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年代後期，鄧小平領導的政府發動一連串改革，以促進國家發展、振興經濟。中國揚棄毛澤東主政時的計畫經濟體制和自給自足政策，成為全世界第一大貿易經濟體和第二大外來直接投資收受國。這個國家自展開經濟改革以來的成長，在全球經濟史上前所未見。從來沒有其他國家成長得像中國這麼迅速，而且持續這麼久。到了二○一三年，中國的經濟規模以實際價值計算，已經是一九七八年的二十五倍。因此，中國在全球GDP所占比例成長為原來的四倍多，從不到三％劇增為一二％，後來又增加到二○一五年的一四．八％。中國的名目GDP成長了七十五倍以上。在這期間，中國一路超越六個先進工業國，成為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當然，由於人口眾多，中國的人均排名通常遠低於第二，然而在人均所得方面還是有進步。一九八○年時，中國是低所得經濟體，名列世界最窮國家之一。到了二○一六年，中國已是中高所得國家，人均所得一萬二千四百美元，世界排名第一○六。

中國成為每個亞洲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

中國的改革時期，正逢運輸、通信、資訊管理成本迅速減少而促成全球化邁入新階段。因此，國際市場提供給中國的機會，遠比二戰後在其他時期提供給其他國家的機會要多得多。中國的發展極度仰賴開放的全球市場，以及資本和貨物不受限制的跨國流動。改革開放政策使中國的經濟偏重於對本地或世界上其他區域所生產的零件進行勞力密集的最終組裝，中國工人因此獲益（他們的勞動力就是他們最大的資產），中國也成為每個亞洲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這促成工資上漲和國內消費增加。對外貿易和外來投資造福了那些將品質標準往全球水準提升的企業，也促使中國公司開始廣泛提高產品的品質，從而使愈來愈多中國製品能夠在國內外市場與其他產品競爭。

一九七八年以來的經濟成長，使中國得以在世界上逐步發揮愈來愈無孔不入的經濟影響力，還有愈來愈強大的軍隊作為後盾。有了財富，中國便大規模強化海軍軍力。中國建造了航母、精密飛彈和先進潛艇，發展出來的資訊戰能力也對西方在亞洲和全世界的軍事支配地位構成挑戰。中國開始追求實現它的全球野心，姿態來勢洶洶，無可避免將挑戰全球的權力平衡。

改革開放政策的基礎是透過漸進的制度改革，將愈來愈高的靈活性和開放性注入死板的中央集權經濟體制。改革使中國得以擺脫經濟當中造成貧窮的無效率制度模式，踏上經濟高速成長之路。更大的包容性和開放性，為熱中創新又勤奮的農民及企業家提供了創業和拓展事業的新機會，久而久之也會令效率不彰且浪費成性的中國國營部門相形失色。總的來說，推動中國經濟改革的是由下而上的主動性，而不是高層的宏大願景。具體明確的經濟政策很重要，小心翼翼、步步為營的制度改革更是其中關鍵。制度性創新包含：市場自由化；逐步對外來直接投資和海外出口市場開放；創立市場經濟運作所不可或缺的中央銀行業務與稅務機構；提升商業─政府關係；以及廣納型制度逐漸在經濟領域中興起，而且這些制度儘管尚未完全以規則為運作依據，也至少比較傾向以規則為運作依據。

「世界工廠」模式在經濟上無法長久

然而，嚴峻的挑戰依然存在。中國的成長於二○一四年開始放緩，顯示「世界工廠」模式在經濟上或許無法長久。這個模式也導致大範圍環境汙染，帶來似乎不再為社會所接受的沉重代價。最大的挑戰變成中國必須逐漸揚棄重工業和低端、低工資的製造業。政府面臨的風險很高：中共必須在改弦更張的同時維持經濟成長並創造財富，以確保黨會繼續得到人民支持。換句話說，驅動中國政府下決策的是社會安定─不是只有經濟。

中國仍然缺少一個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裡很重要的制度性支柱：奉行私有財產制；一般認為這是處理商品生產、服務提供，以及經濟與金融資源分配時最有效率、最公道的方式。私有制存在於中國經濟裡且愈來愈普及，但在重工業和銀行、保險、批發等特定的服務業裡，仍然相對少見。經營私人公司必須符合的管制、法律和金融規定，往往比國營企業更嚴格。雖然國營企業私有化的速度在一九九七年之後加快了，但政府對於將大型國營企業私有化相當遲疑。在整個改革時期，相較於市場自由化和對外開放的腳步，國營部門所有權的結構改變，無論是就政策目標還是就經濟現實來看，都是有限的。國營部門的規模，相對於非國營企業而言是縮小了，從絕對角度來看卻幾無縮減。政府依舊堅持保住國營部門，而且國營部門也受惠於與國際金融市場和民間出口部門連結。中國持續支持國營企業一事，與西方對自由市場經濟應運作方式的理論和觀念，明顯背道而馳。

中國的市場轉型還有另一個不變的特點，就是缺乏政治自由化，但這不表示中國的政治體制一成不變。中國仍是一黨專政的威權統治國家，但是一九七八年之後，黨不再追求激進轉型和烏托邦式的目標。中國共產黨或許已經變成徒有「共產」之名而無其實。文職公務員體系的改革逐漸淘汰舊的幹部制，讓行政更加專業、更能當責。地方選舉和黨內民主提升了整個政治體制的當責程度。鄧小平去世後，「強人」政治也隨之告終。但是在二○一二年，中共卻出現將國家主席習近平重新樹立為「領導核心」這個令人困惑的意圖。政治情勢隨時都有可能變得比以往更嚴厲，或許還會更敏感。

習近平「領導核心」令人困惑

這樣的來回往復，證明中國政府顯然尚未接受實際存在的政治與社會轉變，也拒絕建立制度來改革政治體制，連延後都不肯。經濟快速自由化加上政治看似一成不變，使得許多人以國家領導下的威權式資本主義來形容中國的發展特徵─一種被各界認為很脆弱且無法長久的治國方式。讓人民參與政治決策這個問題一直沒有得到解決，是連串政治危機的根源。一九七九年的民主牆、一九八九年由學生領導的民主運動、二○○八年的《零八憲章》請願，以及一些較小規模的衝突，都為黨的統治帶來嚴峻挑戰。

中國會在什麼時候、用什麼方式擁抱更能容許參與也更具正當性的體制，以及黨是否捱得過這個過程，是探究中國的政治未來時必須提出的主要問題。中國已發展出健全的商品市場，但仍缺乏自由的觀念市場。隨著現代經濟愈來愈著重知識基礎和仰賴創新，自由交換想法所帶來的好處變得極大無比，而抑制這件事的代價則可能變得非常高。中國大有可能在未來的幾十年內擁抱政治自由化，一如在一九七八年之後擁抱市場自由化。這或許會促成自由民主體制或多黨體制，也或許不會。然而從一九七八年後的歷史演變，可以得出一個蠻篤定的結論：多元程度和人民參與政治生活的程度若未提高，較能持久且穩定的發展似乎就難以想像，往後也很可能出現政治危機。

還有幾個因素和論點，指出中國需要持續進行制度性改革。中國社會變得多樣且多元，與此同時，社會緊張和衝突也有所增加。中國的經濟不平等程度甚至超越美國。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幾乎已經徹底瓦解，逐漸被物欲和強勢的民族主義取代。大批勞動力從鄉村遷移到城市的現象仍方興未艾。市場經濟高度競爭造成的壓力在摧毀傳統家庭。政治腐敗程度來到史上新高。環境退化來到對人體健康危害愈來愈大的程度。這些因素催生出帶有批判性的熱烈討論、不確定感，以及公開表達的民怨。民眾的抗議、示威和請願增加，有部分是中國社會與經濟大幅改頭換面引起的。網路讓中國人民愈來愈能抒發政治觀點、參與政治討論。然而，中國政府核心的治理缺陷也助長了社會動盪。牢不可破的公私企業利益集團掌控了許多制度，並把政策結果操作成對自身有利，卻損害了公共利益。反腐運動試圖解決這個危急的情勢，卻未必能長期奏效。況且，中國民眾缺乏獨立的政治制度讓他們可以參與攸關他們生活的決定。他們也缺乏完全獨立的法律制度讓他們可以解決對地方官員的不滿。於是，人民上街抒發怨氣，而非透過正規的法律和政治制度。

中國要找出「釋放歷史潛力的方案」

本章所描述的經濟成就，並非某個宏大的「中國模式」的產物，也不是對既有世界秩序的系統性挑戰，更不是另一條替代發展道路。反倒是一些具體因素、步步為營的見機行事政策、歷史遺產，還有全球機會所造成的結果。中國崛起時要克服的最大挑戰，是找出一個會釋放歷史潛力的方案。中國的歷史優勢包含了相對成熟的前現代中國制度、中國對菁英和教育的重視，以及中國運作複雜行政與經濟體制的經驗。當今的中國制度，例如全國大學招生考試，都有深厚的歷史淵源。從這個角度來看凸顯了中國歷史遺產在其當前發展上扮演的中心角色，認識到過去影響了未來─不是因為中國的主事者消極被動，受傳統擺布，而是因為他們發覺以過去為師是必要、有用且可取的。他們借鑑過去是為了在刻意追求制度變革時，以及思考發展或採用制度和組織革新時，幫助他們決定如何在新的情勢下運作。中國社會制度的歷史遺產與廣泛採用多種新穎制度性改革的創新作為，最終讓中國得以為某些長年的難題（尤其是在經濟方面，但在社會福利和基礎建設等其他方面也有）找到適當的制度性解決辦法。

中國的改革讓這個國家成為全球經濟與社會秩序很重要且根本的一部分，因此中國正在努力解決的問題中有許多也關係到全球各地，後果也是全球性的。中國給全球秩序帶來了獨特的歷史優點，同時也帶來了獨特的歷史缺點。由於世界各個市場與經濟體休戚與共，一個大國的失衡現象不可能只限於該國，最後必定會波及其他地方。因此當中國成為全球舞臺上無所不在的龐大勢力後，也正在把風險輸出到世界各地。中國前所未見但不平均的高速發展，為中國和全球市場帶來了巨大的利益，然而中國現今社會與經濟的翻天覆地變化，暗示這種發展可能遲早都要告終。中國，以及世界，最終都要學會共存於一個比較樸實而能夠長久維持的現實裡。

※本文為《從清帝國到習近平：中國現代化四百年》書摘（春山出版）。作者余凱思（Klaus Mühlhahn），曾任柏林自由大學東亞學系中國歷史與文化教授和該校副校長，現為德國齊柏林大學校長。著有《中國刑事司法史》（Criminal Justice in China: A History），獲得二〇〇九年度「費正清東亞歷史研究獎」。他以英文、德文、中文發表過多篇探討中國近現代史的論文，也是德國媒體經常邀請評論中國事務的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