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貼文引用余英時先生批判中共在香港主權問題上的假仁假義，揭穿近期香港政府修改教科書的陰暗心理。

引文來自余先生新書《余英時評政治現實》。這本書是由台灣印刻出版社出版，由台灣作家與出版家顏擇雅女士主編。顏擇雅女士與余先生密切交往二十餘年，與余太太陳淑平女士也一直保持緊密聯絡，在編輯這本書的過程中，得到余太太的全力支持，提供不少余先生未曾公開的文章，這是余先生過世以來，最值得期待的一本書。

本書以倒時序的結構編成，這是很破格的編輯手法。全部文章以「最後見解」起頭，再續以「六四之後」，最後才是「六四之前」，如此的結構方式，可見編者對「最後見解」的重視。余先生最後一篇文章，是發表於2020年的「展望香港的前景」，在文章前的說明中，余先生說「我是因為香港是我的一個故鄉，才為此全心全力完成此文」，可見當時他的精力已不堪重負。不到一年後，余先生即永別人間。

作為本書「代序」的，是余先生的短文「家天下、族天下、黨天下」，作為「代結語」的，是余先生另一篇短文「待從頭，收拾舊河山」，兩篇高度概括性，而又充滿家國情懷和歷史感悟的短文，恰恰足以寄托余先生的個人懷抱，編者的慧心於此可見。

余先生曾說過，他對政治只有「遙遠的興趣」，也即是說，他未曾參與過實際的政治活動，他一生關心政治、觀察政治、剖析政治，但卻與政治現實保持遙遠的距離，因此他的觀察與分析可以保持最客觀與理性的立場。六四後不少大陸學生和知識分子流亡美國，余先生爭取經費資助這批流亡者的生活和深造，但他並沒有實際參與他們的活動。

這本書收入余先生大部份論及中港台現實政治的文章，以及多次接受媒體訪談的記錄，編者為每篇文章的背景及影響，作了簡要的說明。文章時間跨度大，針對不同時期的政治話題，但有幾個重要的理念是余先生貫徹始終的，一是批判民族主義，二是批判中共的極權統治，三是站在歷史與文化的高度剖析中港台三地的現實政治。

民族主義是中國民族心理的痼疾，余先生在不同文章與訪談中，多次談及這個話題。他認為中國人的民族主義，起源於對西方先進國家「羡憎交織」的心理因素。中國長期師法西方勞而無功，積累了大量的挫折感、恥辱感和報復心，而這種憎恨卻是從羡慕轉化而來。

余先生警告：「今天中國人『羡憎交織』的民族情緒又開始在新的歷史階段尋求德國式的發洩，而且明顯地從自衛轉向進攻。」證諸大陸眾多的小粉紅和五毛，大量被長期洗腦的國人動不動「愛國者」頭腦發熱，而中共利用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對外擴張，向西方民主國家作「德國式的發洩」，余先生的這一剖析與警告，有振聾發瞶之力。

余先生多年來對政治現實的剖析，都以譴責與批判中共的極權統治為主旨，不管是針對大陸四十年來的改革與倒退，還是談及台灣與香港的命運，余先生都不忘把中國人的苦難根源，歸結為中共的極權統治。中國所有的問題，不是外患的問題，也不是中國人的問題，只是中共的問題，中國人要擺脫苦難的命運，唯有擺脫中共的極權統治。

中共奉行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是西方文化中最惡劣的部份，中共的主要組織成份是農村中的流氓無產者，毛澤東思想只不過是秦皇漢武以及朱元璋式的草莽打天下坐天下的現代翻版，只有壓迫人民的權謀，沒有任何現代意識。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朝代，為中國人民製造了如此巨量的痛苦。

當鄧小平改革開放之初，余先生也曾對中國的政治改革有過一些期待，但天安門事件後就大徹大悟了，自此之後，他公開宣稱永不踏入中共國的國土。余先生愛中國，愛中國文化，愛中國人民，但他始終將中共與中國分得很清楚。比起當代幾任美國總統，多年來被中共唬弄，六四後仍寄希望中共改過自新，直至特朗普時代，才因余茂春教授的提醒，嚴格區分中共與中國的本質，余先生可謂先知先覺。

余先生是歷史學者，對中國歷史文化有深入研究，他永遠都站在歷史文化的高度，去審視三地政治演化的過程與規律。余先生早年在香港生活，更曾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他對香港有深厚感情，本書中有大量關於香港問題的論述。余先生對台灣的民主改革始終給予肯定，他對台灣的政治前途、台獨議題以及與中共周旋的立場與策略，也都提出過不少真知灼見。關於大陸政治前景，余先生認為中國的出路在「合久必分」，他又斷言中共的解體將不同於蘇聯崩潰。

站在歷史文化的高度審視中港台現實政治，余先生分析「中國極權主義的起源」，又論證「大中國思想是很壞的思想」，他認為「奉儒學為意識形態很不智」，他在接受李怡訪問時，更認為「中國人民是最好統治的人民」。這些分析與論斷，都有助我們面對今日錯綜複雜的政治局勢時，保持清醒的頭腦。

一個歷史學者觀察現實政治，以他的睿智與學養，條分縷析，深入淺出，為我們提供正確的思考角度與思考方法，這是余先生這本新書最難能可貴的地方。這本書是余先生眾多著作中最容易閱讀與領會的著作，筆者鄭重向關心中國政治的網友推薦。

（寫完此文，恰聞台灣「飛地」出版社，將於七月一日邀請顏擇雅女士主講余先生這部書，這是飛地的張潔平與顏擇雅兩位合作，對「香港回歸慶典」的一個回答，我也將這篇短文，視為對中共無所不用其極糟塌香港的一次抵抗。）

（本文授權轉載自作者臉書專頁／原標題：財政枯竭是最大一隻灰犀牛）

※作者1978年赴香港定居。曾任《新晚報》副刊編輯、《文匯報》副刊編輯及天地圖書公司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