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歐洲盃決賽，英格蘭隊三名不幸踢失點球的球員都是非裔，結果就遭到極端右翼的種族歧視攻擊。

英格蘭真是一個流氓很多的地方，記得我在英國的時候，無論是去球場看球，還是走在路上，總是會有些白人流氓刻意走到你面前，在那邊咆哮和唱歌，＂You Fxxking Chinese Duck”，”Go back to China＂。年輕的時候真的會不爽，我又不是中國來的，叫我回去中國幹嘛。那時我還是英國政府的廉價醫療勞工，拿那一點點微薄的薪水在醫院裡照顧英國病人，還要被種族歧視，真是心理不大平衡。

後來理解每個社會裡其實都有這樣的人，光譜上總會有至少一成的極端右翼。我的主治醫生和我說，雖然他是個土生土長的英國白人，但因為他長得矮，長大的過程中也需要面對很多霸凌。極端右翼真正的本質其實就是自卑，只能躲在想像的邊界和群體背後，透過攻擊他們以為的弱勢，來滿足自己心靈的空虛。

真正困難而我也一直還在努力思考的點是，到底要如何讓極端右翼的人，變回中間理性一些。因為很多時候壓迫的根源是一直存在，而不會消失的，要如何讓他們覺醒和反省，知道極端化對改善自身處境其實毫無幫助，只會讓事情更糟，陷入讓自己更極端的循環。德國是戰敗了才會檢討反省，但還是有一兩成的極端右翼存在，日本的反省就更不徹底，很多右翼根本就不承認大東亞共榮圈是一個錯誤，視之為解放亞洲未竟的理想。

剛成為第一位拿下日本芥川賞的台灣作家李琴峰，近日就因為過去因挺同而批評安倍晋三政權的推文被網民翻出，而受到日本右翼網民的攻擊。台灣有些極端右翼居然還去附和說「向日本抱歉，不是所有台灣人都這種忘恩負義之輩」，「芥川賞不是人格的保證」。極端右翼就有種奇怪的自我膨漲的集體優越意識，在他們眼裡，那些少數或所謂弱勢，無論是「外國人」，還是同性戀，甚至女性，就是不可以有自己的意見，只能說「國家棒棒」，要感恩戴德，感謝國家給你發揮的平台和機會，說穿了就是要你做個只會服從的擺飾，居然膽敢批評，那就是一種背叛。

這種邏輯其實和中共的「台灣香港是中國內部事務，外人不要干涉」，沒什麼不同。

問題是不對的事情，不會因為發生在某國和某人身上，就變成對的。如果我們總是對「他者」嚴苛，對「自己人」就輕輕放過，甚至要身份和階級政治正確才敢批評，那這個世界永遠不會進步。當年女性主義者爭取平權時，「女性」也是一個不正確的身份，黑人民權鬥士爭取平權時，「黑人」也是一個不正確的身份。如果我們允許右翼一直躲在想像的邊界和國族背後，築起高牆，說服自己「別人的事情我們不要理」，別人虐待小孩也是他家的事，將道理簡化為國籍，種族，宗教和性別，那這個世界只會退回到最原始最不文明的狀態，那就只有不理解和戰爭。

對我個人而言，文學最大的意義是抵抗不理解和不公義，從這個角度出發，我認為李琴峰的作品，和她對日本社會誠實的批評，比她得獎這件事，更值得我們尊敬，更應為更多人所知。

※※作者為醫師、《季風帶》發行人。本文經作者授權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