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提到香港前途談判時，若有100萬市民上街，英國將會如何。歷史沒有如果，當時的社會結構影響了香港人的表現。從來社會上帶頭出來抗爭的都是沒有家庭事業包袱的年輕人。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開始時，一些走溫和路線的民主團體搞示威遊行，預估參加的民眾不多，故選擇在銅鑼灣東角道集合，誰料一向不滿這些民主團體的年輕人不計前嫌，開開始動員民眾，結果在許多年輕人的廣泛動員下，當天有14萬人擠爆東角道，到6月9日，在年輕人事前各區設街站宣傳動員，更有100萬市民參加遊行。很明顯，年輕人的熱情感染了絕大部分市民，才會有後來波瀾壯闊的運動。

1981到84年，大專學院活躍的學生領袖們，大都在「反殖」「民主」「民族大義」這些堂皇而抽象的觀念支配下，支持脫離殖民地、回歸祖國、民主治港。那時文革已過去多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的管治也趨於寬鬆，因此年輕人反對中國97年收回主權的不多，根本搞不起運動，更別說大型示威了。中老年人從反右、大躍進、文革等歷史中對中共有所認識，許多人都從大陸避秦來港，但他們有家庭、事業的包袱，對強權只想到要「躲開」，也就是找尋「太平門」，抗拒中共的意識明顯，但不會也不敢面對中共抗爭。政治團體大部分由中產者組成，他們的思維是想方設法讓中共調整政策，或向英國游說關顧香港人。行政局首席議員鍾士元為香港人權益僕僕風塵於倫敦、北京，都沒有結果，其中原因之一是他認為香港沒有強力的民意支持他的行動。這也是事實，因為當時大部分香港人的想法，是隨大流，反正香港變得怎樣自己也無能為力；小部分人的想法是「大難臨頭各自飛」。現在說上一輩的人接受「民主回歸」絕非事實，說上一輩的人沒有如後來般聯合抗拒「回歸」則是事實。但我覺得也應該在這裡把歷史背景講清楚。

我和《七十年代》、前景社是少數力拒主權轉移的人士之一，《明報》《信報》的評論也反映多數民意。六四後去了美國的前新華社社長許家屯在《回憶錄》中，主要講自己如何在香港開展統戰工作，如何與不信任中共的人「求大同、存大異」。書中多次提到與前景社這些長期批評中共的學術和傳媒中人的談話，以顯示他的寬容和耐心。

實際上，我們正面作思想交鋒只有一次，就是由陸鏗和新華社楊奇安排的對前景社成員的宴請和之前的座談，《許家屯回憶錄》說，「由李怡帶頭發言，對我窮追猛打，我因有心理準備，盡量地『存』了彼此的『異』，『求』了彼此的『同』，以缩短彼此間的距離。整個宴會二、三個鐘頭，始終保持緊張卻和諧的氣氛。我也對他們尖銳的提問給予肯定，不因有人反共，而認為不愛國。」他說他與批共文化人「接近交友，這是關鍵一役」。

我也記得這一役，但記憶與許家屯不同，我不認為我們有什麼「大同」，而是真正存在「大異」。前景社其他成員，因為是客人，包括主席勞思光都說話留餘地，我確實是不停提出尖銳問題和反駁許的講話的一人。

我主要問他，毛澤東、周恩來提出來而且長期對中國有好處的對香港政策「長期存在，充分利用」，為什麼不「存在」、要改變了？有沒有考慮過這種改變使中國付出多大代價？中國的對內施政確實比文革時好太多了，但一黨專政沒有改變，基本上仍然是由人而不是由法律決定人民的命運，如果只有自上而下的決策而沒有自下而上的制衡，誰能夠保證鄧小平以後的政策不會改變？

許家屯的回應是，我們對中國的批評，是基於對中國過去二十多年的了解，而現在中國已經不一樣了，中國一直有進步，過去二十多年，在中國歷史上只是短短的一瞬，在人類歷史上更微不足道，我們應該用長遠的歷史眼光去看待過去那二十年的短暫歷史。

我回應說：二三十年對人類來說無疑是短短一瞬，但二三十年對一個人來說就是半輩子，尤其是正值可以做事可以奮發的好時光，我特別提到我那位被打成右派的同學，大學後二十多年下放勞動，就這樣犧牲了整個人生。我又提到中國收回香港的政策，產生了許多「太空人」，製造了許多家庭悲劇。我希望中共黨人，不要只想著中國歷史、人類命運，而是想到每一個人都是一個生命，從每一個人的命運去思考政策。

許家屯一下子無言以對，有一刻似在沉思。我想，以他這樣的部級高幹，即使在香港接觸權貴，大概也沒有試過被人這樣當面頂撞。但我也必須承認，他始終保持溫和的笑臉，沒有因為我不留情面的「窮追猛打」而發怒。論度量，還是值得一贊。（失敗者回憶錄98）

※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專欄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近年在香港蘋果日報撰寫社論、專欄，時常批評當道，立場反共。李怡近年移居台灣，持續發表他個人的「失敗者回憶錄」系列文章，本報從第91篇開始連載，前90篇則連載於《風傳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