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烈文（1832-1894）是曾國藩的幕僚，曾經為曾國藩參與機要。由於他有寫日記的習慣，為後人保留了許多歷史現場的見聞。趙烈文最有名的一件事，大概是在同治六年(1867)的時候，儘管太平天國已遭攻滅，大清看似中興可期，他卻對曾國藩提出大清將亡的分析：「以烈度之，異日之禍，必先根本顛仆，而後方州無主，人自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頁1479）。後來，清朝果於四十五年後滅亡，如期應驗了趙烈文的預測。

除此之外，當時社會對於西方人的反應，也是趙烈文日記中值得留意的一點。比如說，有關同治元年(1862)發生的「第一次南昌教案」（江西南昌群眾搗毀教堂），趙烈文記載如下：

「江省小試，童生畢集。值佛國人（法國人）在此講教，諸生聞傳教，事積不平，遂群往與之論難。夷人爭執不服，毆之。越日，傳揭（發傳單）毀教堂，夷師得信即遁。眾知其遁，乘夜往，已去矣，遂毀堂席，捲所有而散。夷人訴於夷務欽差薛煥，行文責償，且言其事係徐、夏二紳為主，二紳恐白當事，言毀堂時得人骨一包，以證其害命。而骨呈於行文之後，既不於當時即繳，承訊者皆不信之。」（頁805）

這雖然發生在超過一百五十年前，但對我們當代人來說，上述情景也不算陌生。一群小粉紅齊聚出征，到處吵人、打人、栽贓、搶東西的景象，在此宛然可見。在這起事件中，已經可以看見後來義和團之亂的影子。尤其要注意的是：「齊聚出征」的群眾並不只是所謂的「無知拳民」，還包含了士大夫（諸生）。

談到晚清的排外現象時，有時會給人一種錯覺，彷彿這只是「無知拳民」的事，跟高高在上的知識分子不沾邊。事實上，在這方面，士大夫與義和團往往只有一線之隔，只是士大夫比較會寫字而已。天朝上國的沙文主義，加上被西方壓制的委屈感，共同釀造出混合自卑與自大的扭曲心理，深植於社會的方方面面，士大夫也同受感染。真要說的話，許多自居中華文化正統的「知識人」，在煽動對於西方的仇恨上更是居功厥偉，造謠生事簡直不遺餘力。以上述南昌教案為例，假如趙烈文記載可信，那麼，發動文宣攻勢、乃至於設計栽贓的，其實就是士大夫跟仕紳。

有關士大夫，曾國藩曾經發過一番牢騷：「自南宋以來，天下為士夫劫持，凡一事興作，不論輕重，不揣本末，先起力爭...」趙烈文的回應則是：「今夷人事事務實，而中國事事尚虛，彼來諫者，心中未嘗不知是事之無足輕重，但亦為眾所劫持，不得不爾，上下但騖浮名，已成結習。」（頁1477-1478）。以上這段對話，點出了某些知識份子非常可怕的一種心理傾向，那就是虛榮心。為了吸引關注，這些知識份子「不論輕重，不揣本末，先起力爭」，不管什麼事都可以無限上綱，弄到局面傾覆在所不惜。相較之下，普通「拳民」反而還未必會像這樣虛榮作祟。

到了同治九年(1870)，天津教案發生（天津群眾指法國教士捕捉兒童挖眼剖心作藥材，以此為由搗毀教堂，殺死法國外交官，並將修女性侵、挖眼、割乳後處死）。對此，曾國藩力主道歉並懲罰肇事者，卻遭受「清流士大夫」氣勢洶洶的攻擊。為大清效力一生的中興元老，頓時謗議雲集，淪為了崇洋媚外的賣國賊。依據趙烈文的記載，曾國藩私下談到此事的反應是：

「到津後曾親訊鬧事之人，如有絲毫（法國殺人製藥的）憑據，許為奏辦，乃詞皆游移不近情理，窮其所往，則彼此推諉，故不能折外人之心，明知必犯清議，但不得不爾。」（頁1827）

曾國藩上面這番話，說得直白一點就是：「我也很想找到證據來證明西方人是錯的，可是你們講的故事版本荒謬到連我也說服不了，怎麼可能說服別人？」至於「明知必犯清議，但不得不爾」這句話，則將士大夫的墮落與脫離現實一語道盡。在國土上發生了這樣慘絕人寰的虐殺事件，懲辦犯人竟然要抱著「必犯清議」的覺悟，則「清議」之輩是怎麼回事，也就可想而知了。在這一點上，清流士大夫之異於庚子拳民者，幾希矣。

說起來，雖然有些自詡傳承中華文化的知識份子很喜歡拿「義和團」來罵人，但他們跟拳民的距離真的沒有那麼遙遠。這些人鄙視拳民，是因為他們一向瞧不起庶民形象，並不是因為真的有比較高明的認知。這些人一樣抱持著天朝中心式的世界觀，以及仇恨歐美日的國恥史觀。在這種認知架構下，他們會將各種不利因素歸咎於西方，甚至不惜相信或捏造一些捕風捉影的假消息，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畢竟這跟他們的認知架構高度契合。舉例而言，跟「法國人抓小孩剖心製藥」的謠言相比，「某國人會在肉裡面下毒」這種假消息其實相差無幾，只是身在其中者不自覺荒謬罷了。

趙烈文很幸運，沒有等到庚子年就先過世，無須親眼目睹義和團橫行。然而，他有生之年所發生的南昌教案，或者天津教案，其實都是幸未燎原的星星之火，已經預示後來庚子年的大禍。說起來，這些火警之所以能夠及時控制，那是因為曾國藩、李鴻章這些實務官僚還能壓得住場面。不是說這些人一定比較「善良」，而是他們相對較有現實感，比較知道周旋進退的分寸。

等到庚子年，曾國藩已死，李鴻章也因甲午戰敗而失勢，大清就有機會體驗「扶清滅洋」的美妙了。當然，滅洋無望，亡清有分。等到事情鬧到無法收拾，還是得把風燭殘年的李鴻章拖出來善後。平心而論，惹出這樣一場大災難，竟然能夠達成《辛丑條約》的和解條件，其實已經堪稱巨大的外交成就（順便意外催生清華大學），也真虧得垂死邊緣的李中堂還有如此手段。儘管立場不同，仍然值得讚嘆。

不過，清流士大夫們還是會痛罵簽訂「不平等條約」的李鴻章。

當代許多人的認知架構，跟趙烈文筆下的仇洋士大夫，其實非常相似。像是「某國人會在肉裡面下毒」、「某國人叫我們吃有毒的肉」這種謊言，跟天津教案時傳得沸沸揚揚的「外國教士抓我們的人去製藥」，兩者顯然有近似性。謊言之所以會有人信，是因為有人想相信，人會傾向選擇跟自己認知架構契合的資訊，如此而已。

這種「仇洋士大夫」跟想要「扶清滅洋」的拳民，前後只有一線之隔。走到盡處，也就是徹頭徹尾的自我毀滅。

當然，如果他們只是毀滅自己，那倒沒關係，敬表尊重即可，自由主義的基本原則就是不傷及旁人者任其自便；但若他們會拖著整個社會一起下水，那就很傷腦筋，非阻止不可。

「將恐今之視古，亦猶後之視今也。」我們現在覺得古人的自我毀滅很荒謬，但若沒能阻止這些人，後世看待我們，也將覺得一樣荒謬。

註：以上頁碼，均指《趙烈文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版。

※本文經作者授權／《趙烈文日記》：從士大夫到義和團。原文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