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染病防治法》第七條規定：「主管機關應實施各項調查及有效預防措施，以防止傳染病發生；傳染病已發生或流行時，應儘速控制，防止其蔓延。」甫修正通過的《嚴重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七條規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為防治控制疫情需要，得實施必要之應變處置或措施。」用白話文來講，根據這兩條文，當嚴重傳染病發生時，一級開設的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為了防堵疫情的蔓延，可以統籌所有的資源，甚至排除若干現行的法律框架，「實施必要之應變處置或措施」，是所謂的「霸王條款」。

法律條文有這種「霸王條款」當然會引起爭議，去年疫情發生之際，指揮中心在「禁止醫護人員出國」以及「用手機追蹤居家檢疫者行蹤」的兩個議題上，或多或少都引用霸王條款作為法律依據；當時，台權會等民間團體都提出質疑，認為相關條文太不明確，形同空白授權，失去比例原則等等。但最後在台灣疫情逐步受到控制之後，相關爭議也就不了了之。

疫情緊急，各不同的民間團體與地方政府想直接向國外進口疫苗，行與不行？這幾天有各種不同的法律與政治論戰。舉上述的例子只是要強調：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如果疫情指揮中心真心想協助民間團體進口疫苗，援引霸王條款，排除《藥事法》以及各種行政上的繁文縟節，其實也只是在轉念之間。

災難時刻，行政作為的比例原則很重要。一方面，行政體系必須衡酌緊急危難的狀況謹慎地依法行政，但另方面，又要體察民心的焦慮與恐懼進而回饋民意。若行政部門耽溺於行政流程或各種不可言說的政治理由，無法即時回應變局，自然會削弱其領導權威，不利於疫情指揮；反之，當行政體系能夠適切地「展現魄力」，一定會被回饋予更多的正當性，反有利於執政者後續統整疫情。

不可諱言，中央政府一開始對於這波民間企業與NGO組織出手洽購疫苗是相當遲疑的，遲疑的原因或本於對新冠疫苗商購難度的認知，也可能是有難言之隱的政治因素；但在疫情大起、民心恐慌，對疫苗需求孔急之際，執政者看似「打壓郭董」的態度，其實是傷害了自己的威信。影響所及，也成為傳播「擋國際疫苗是要圖利國產藥商」、「炒股」等陰謀論的沃土。今年初，有近六成的台灣人接種首選為國產疫苗，但昨天出爐的民調卻顯示，在有其他國際疫苗可以選擇的情況下，僅剩不到兩成的台灣人願意選擇國產疫苗。

其實，衛福部早在去年10月就已經訂出國產疫苗緊急授權（EUA）條件，要求第二期人體臨床試驗人數須收案達三千人，且追蹤一個月，確認安全性和有效性後，即能上市量產。這個授權標準當時固然引發學界之間的不同議論，但當時就連國民黨團都主張要為國產疫苗研發多加補助、鬆綁法規，在政治上並無太大歧見。如今，反因為一個錯誤的政治判斷，傷害了國產疫苗未來的布局與發展。

郭台銘要進口500萬劑BNT疫苗，只要能確保是德國空運、直接來台，政府唯一該有的態度就是開門走大路，從旁協助，樂見其成。未來能夠成功，當然是郭台銘的本事；不幸失敗了，也是郭台銘自己要面對。除非民進黨自己心有罣礙，憂讒畏譏，刻意想用政治一別苗頭；否則，能絆倒這執政黨的絕不會是郭台銘。

一場突如其來的疫情打亂了民進黨政府原本的疫苗政策，許多人用後見之明抨擊執政者「疫苗在哪裡」、「超前部署在哪裡」，這固然讓守護台灣一整年的防疫團隊心生不平，但這就是民主。老百姓不會記得你過去做了多少，但一定會緊盯著看你現在怎麼對待他？不要耽溺過去的成功，快速地回饋民眾的需求，進而引領民意，這才是災難時刻該拿出來的政治領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