵棋推演結果，相信對珍珠港的閃電攻擊⾜以瓦解美國的反擊能⼒，進⽽迫使美⽅主動與⽇本求和。

近期「認知偏誤（cognitive biases）」的研究可以⽤來幫助決策者，但也發現採取理性⾏為理論（rational actor model, RAM）來分析所有國家⾏為可能造成的危險性。認知偏誤會讓強權國家跌跌撞撞地捲入戰爭之中，第⼀次世界⼤戰就是如此發⽣的。

歐洲各國的⾏動並非基於精密計算和謀略，⽽是⼀系列的事件沿著⾃⾝的發展，引發愈加向下沈淪的結果，讓「理性」的政府陷入「不理性」的決策模式，導致好戰國家們將各個⼩衝突擴⼤成世界⼤戰。對比台海緊張關係，假設解放軍無⼈機闖入台灣東沙群島⽽遭擊落，就有機會演變成事態嚴重的危機。

最後，考量到中國為極權統治，我們還要加上⼀個變數。正因為極權體系的本質就是去除⼀切異議聲⾳，因此對於戰爭⽣死的重⼤決定，可能只由⼀部分的核⼼⼈物下指導棋。然⽽只聽取順耳之⾔⽽⽋缺公正客觀的判斷，所做的決策不⼀定合乎「理性」。權⼒的集中化使得習近平與普丁⾝邊的官員變得唯唯諾諾，深怕冒犯上意。中國在沒有公開透明的資訊下，外界要準確評估國家變動將會非常困難（如經濟倒退），以⾄於政府⾼層只能製造外部危機來轉移政敵和⼈⺠的注意⼒。

以上論述並不表⽰⼤規模戰爭將⼀觸即發，⽽是對於台灣等鄰近⼩國⽽⾔，國家是否事前做好危機處理，決定了該國遇到 緊要關頭時能否安然度過滅國危機。相信理性⾏為理論（主張冷靜以對⽽不要過度反應）的分析家們或許對現䋿的評估有八成的準確性，但政府不能冒然忽略剩下的兩成機率，打賭災難不會發⽣。因此，政府必須在軍事上、經濟上、政治上增強國家的嚇阻效果，並和盟友國⼀同密集合作。

⽬前的全球態勢來說，模糊政策會導致誤判發⽣。對於中國和俄羅斯破壞現有秩序，華盛頓應提醒讓兩國將會付出的重⼤代價，⽽國際社會必須要求中俄兩國「理性」⾏事。被忽略的威脅 即使假設理性⾏動論，也存在許多戰爭之外的⼿段讓⼀個政權可以瓦解它的對⼿。

對於俄國和烏克蘭所發⽣的「灰⾊地帶」⾏動（“gray zone” operations）和新型態「混合戰爭（hybrid warfare，指非正規、不對稱⼿段與持續操縱政治與意識形態衝突相結合，使⾏動更隱蔽、更多樣 化）」，各界對此有不少的研究，卻嚴重忽略台灣受到中國的灰⾊地帶衝突的問題。

理性⾏為理論、認知偏誤原則與「不理性」⾏為模型均推估，中國極可能以各種理由來發動「灰⾊地帶」⾏動與混合戰爭。根據理性⾏為理論分析，中國會在台灣網羅親中團體，吸收武裝份⼦，於台灣各地部署「同路⼈」來替中國進⾏任務，包含破壞、暗殺或恐怖活動等。透過中華統⼀促進黨或⽵聯幫直接在台灣動⼿，中國不需要動⽤解放軍也能造成台灣極⼤的威脅，更可以對外否認參與其中。

有鑒於近年親中組織在台灣引起不少動盪，甚⾄有發⽣過中國資助的刺殺案件，筆者認為中國打壓台灣的下⼀步就是製造分化與內亂。認知偏誤原則或「不理性」⾏為模型則顯⽰中國同樣會利⽤代理⼈進⾏破壞⾏動、暗殺計畫、游擊戰等，在解放軍攻台前引發內亂。相同的計謀亦可施⾏於沖繩的駐美軍基地，所以過度聚焦於解放軍的傳統武⼒反⽽會看不清中國的新型態威脅。

現今台灣的國防、警政、情資系統尚未表現出充分認知中國的混合戰爭形態的破壞⼒，更遑論有⾜夠能⼒應付中國發動的各類威脅。

⽬前各界爭論中國是否會發動「非理性」的攻台⾏動，但比較即時也更可能發⽣的威脅其實是來⾃台灣國內的親中組織，各界卻依然忽視其破壞⼒。

※本文由Global Taiwan Institute 全球台灣研究中⼼提供／作者為全球台灣研究中⼼資深研究員。現任英國諾丁罕⼤學中國政策研究中⼼，及其合作單位台北法國現代中國研究中⼼資深研究員。擁有加拿⼤皇家軍事學院戰爭研究碩⼠學位，並曾在渥太華的加拿⼤國家安全局擔任分析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