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多位長期關注精神衛生法的學者指出，精神衛生法律的歷史發展，長期以來，擺盪在維護社會安全與捍衛個人自由之間，而並非基於精神衛生的醫療需求。我國政治學者薩孟武也引用德國法學家耶林所稱「法律的鬥爭」，直陳法律要得到實踐，總是要實現正義，又必須加以權衡，正也呼應著前述說法。立法院新的會期將審議精神衛生法修正草案，勢必面對不同價值與現實的選擇。

近期精神衛生法的修正提議，主要來自於2016年小燈泡案件時，輿論質疑精神疾病病人強制住院要件過於嚴格，致使部分病人無法收治，亦有論者認為缺乏社區支持體系，社會安全網絡不足，衛生福利部因此有修法之動議。而後諸多犯罪案件，以及疑似精神疾病病人社區滋擾或傷人事件，更加累積修法的能量，研議多時後，行政院院會於2022年1月13日通過修正草案，並且期待立法院以優先法案積極審查。

病人人權與社會安全的價值與現實抉擇

現行精神衛生法係2007（民國96）年修正，隔年施行。該法第1條固然維持原本「促進國民心理健康，預防及治療精神疾病，保障病人權益」的立法目的，重要的是，刪除了舊法第1條「維護社會和諧安寧」，並且加入「支持並協助病人於社區生活」，突顯了當時強調病權人權保障，並且支持病人於社區生活的價值選擇。然而，法律條文內價值選擇，卻無法掩蓋，舊法所稱「維護社會和諧安寧」的民眾需求與張力。實際上，近年來對於精神衛生法的修正呼聲，大多仍是基於社會安全的考量。隨機殺人事件，精神病人涉及犯罪事件，甚至於無關精神疾病，特殊而無法理解的犯罪事件，總是興起藉由修正精神衛生法來處理民眾與社區道德恐慌的想法，更不用說各級政府的治安會報，也屢屢觸及精神醫療列管個案與社區事件。

將社會安全加諸於精神衛生法或精神衛生體系的企圖，向來無法停息。本次修法過程中，民眾與刑事司法學者，不乏期待將「反社會人格違常」納入精神衛生法施以強制治療的提議。相對地，精神醫療一向主張該類精神科診斷，其實是常業犯罪者或慢性犯罪人常見的人格特質，並非可治療的疾病，藉此暫時擋下類似的提案。另一方面，對於犯罪防治，依然在不同的領域呈現出對於精神醫療的過度期待，除了疾病治療模式相當明確的毒品防治，與交通法規相關的酒駕者酒癮戒治之外，精神醫療也被賦予性侵害防治、家庭暴力防治，自殺防治，甚至於跟蹤騷擾者精神治療的任務，宛如精神醫療主要任務之一是維護社會治安。

對障礙者的保護，當然適用於精神疾病病人

現行精神衛生法修法時的價值選擇，並非無視於民眾對於社會安全的殷切要求。一方面，當時立法歷程中極力澄清，社會治安問題應該透過刑事司法體系的整體作為來面對，而不是將犯罪問題醫療化、精神醫療化。其後更大的推動力，是台灣基於人權立國以及障礙者人權的主張，已逐步落實。無論是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病人自主權利法，以及醫療法對於醫病關係的修正或推動，都讓精神衛生法，無法再回到過往家父長，警察或行政權力為主的傳統醫療模式。因為精神疾病病人，是病人，也是人民，更常常是障礙者，當然享有各種法律權利，以及法律救濟的保障（如行政救濟、尋常司法救濟以及提審救濟）。

選擇了價值，也必須面臨現實的衝突

價值的選擇，自然無法免於價值的衝突，與隨之而來的現實衝突。於是我們看到，當社區中滋擾或難以追蹤的精神病人，成為地方社會安全網討論的個案時，多數的爭點或討論，並不是如何「支持並協助病人於社區生活」，而是如何對該病人實施強制治療。直言之，常常也聚焦於如何讓病人離開社區，讓精神醫療機構「處理」這位個案！這時候，精神醫療如何在資源有限，已經面臨竭澤而漁的狀態下，既要維護病人基本權益，又要符合民眾期待，往往讓自身進退兩難。又如，病人不符合強制治療要件，第一線協助人員更常常背負著，讓個案繼續待在社區，必須時時面對民眾抱怨，除了頻繁訪視的工作與負擔外，更無法擺脫輿論壓力。

社會安全搜捕網，還是社會安全支持網？

行政院院會於今年1月通過之新法草案，奠基於各項人權公約的立場，將病權保障更推進一步，採取法官審查方式，代替目前審查會行政審查的制度。另方面則試圖以擴大中央與地方社區支持的設計，「保障人權及回應近來社會各界對鞏固社會安全網的期盼」（草案說明）。問題是，強化社區支持，是否就得以降低民眾對於精神疾病病人的排斥與道德恐慌？建構更普遍的社區網絡，結果會是更嚴密的社會安全搜捕網，還是社會安全支持網呢？沒有其他法律條文保障與社區網絡結構建置，這樣的社區支持體系，在第一線執行時，是否還是會屈從現實原則，將病人「自社區移除，進入機構」？

除此之外，修正草案可能產生的現實衝突，恐怕也加衝擊臨床實務。例如，對於自願住院病人的行動限制，明確規範必須基於當事人知情同意，自然是符合法理與時俱進的作法，然而是否能藉此順利化解目前現實運作裡，半推半就地留置病人住院的現象？實務常見病人要求出院時，院方會要求與家屬三方協議以取得平衡的作法，定將面臨極大挑戰。精神醫療機構與衛政單位，又如何面對家屬或他人質疑，「怎麼可以讓嚴重精神疾病病人，自己決定去留？」

病人人權已經無法走回頭路

病人人權的保障，即使不談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這個陳義極高的人權公約，在台灣各種法律結構的框架下，已經無法再走回頭路。精神醫療體系，雖然保留著不得不執行的強制治療手段，不可能更不應該，讓精神醫療機構擴編成看守所與監獄。因為，精神醫療機構治療的是疾病，而不是矯正反社會行為，更不應該讓遵循著罪刑法定、依法行政的刑事司法體系，都無法處理的犯罪人、反社會人格違常者，以各種迂迴、繞路的方式進入精神醫療，假強制治療之名，行社會控制之實。套用美國精神醫學會工作小組對於司法治療性侵害加害者的意見，社會對於特殊犯罪行為的高度關切，應該透過刑事司法體系，量刑、處分或其他替代手段加以完成，而不是透過精神醫療的行政留置（強制住院）。

社會安全，不是精神衛生法的首要任務

只有中央執政者、衛生福利部，向民眾明白揭示，病人人權無法在社會安全之下加以妥協，中央與地方均須堅守依法行政，遵守法定程序進行強制治療。同時，作為一位公民，我們必須容忍不同於個人期待的他人存在於社區，除非具有法定的危險性，才得以違反其意願施以強制治療，或是依法處理犯罪行為。相對地，民眾對於治安、社會安全的期待，不應該窄化成川普式的解讀，將特殊或無法理解的犯罪行為、社區暴力，一律簡單化約成精神醫療、精神疾病病人的問題。根本之道在於，重新檢視刑事司法以及其他行政體系，必須承擔的網絡建置與治安責任。否則，再怎麼立意良善的精神衛生法，再怎麼完善建構的社會安全網，若妥協於現實原則之下，徒具人權價值與社會支持外衣，無視於下有對策的現實原則，將使得新法的法官保留及社區支持，極可能聊備一格，社會安全網將成為僅有搜捕功能而缺乏支持支撐的網絡，不僅無以保障病人人權，而社會安全，也還是遙不可及。

※作者為精神科專科醫師暨司法精神醫學專科醫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