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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大幅減少了自己身後名遭北京利用的可能

一個律師的筆記本 2021年08月08日 00:00:00
余英時晚年不避爭議,在臺灣與香港議題上明確表態,等於提前封鎖了北京對其身後名的利用。(圖片摘自唐獎網站)

余英時晚年不避爭議,在臺灣與香港議題上明確表態,等於提前封鎖了北京對其身後名的利用。(圖片摘自唐獎網站)

余英時在《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一書的〈書成自述〉(1997年) 更多東大圖書公司2011年版。中,曾經批評當時中國學界對於陳寅恪思想的「去政治化」詮釋取向。概言之,就是把陳寅恪捧得高高的,但卻對其思想的政治批判意涵避而不談,從而把他改造成一個對極權統治毫無威脅的「文化大師」。余英時用了頗具諷刺意味的文字,來描述這種詮釋取向:

 

「一九九五年《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出版了。這似乎表示官方也無法或不想再阻止陳寅恪『晚年遭遇』的問題曝光了。至少它已默認了陳寅恪晚年在中共統治下受盡踐踏和侮弄這一事實。但在這一事實的基礎上卻出現了下面這個新論說:不錯,陳寅恪最後二十年確實遭遇了一波接一波的苦難,並終於『迫害至死』…然而政治是俗人之事,對於高雅出塵的陳寅恪來說,卻是無足輕重的…所以今天談陳寅恪絕不應再涉及政治,因為一說到政治,便會害得他在九泉之下仍不能安穩。怎麼談陳寅恪呢?我們祇需反覆不斷地說:文化、文化、文化…」(《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頁34-35)

 

這種詮釋取向當然大有問題。真正具有文化關懷的思想家,本於求真,必然會以人類社會的具體現實為觀察對象;而人類社會的具體現實,又必定會涉及各種分歧、矛盾、對立、衝突。政治議題,所由生焉,無可迴避,也無可分割。

 

所以說,人文思想固然不僅只是政治立場的投射,但任何具有相當深度的人文思想,都不可能完全沒有政治意涵。若要理解一位思想家,卻又諱言思想家對於政治局勢的評判,這本身就是知識追求上的自我閹割。尤其對陳寅恪這樣一位「讀史早知今日事」的學者而言,歷史與當代相互參照、思想與現實息息相關,根本無法在「不涉及政治」的情況下適當理解陳寅恪。

 

我猜想,對付陳寅恪的類似操作手法,本來也可能會在余英時逝世後用到他身上,也就是把他「說成一個祇有『文化』概念而無『政治』概念的人」(《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頁39),進而對余英時的思想學說施加無害化改造,弄出一個有利於統戰的詮釋版本。畢竟,他是當代第一流的漢學大師,更是極少見從1949一路走來的碩齡耆宿,身後名有其利用價值。

 

然而,由於余英時晚年不避爭議,在臺灣與香港議題上明確表態,等於是提前封鎖了這條發展路徑。此舉固然影響了他著作在中國的流傳,更引來不少中國網民的唾罵,但也大幅減少他的身後名遭到北京利用的可能性。

 

老人家生前有沒有想到這一點,我不得而知,但無論如何,我很感謝他在2014年那個詭譎多變的春天,願意出來公開聲明:「中共一直在千方百計地企圖摧毀台灣的民主,台灣的人民和政府都必須把警惕提到最高的程度。」(參《台灣的公民抗議和民主前途》)。我相信,這會在歷史上留下一道指標性的痕跡。

 

至於著作在北京治下能否流傳?無足輕重之輩對他如何看待?那顯然不是余英時在意的事。就如同陳寅恪曾經這樣形容他留在北京清華的王國維紀念碑:「我的碑文已流傳出去,不會湮沒。」(參《對科學院的答覆》),余英時的著作與思想,也是如此。

 

※本文經作者授權,標題為編者所加,原標題為「去政治化的思想詮釋」,原文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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