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提到我寫那篇《大家長該退休了》的文章，源於那一年鄧小平銳意要闖物價關，闖出大禍。講到放開物價這件事，不能不想起1988年用筆名為《九十年代》提供好幾篇經濟分析文章的楊小凱。他那時已經預言在中國的政治體制下，社會對價格放開的承受能力很有限，認定必會導致物價狂升，社會動盪。實際上，那也是八九民運提出「反官倒」而引起社會共鳴的根本原因。

我是1986年認識楊小凱的，那年他是普林斯頓大學的博士生，訪問香港時我邀請他參加我們雜誌200期座談會，後來我們還有過兩次私下交談。1988年時他為《九十年代》寫學術性與可讀性兼備的經濟文章時，已獲博士學位並在澳洲蒙納殊大學（Monash University）經濟系任教了。其後他的學術成就突飛猛進，2002、03兩年成為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候選人。他在經濟學上的貢獻非我所能認識。只知道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布坎南2002年說：「現在全世界最重要的經濟研究就是楊小凱所做的。」可惜天妒英才，在2004年他在澳洲因肺癌去世了。

所謂價格放開就是政府取消對物價管制，物價全由市場調節。這本來是所有實行市場化國家行之有效的應有之義。為什麼中國社會就承受不了呢？楊小凱的文章說，因為中國的制度結構有兩個最顯著的特點：政治集權和資源國有。兩者結合，就產生了等級授權、等級特權和資源配置受等級操控的狀態。在毛澤東時代，幹部雖有特權，能夠享受特殊待遇，但特權和關係沒有成為可由金錢交換的商品。改革開放後，特權和關係就商品化了。

他舉例說，比如放開價格前一包香煙國家牌價是8角，有關係的人就要以1.5元向香煙管制者購買，其中7角是用來支付管制者的關係索價，然後這關係人再以每包2.2元賣給小販，煙攤小販的賣出價是2.8元，賺6角。關係人之間也存在競爭，有些人可能花一兩天時間送禮、打關係，白白花了時間金錢也得不到香煙。此外，管制者還要賄賂或變相賄賂有權委任他或撤換他的高一級管制者。於是，國家牌價與百姓真正能夠買到的黑市價就存在差價。這差價就是特權與關係戶所得到的好處。

中國這種特權和關係的商品化結構一直延續了數十年。

黑市價儘管高於牌價，但既有管制的牌價存在，黑市價就不能不有所抑制。一旦物價放開，政治權力與市場結合，價格沒有了牌價限制，而資源繼續國有，就出現了沒有底線的官員倒賣，即「官倒」。於是，買賣權力、囤積居奇、投機倒把、哄抬物價、通貨膨脹，以致搶購風潮就紛紛湧現。民怨沸騰，超越了社會的承受能力。放開物價肥了特權官員和被稱為「倒爺」的倒賣者，百姓受層層盤剝，吃盡苦頭。八九民運的主要訴求是「反官倒」，「爭民主」。根源在此。

小凱的文章有許多經濟學的數據和論點，這裡只能就我記得的概括談談。

講起楊小凱，可以說是一個奇人。他原名楊曦光，文革初期是紅衛兵，1968年他19歲，寫了篇題為《中國向何處去》的文章，被中央文革指為反革命，判刑十年。楊小凱說，他進牢房時，見到一個在牆角蜷縮的老人。老人說，你是楊曦光吧？小凱說，你怎麼知道？老人說，我算著你也該進來了。他勸誡楊小凱不要沉浸在紅色革命思想中，要學習數學，學習經濟學，研究真正的科學。老人叫劉鳳翔，楊小凱說他是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思想啟蒙者。那時，許多大學教授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被關在牢裡，滿腹學問卻無用武之地。楊小凱向大學教授、工程師等人虛心請教，學習了比大學課程更豐厚的知識。家人給他寄了些書，包括馬克思三卷《資本論》，亞當·史密斯《國富論》，和在獄中被他翻爛了的英文字典。十年牢獄出來，別的青年都虛耗了生命，楊小凱卻苦讀和受教了十年。

1978年他在湖南大學旁聽一年後，考入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1982年獲經濟學碩士，被武漢大學聘為助教。1983年受到在武漢大學訪問的美籍經濟學家鄒至莊賞識，推薦他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從此進入國際經濟學領域的殿堂。儘管他英年早逝，卻在有生之最後20年，成就了學術輝煌。

至於在牢獄中對楊小凱啟蒙的老人劉鳳翔，原是《湖南農民報》的編委，1957年被打成右派，在獄中1970年被指為「極右分子」遭槍斃。

文革十年中的青少年，絕大部分是沒有受過教育、沒有文化教養而只懂得政治鬥爭的權力爭逐者。但想不到也有因為坐牢而最終成為世界頂級經濟學家的人。由此證明，即使環境惡劣，仍然可以在惡劣環境中找到自己。上述楊小凱的故事，大部分是他跟我說的，也有小部分是我從其他人的敘說中看到的。（失敗者回憶錄122）

※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專欄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近年在香港蘋果日報撰寫社論、專欄，時常批評當道，立場反共。李怡近年移居台灣，持續發表他個人的「失敗者回憶錄」系列文章，本報從第91篇開始連載，前90篇則連載於《風傳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