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覆重寫下的疲倦

關於228，準備寫點什麼，浮上心頭的感受竟是疲倦。對於影響了日後70年的歷史事件，這是一個顯得奇怪卻又非常明白的感受。所有宣稱尋找被遺忘的真實、要求我們重新思考的文字，都反過來使這個日期變成更加隱晦不明。

1947年的官方報告，宣稱日本統治遺毒造成雙方隔閡，強化了台灣民眾對祖國的不滿，在中共地下黨的煽動下釀成暴亂，政府處理不得不鎮壓。漫長的戒嚴時期，228作為官方的禁忌，一直到1980年代後，隨著國民黨統治的鬆動，才重回公共的討論。

延伸閱讀—《重構二二八》書摘之二：中國共產黨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角色

懷抱台灣意識的研究者，首先提出了族群衝突論，強調外來政權對地方菁英的肅清，在建立民族國家的系譜上，尋求前人之死的意義。左統的觀點，則反對族群衝突論，認為這是戰後中國政府統治失序下，各地反抗浪潮的一部分。他們強調中共地下黨的參與，指出人們只是尋求民主與自治，反對獨裁，心向紅色祖國，並無台獨想法。對此，台派學者將族群衝突修正為文化衝突，予以反駁。在甲午戰爭之後，台灣邁入另一歷史發展，日本殖民形塑而成的近代社會，與貪污腐敗的中國政府，兩者難以共存，最終引發反抗與肅清的悲劇。

30年來，這些解釋衍生各式各樣的版本，圍繞著現實的政治主張與追尋歷史真相的期望，在每年228的前夕浮現，然後再一次逝去，直到隔年的春天。然而薛西弗斯的儀式，並沒有讓我們更加靠近那段過去，反而在反覆的歷史重寫中失去了它的樣子。

之所以疲倦，並不只是反覆重寫，而是你知道這些重寫不會帶來新的事物。每年總有記者會發現了新的材料，但是新的材料卻不會帶來對話。在禁忌與沉默多年之後，我們沿著時間逆向旅行走到1947年，使得這個日期變成了終點，而不是起點。人們各自從河道往上游走去，既確認也忽略了一些過去的線索，來到不同的源頭。

在國族敘事與普世價值之外

過去的歷史解釋總是與當前的政治立場交纏不清，在衝突與疲倦中，最後出現的是一種淡化歷史複雜性的方案。從普世價值出發，以人權、自由和民主的名義，面對事件中的苦難，報予遲到的歷史正義，回復尊嚴與記憶。在最大公約數下，和解共生彷彿成為可能。但是，最大公約數帶來的傷口平復，也給了日益失去實體感的228最後一根稻草。

那些帶著困惑想像未來，在歷史時間裡被迫中斷的具體生命，在其中，變成了抽象的苦難與死亡，成為一個一個的個別故事。普世價值的代位求償，使得228脫離了自身歷史的特殊性，成為普世苦難的一部分。甚至於，歷史真相的追求，簡化成為責任歸屬，要尋找的只是一個為此苦難負責的名字。當我們繞過各種政治立場下的歷史解釋，尋求普世價值的審判，228便只是紀念性的活動，我們同時也繞過了作為歷史、作為政治時刻的那個日子，我們於是錯過了對今天而言，它最重要的歷史意義。

延伸閱讀：一位二二八遺族的獨白

1947年的2月底到3月初，這個島嶼上的人們被拋擲到一個必須去共同面對的權力真空狀態，折射出一個充滿困難、不確定與可能性的歷史時刻。在殖民結束之後，台灣第一次被迫進入世界史的舞台，在東亞新的國際局勢下，去想像可能的未來。

這個經過外來殖民治理而初步成形的近代社會與經濟體系，在日本戰敗後，並沒有能夠有效回應社會問題的政治體制。在其中，一方是缺少近代治理經驗的舊殖民地菁英，另一方則是同在近代國家建構上掙扎前行的中國政府。以此為中心，美軍、南京的中央政府、來台接收的各個派系、情治單位、半山、來自中國的左翼文化工作者、城市的知識份子、地方仕紳、流氓角頭、戰間期世代的復員軍人與青年學生、乃至於原住民、以及涉入較少的農村民眾，各方角色，都在這個真空上尋求自身理想與利益的實現。

過去的解釋，不論是族群與主權國家的「中國」、「台灣人」乃至於價值理念的「人權」、「自由」、「民主」，它們都遺忘了，這些詞彙並不超越時空而預先存在，而是在這個歷史時刻、場所與思考的框架下，投射了各式各樣具體的期望、凝聚起來的概念，其中既帶著實體般的確定信念，也布滿著與現實折衝下的坑洞。

比起這些詞彙，歷史學可以作到更多的是，當時人們思想與行動的框架是什麼，有了什麼樣的變化，帶給他們什麼樣的想法，在這些被給定的條件下，不同的人們做出什麼樣的選擇與行動…。陳翠蓮在70周年前夕出版的新書《重構二二八》，帶給我們的，便是這個最為基本而長期被忽略的歷史工作。儘管研究者有著全知的觀點，但作者所作，止於將個別所見到的，放入一幅整體的拼圖，書中並不過度涉及1947年之後的事情，只是挖掘出歷史的條件，使日後的讀者站在當時的位置思考。

權力真空下的派系政治與政治失能

透過新近出土檔案，《重構二二八》聚焦兩個課題：戰後美中體制與國府政治文化。

二戰結束後，台灣在東亞國際政治地圖上，成為一個特殊位置。關於台灣的定位，戰爭末期美國分為兩派觀點。一是美方直接介入，與中國聯合占領，在島嶼民眾具備有效自治的能力後，再歸復中國。二是交予中國軍事占領，除非中國治理能力不足，美軍才介入。美國對戰後的構想，期望中國作為友好盟邦，成為東亞穩定的力量，外交考量加上占領成本的負擔，由中國負責的觀點最終取得上風。另一方面，中國政府則認為軍事占領與日後的主權轉移，不需分兩階段，對內宣示台灣已經回歸祖國，迴避了軍事占領的實質狀態。

這使得台灣民眾，同時兼具戰敗國與戰勝國身份，形成實務與心理期待的落差。這種特殊狀態，使得台灣民眾的期待難以實現。台灣並無法與中國各省具備同樣的政治參與、民政代表與自治。在海外人員遣返、日產接收、公務人員任用各方面，都造成極大的政治失能。

中美體制的研究，不只釐清中華民國光復觀點與台灣地位未定論兩種今天政治立場的歷史脈落，而進一步指向在那個歷史時刻，台灣正處在一個特殊的政治真空狀態。說是光復，台灣並不能按照中國準備制憲後的體制，形成與社會相聯繫的政府。但要尋求託管，在美軍的評估中，台灣民眾卻不具備高度自治的行政能力。

這個政治真空，進一步在國府帶來的政治文化下快速邁向惡化。國民政府內部各政治派系與情治系統，彼此勾心鬥角，缺乏近代國家的公共意識，只問自身利益。體現在台灣接收上，呈現的是各派紛紛搶占地盤，陳儀並不能掌控整個台灣的統治機器。在這一政治文化下，政治制度很難對實際的社會問題做出反應與公共討論，相反地，各派系設想的是如何藉此削弱對手，擴大利益。

延伸閱讀—《重構二二八》書摘之一：中國統治模式移入台灣

在228事件之初，CC系與軍統便透過煽動與特務滲透，有意動員擴大騷亂，意圖使政學系的陳儀因治台失敗而被撤換。而陳儀也是玩弄權術的好手，表面安撫台人，同時藉擴大的事端，請求中央派兵鎮壓，強化自己，並在事後清理CC系。

台籍菁英參與較深的三民主義青年團，對這套文化最不熟悉，成為事件中死傷最為慘重者。從各方參與者競逐的角度來考察派系政治文化，作者避開了過去對政治失能的「貪官污吏」道德解釋，也跨出了簡化的現代化文化衝突解釋。

延伸閱讀—《重構二二八》書摘之三：特務、派系與二二八事件

與此同時，作者進一步提醒，這套政治文化並非接收當局可以隻手完成。戰後的台灣菁英，一方面失望於新政府，一方面也積極參與派系政治。在228事件中，臨時組成的各地處理委員會，還沒有取得成功的談判結果，已先上演內部的權力紛爭，或主動為各派系賣命，或被動遭遇特務滲透，淪為鬥爭的棋子。內部既不一致，更容易興起高估己方力量的高調要求，陷入引蛇出洞的陷阱。另一方面，對於士紳談判路線失望的青年，聚集於自發的民間軍隊，而更難有一致的行動。整體而言，台灣民間菁英在228事件中的政治運作，正如同美方在戰爭末期所評估的，熱情、天真而短視，並不能期待他們組成一個負責任的政府。

「沒有意義」的可能性

從遠東新秩序到國府統治模式，沿著本書的脈落，我們看到一個近於希臘悲劇的歷史舞台。戰後台灣政治、經濟、社會體制面臨高度重組的困難任務，然而身處其中的人們，無論國府當局，抑或本地菁英，都缺少對全局的認識，模糊抽象的價值理想，與眼前的利益交錯，走向命運的終局。對於唯一可能改變劇本的美國，這卻是一個次要的舞台，在介入成本的考量下，只在領事館的報告中留下如同換場合唱歌般的紀錄。

但是，在這個角度下，從蔣介石的決定以降，都成為更大的無可避免的劇本的一部分，責任歸屬變得模糊。假使在平行另一個宇宙中，蔣跨過了資訊的迷霧，在國共內戰的關鍵時刻，意外對台灣民眾報以善意，免去了清鄉的決定，也無法改變底下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失能，無法改變台灣經濟體系重組的困難與下一波沒有出口的抗爭。

於是在此，我們看到了作者止步之處。帶著對台灣主體意識的溫情與敬意，作者顯得無法接受這些苦難與死亡沒有意義。因而，雖然指出了台灣菁英的天真與短視，在結論中，作者仍然嘗試分配好人與壞人的角色，強調國民黨政權的軍事獨裁、派系鬥爭、特務控制等統治特徵，突出在此統治文化下，台灣人民受害的一面。這使得希臘悲劇般的分析，止於最後一步，成為善惡分明的好萊塢悲劇。

然而，正是在作者顯得猶豫的最後一步，蘊含了下一場戲的開端。當我們放下從今天回顧的種種國族與政治概念，察覺這個島嶼上的死去的前人並不如同國族系譜上那樣充滿了英雄式的意義，發現他們並不那麼完美，將他們還原為「比好人壞，比壞人好」的一般人，認識到作為政治共同體的「台灣人」（或者「中國人」）在彼時尚未存在，而是一個在歷史舞台的悲劇中成形的構想，這時，我們便能夠認識到這個228事件的重要性，便在於它的沒有意義，使得意義第一次成為需要思考的對象，在於它揭示了戰後形成的政治真空，而裡頭仍未被填上答案，在於那些沒有意義的死，對於日後的叩問。

未完成的政治空間

在開頭，我們看到了各種對於228事件的政治立場與歷史解釋，各種解釋都具有自己的證據。在那個時刻，人們提出各種關於未來的政治構想的源頭，也賦予日後的不同解釋相對的真實。但是，更重要的事情卻在其中被遺忘，這些相異的解釋所以誕生，正是因為那個未完成的政治空間在事件中被打開，並且要求一個能夠容納、並使它們進入公共討論的政治文化。

「眼前的社會問題是怎麼發生的？」「現在的政治機制能夠解決問題嗎？」「政治機制如何改造才能改善失能狀態？」「既有的政治格局中，我們的力量與缺陷在哪裡？」「作為生活在同一個社會中的個體，我們做了什麼樣的準備，共同參與到政治的運作中？」

這些問題，讓我們需要對於文化衝突論，再一次做出修正。日本所帶來的殖民現代性，儘管形塑了部份近代社會的秩序樣貌：奉公守法、對於有效率廉潔的官僚機構的期待，並在對於差別待遇的反抗意識中，培育出對民主與自治的想像。然而，殖民時代的歷史進程，卻沒有機會培育出具有責任感與經驗的政治參與者，面對複雜的近代社會經濟事務，在歧見與利益中，讓他們帶著公共意識，建構出一套進行討論與決策的政治運作機制。在228事件中，我們可以看到許多有志於公共事務、品格高尚、慷慨赴義的人們，但他們距離一個成熟的政治共同體卻仍然遙遠。這並不只是因為他們對未來的想像與主張的差別，也是他們並未能形成一個開放的公共政治秩序，讓這些觀點在其中進行討論，並且成為有效的政治實踐。

相較於在日後政治立場選擇下，挖掘新的歷史證據，這份面對空白的叩問，也許更靠近那個時代，也更靠近今天。台灣人、中國人、自治、民主、自由、社會主義…這些抽象的詞彙，並沒有確定的本質，也不許諾任何解決問題的道路。在詞彙的名義下，我們如何確認彼此命運的相連、選擇何種基本價值、制定什麼樣的機制、促使政治參與者具備哪些特質，這些具體的政治文化與運作，才定義了詞彙與這個島嶼的連結，也才使得從70年前開始的，人們在種種詞彙背後看見的世界成為可能。

後冷戰時代的國際政治版塊與經濟體系展開了重組，台灣內部在經濟成長期確立的社會結構與相關制度也正面臨變革，二次政黨輪替過後一年，許多政策的論辯與決策，都比我們想像的更加緩慢而難以找到明確的答案。在這個有些相似的時刻，當我們想起並不那麼完美的前人，想起他們的短視近利與熱情天真，想起權位的爭奪與其中閃現的理想主義，想起對於複雜問題缺乏認識，也想起對公共事務的慷慨投身，或許，我們會發覺228事件並不是那麼久遠的事情。時鐘轉過一圈，但還沒走到可以隔著距離，為它舉行各種紀念性儀式，為它填上各種意義的時刻，我們仍然身處在那空白裡，聽著那滴答滴答的叩問。

※作者為《無法送達的遺書》共同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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