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中至正改名作自由廣場後，便有兩個不同的性質被賦予在中正紀念堂的空間之中。一個是以自由的概念所塑造的廣場特質，一個是以先總統蔣公的英雄形象所塑造的紀念特質。一個是戒嚴以後各種公民團體不斷借用的集會性質，另一個則是由碩大的硬舖面與中軸對稱所呈現的地標性質。

中正紀念堂的面積約莫等同於一個大安森林公園大小，相較於大安森林公園周遭較多的住宅區，公園通常呈現一種提供市民休憩的想像。中正紀念堂周遭的政府機關則賦予了自由廣場另一種特質，仿若核心的政治區塊擁有一組難得的留白；甚而在經驗了全島最好的表演藝術及音樂演出之後，我們可以借助空間的留白享受其中的餘韻。

如今，促轉會倡議中正紀念堂之轉型，他們提出了雕像的移除及崇拜軸線的打破兩大方向，此處先置而不論這兩個措施的對錯與否，社會間的許多公民、團體無不提出各自的想像，有認為興建人權博物館的，有提議將立法院搬遷至此的，無論如何都反映了島上眾聲喧嘩的政治氛圍；當然，也有論者認為中正紀念堂不需要改變。

一件事物的需要改變與否通常都涉及對或錯的倫理問題，但今日中正紀念堂的改變與否還涉及了它的地點，它的位置之核心，令人無不想像其開發的可能；但為了開發而開發正是這塊土地目前最不需要的。因為這種邏輯正是公民討論淺碟化的象徵，也是都市空間的留白所不需要的特質。台北市的人口密度極需東區的大安森林公園如同西區的廣場之需要被保留，而過多的開發都會讓正義的轉型被框架上資本的濾鏡。

在我們跳到中正紀念堂該如何動作的思考之前，我們首要討論的應該是蔣公銅像是否需要保留？如同228是否屬於國家暴力？自由是否為公民之需要？廣場是否為市民所需要等等，這類看似簡單，卻屢屢在島內得到其他反動意見的看似簡單卻重要的問題。

※作者為建築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