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每天爭取自由者，才配享受自由。」是歌德的名著《浮士德》裡我最喜歡的一句話。這些天感受尤深，一方面是目睹上海北京諸城知識分子對過度防疫敢怒不敢言的狀況，一方面是我在閱讀華裔美籍作家哈金的新著《放歌》，兩者對照萬分感慨。

事實上除了防疫，抱怨寫作自由受限的也比比皆是，今天在微博隨手一翻，就看見一位新銳科幻作家說他的新書裡，曾經獲得2003年銀河獎（中國科幻小說最高獎項）的代表作中「有很多口人的場景，宗教，人性的醜惡的描述，考慮涉及的主題比較敏感，需整篇刪除」，「口人」意即「殺人」，因為「殺」字被列為敏感詞了。該書還有一篇入圍今年的華語星雲獎的因為「情節複雜、生澀難懂，文中血腥、暴力場景較多」，也都被整篇刪除。年輕作家最後反諷地說：「出版社在亂灘激流中把握住了方向，操舵穩固可靠，現在是一本純潔的充滿正能量的書。」

可是除了反諷和隱喻，他們還能做什麼？他們敢像《放歌》裡那位不願留在人民歌舞團繼續唱讚歌、不願被剝奪出國自由的歌唱家姚天那樣，毅然出走外國，放棄單位（比如說作協）給予的種種小恩小惠（所謂特權）嗎？或者像現實中的哈金這樣，堅持說真話，捍衛文學自由，即使回不了國也在所不惜？

姚天失去的不只是在中國國內的名利，在外國也遭受來自他所不肯俯就的權力抹黑（當然也是來自中國），一度喪失收入，要帶病在地鐵站賣唱。但姚天沒有覺得什麼，他說：「可以的，歌手就是唱歌掙錢的。我們這個職業自古至今就是這樣的，誠實地工作沒什麼丟臉的。」除了自由，姚天最強調的是誠實，反而言之：那些沒有自由但還在假裝自由、甚至粉飾太平的人，不也是最不誠實的人嗎？他們才應該羞愧。

中國對他最「致命」一擊，是當姚天母親臨終，姚天急於回家見她最後一面時，竟然以欺騙手段註銷了姚天的護照。它們以為這樣可以摧毀姚天，但沒想到所謂「致命」，是導致了姚天徹底獲得覺悟的新生命。

哈金借姚天與好友亞斌的對話，大聲疾呼出很多被祖國欺凌的華人的心聲：「有時我懷疑我們的生活是不是對的，我們所有的犧牲是不是必須的、合理的。為什麼我們中國人就得對付生活中這麼多的坎坷？」「而且都是人為製造的。」「從出生開始，我們就被各種各樣的規矩束縛著，那些規矩變成了我們的生活方式，甚至成了我們自身的一部分。我簡直認為這些已經被編進我們的基因裡了。」「我恨這個無情的國家！」

要是在現在的中國，姚天和哈金，無疑會被歸入所謂「恨國黨」一類。但哈金他們的覺悟要早得多。書中的2009年，姚天參加「六四」二十週年紀念演出，壓斷了中國領事館的最後一根稻草，從此他成為祖國的敵人，哈金在這時寫道「他說服自己不要沉默、不要多想。就像一位香港詩人最近宣稱的，『我抗議，我存在』。」

在現在的中國，姚天和哈金（圖），無疑會被歸入所謂「恨國黨」一類。（維基百科）

哈金也許是刻意弄混了時間，因為現實世界裡，這位香港詩人是十年後的2019年做出這個卡繆式的宣言。哈金這個「筆誤」，其實在告訴我們，覺醒沒有先後之分，重要的是，覺醒後要付諸行動。而在今日之中國，太多自以為覺醒的憤世嫉俗者言必稱卡繆、阿倫特、阿甘本，可是行動呢？他們連拒絕強制核酸的勇氣都沒有。

雖然這是哈金最政治化的一本小說，在比較中美的自由民主狀況時，也有不少刻板的意識形態演繹，但哈金始終強調藝術（音樂與詩）對於追尋自由的姚天的驅動力。姚天也知道，在條條框框下違心地歌唱，是不可能成就真正的藝術的，這也是藝術的鐵律。就像在安徒生童話裡，為國王豢養的夜鶯，它的啼鳴充其量是一種演奏；飛出籠子的夜鶯，才能真的放歌。「只有每天爭取自由者，才配享受自由。」這也包括藝術本身的自由。

※作者為詩人、作家、攝影師。1975年出生於廣東，1997年移居香港。曾出版詩集《八尺雪意》、《半簿鬼語》、《尋找倉央嘉措》、評論集《異托邦指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