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5月底，我應新加波《聯合早報》的邀請，去參加金獅文藝營活動，香港同行的還有戴天，台灣就來了陳映真和黃春明，中國大陸原來打算邀請劉賓雁的，但1986年底發生反自由化運動，劉被鄧小平點名開除出黨，故無法前來，在新加坡見到的大陸作家是馮驥才和諶容。此外有來自美國的許達然，和馬來西亞的吳岸。金獅文藝營過去舉辦過兩次，都是一些知名的老作家。1986年《聯合早報》總編輯黎德源到香港找我，說這次想邀請中年的、關心社會並有批判意識的作家，想以此刺激新加坡寫作人對社會的關懷。我想到的是香港九七問題，不少人認為九七後最好的情況就是像新加坡，有法治，和近乎記名的選舉，有高效率和廉潔的官僚，但稍欠自由，如果香港將來能夠這樣，也算不錯了。所以，我真想看看究竟新加坡是怎樣的社會，是否真的想引入批判性的文化思維。

陳映真和黃春明，我早聞其名，也讀過不少他們的小說。諶容的《人到中年》也讀過，馮驥才則比較陌生。過去兩岸三地的無論什麼會，與會者多少有些立場上的隔閡。不過這次我們幾個人倒是相處得很融洽。大家都是直呼其名，沒有加「先生」之類的尊稱，馮驥才因身高近二米，我們就叫他「大個子」。

在新加坡我們享受貴賓式接待，安排的演講、評審作品等活動，也坐滿聽眾和熱烈掌聲，使我們覺得深受重視，而且計劃周詳，顯見高水平的管理。

新交的作家朋友，以黃春明談話最有趣，他隨口講出來的都是故事。比如講到鄉土認同，就說家鄉有一條河，下游叫「後壁溝」，上游叫「前頭溝」，那裡的孩子早上起來到河邊脫了褲子大便，於是那裡的人就把這河叫「對屁股溝」。他說如果一個人在離開了家鄉還時時想到「對屁股溝」，那麼他一定是有鄉土認同的人。

我與黃春明一見如故，以後我們又有多次交往互動。

大個子馮驥才的敏感無處不在。比如有一次是副總理來致辭，講完大家鼓掌，掌聲停下來後，司儀就說，「讓我們再一次鼓掌感謝王副總理的語重心長的講話」。大個子就嘀咕著說，這太像大陸的演講了，第一次鼓掌是自發的，第二次就有點被迫啦！他又對我們這一邊的作家之間無拘束相談，語言生動、坦誠。他沒有說的是另一邊，因為金獅營的另一邊是中港台的出版界人士，有大陸出版總署和香港三中商的官方代表。

在離開新加坡的前一晚，在晚會後，快到午夜了，我們談興未盡，就集合在戴天房間中繼續聊天。講到台灣的鄉土文學，黃春明似乎不太贊同「鄉土文學」這說法，他覺得自己只是把對社會的感覺、想法用小說寫出來。日治時代，台灣的本土文學都是用日文寫的，光復後，本地作家在漢文字上的掌握還不行，於是有大陸來的文人寫的「軍中文學」「克難文學」，到六十年代初，西方現代文學對台灣作橫的移植，才有本土作家的漢語文學作品。

大個子幾天來雖然善談，但臉上好像總帶著苦苦的神情。那天晚上他講話最多，他說社會文化一旦形成就會成為一種模式，進入人的心裡，發展成一種社會心理狀態。這種心理狀態是不可逆的，無論怎麼批判都拂之不去。比如文革的「語錄狂熱」和「像章狂熱」，都有民族文化的心理因素，又經文革而加強。既不可逆，就會有另一形式的領袖崇拜復活。他說，他接下去寫的會是《一百個人的十年》，這「十年」就是文革的十年。他說那時候他寫了些絕不能發表甚而被人知道的文章，不知道應該收藏在什麼地方，好像不管藏在哪裡都不安全，都容易被搜到。我想他在文革中的遭遇，一定有非常難以忘懷的苦楚。

在新加坡幾天，當地發生了大逮捕事件，一些對執政的人民行動黨提出批評的人，被逮捕了。報紙每天都做頭條，但包括總理李光耀和主教的記者會，都認為不應懷疑對這些叛亂分子的指控，而所有媒體都沒有不同聲音。另一奇怪現象是，每天早上出版的《聯合早報》和英文《海峽時報》都在前一天晚上九點先出第一版，那是提供給官員看的版本。官員看了若有不滿，可以立即提出來，報紙在次日早上正式出版就會「改正」。所有這些事，在新加坡已經成為日常，新加坡人也視為正常。

黎德源先生邀請我們這些華文作家來訪，想推動新加坡寫作者的社會批判意識，用心很好，但別說政治上是否有包容的空間，甚而新加坡人可能還覺得惹麻煩，不需要呢。

離開新加坡前兩天，有當地記者問我對新加坡的印象。我說，感謝主辦單位招待，計劃周詳，執行很好，至於印象嘛，我覺得新加坡像一間管理良好的醫院，有很多花，很有秩序，醫護人員專業，也有很重的消毒藥水味。

這個談話當然沒有刊登出來。因為除非有病，再好的醫院也不會有人想住。（失敗者回憶錄118）

※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專欄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近年在香港蘋果日報撰寫社論、專欄，時常批評當道，立場反共。李怡近年移居台灣，持續發表他個人的「失敗者回憶錄」系列文章，本報從第91篇開始連載，前90篇則連載於《風傳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