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3月23日，台灣在飛彈危機下舉辦首次民選總統選舉。同月29日，余英時在還沒有變旺的《中國時報》上，發表了著名社論《飛彈下的選舉──民主與民族主義之間》。

與其說這篇文章的主題是台灣的「選舉」，不如說是中國的「飛彈」。或者說，是「飛彈」所代表的中國民族主義高漲趨勢，借用余英時的原文來說：「海外以至在臺灣的中國人中也有相當大的一部分為民族主義所激動，儘管他們的政治傾向是偏在民主的一邊。他們也許不會同意中共的飛彈威脅（暗中甚至公開喝采的也未嘗沒有其人），但是卻能同情飛彈所代表的民族主義的符號——中國的統一。這裡透露出來的問題是極其嚴重的」。

余英時表示，在國恥史觀推波助瀾下的中國民族主義，已經從自衛轉為攻擊，「攻擊對象主要便是美國」。他認為，這種攻擊性的民族主義不再像「俄國型」那樣追求西化（即使馬克思主義也是出自西方），而是變成「德國型」，也就是「從本土文化的內部建立自己特有的民族認同，此即個人完全服從國家，民族的集體主義，希特勒的納粹主義便是德國民族主義的最後結晶。」

余英時更進一步指出：「中共是否能在中國製造出一個納粹式的民族主義運動，以符合其極權體制的需要，其事尚未易言。但是今天不少中國人的心中對於西方—美國是其最主要的象徵—確激蕩著一股難以遏阻的『羨恨交織』的情緒。這種情緒要求一個『強大的中國』向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公開挑釁。如果西方無可奈何，那便更證明今天中國人真的『站起來了』。這樣的人在大陸上最多，但海外以至臺灣也隨處可見。」

雖然余英時委婉地使用了「其事尚未易言」這六個字，但他對局勢發展的想法如何，自然是顯而易見。倘若不是擔心事情會變成這樣，這篇文章連寫都不用寫。後來的歷史，大致就照這個方向發展。

儘管這只是一篇通俗的社論文章，但我認為是相當重要的文獻，言簡意賅地表明了余英時晚年對北京的基本立場：對於北京的支持與否，關鍵不在於認同問題（他不是台灣人），而是要不要反對極權主義的問題。如果因為心懷中華認同，於是就跟著北京走，那你最終就勢必會走到「德國模式」。余英時只是沒有使用時下流行的那三個字，但類似的想法，他在二十幾年前就提出來了。

對此，北京方面自然也會有所表示。中國的「台灣問題專家」章念馳不久之後就發表了一篇《淺析余英時的兩岸統一觀—兼論美國極少數反華勢力干涉海峽兩岸統一的謬論》，痛批所謂「台灣旅美學者余英時」。此文說余英時「曲學阿世，莫此為甚，實士林之恥」，「居然把我們反分裂、反『台獨』的鬥爭，說成是在製造『一個納粹式的民族主義運動』」，還抨擊他「充當反華仇華勢力的急先鋒」（其實余的觀點以台灣尺度已經很「華」了）。這篇文章甚至說，余英時跟李故總統「狼狽為奸」、「充當台灣當局領導人的敎頭」。

這當然是紅朝式的批鬥筆法，要攻擊某個對象，就把他跟某個更大的「反派」扯上關係。至於實情如何？就跟《國產凌凌漆》的死刑犯有沒有偷看國家機密一樣，不重要。只要有心，人人都可以「狼狽為奸」。

話說回來，這篇文章的作者，如今也漸漸成為新一代紅朝人士的批鬥對象了，近年還有論者直接點名「誰給了章念馳這麼大膽子？」，罵他「做這種阻礙統一的工作」，並主張要「清理一下大陸台海研究隊伍…把不研究怎樣統一台灣的清理出去」，讀之讓人興致盎然、趣味橫生。

只能說，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紅勝舊紅。時代正在加速飛奔，連昔日的紅色小將都來不及追趕。直到今天，我們仍然在余英時當年所憂慮的歷史方向上前進，而且還沒有走到紅巨星膨脹至極限的階段。「試上高峰窺皓月，偶開天眼覷紅塵，可憐身是眼中人。」

※本文經作者授權／原標題：「其事尚未易言」：余英時1996年的憂慮／原文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