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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萊塢是這樣學會巴結北京的

《○○七:明日帝國》是好萊塢電影界第一部為了迎合北京,而作大幅修改的好萊塢電影。(圖片摘自網路)

《○○七:明日帝國》是好萊塢電影界第一部為了迎合北京,而作大幅修改的好萊塢電影。(圖片摘自網路)

一九九七年發行的《○○七:明日帝國》(Tomorrow Never Dies),是○○七系列第十八部電影,片中的瘋狂媒體大亨,為了拉抬其電視收視率,而挑撥中英戰爭。這名片中反派角色卡佛(Carver)跟每部龐德電影大反派一樣,一邊計劃殺害龐德時,一邊描述自己精心策劃的陰謀:一名中國將領「推翻政府後,和英國談和,化身為世界領導人,更因此贏得諾貝爾獎。」卡佛則拿到更大的獎:「未來數百年,在中國擁有獨家播映權。」

 

《○○七:明日帝國》一片的劇情原本其實完全不是這樣寫的。但在開拍後不久,電影公司不得不捨棄原始劇本,該片導演羅傑.史帕提斯伍德(Roger Spottiswoode)跟影評人約翰.布羅斯南(John Brosnan)提到這經過。「原始的劇本提到香港回歸,然後香港島下方有個核子反應爐,即將要爆發。」布羅斯南寫道。但在製片公司聘用季辛吉擔任該片「外交顧問」後,史帕提斯伍德將劇情完全改弦易轍。

 

《○○七:明日帝國》是好萊塢電影界第一部為了迎合北京,而作這種大幅修改的電影。從一九九○年代後期開始,電影界主要參與者就紛紛依北京的好惡來修改腳本。但這種情形當然是慢慢出現的。只是到了二十一世紀頭十年間的後期,好萊塢就毫不抗拒地,任由北京支配片中中國的呈現。這情形就跟當年中共在美好友,完全不用中共下達明確指令(也不用直接付錢),就會幫北京辦事一樣,這些好萊塢的電影從業人員,很自然就摸清楚,怎樣呈現中國,中共會不高興,一點也不用中共教。

 

 

而這個定律不只適用在電影如何呈現中國上。好萊塢現在拍電影已經習慣性會分中國版和美國版兩種版本,後者是完整版,前者是依中國電檢審查標準拍的版本。北京對好萊塢的影響,讓好萊塢電影中對穆斯林刻板化的情形增加,同時也影響了好萊塢拍大成本票房大片時的考量,結果就是,這類電影變成一再重覆出現同樣那幾個知名角色(以及爆破場面),而不再講究細膩的劇情。現在的好萊塢變成為中共在美國的代理人,為其在美爭取利益、說盡好話。

 

但更大的問題則是關於美國國安,因為被中共影響,好萊塢在提到中國時,完全任人宰割。北京當局很聰明,不像莫斯科當局那樣,跟美國正面對著幹,也不是靠在美國國內製造動亂。北京的方法是,控制美國人對於中國的觀感。北京要美國人相信,中國會崛起,不斷繁榮,最後成為全球霸主,這個過程會很平和,但也是必然的。過去十五年來,好萊塢電影幫助美化中國。「交給中國人辦就好,」災難電影《二○一二》中的白宮幕僚長這麼說道,這個角色由奧利佛.普拉特(Oliver Platt)扮演,片中,他在北京與美國攜手拯救世界後說了這句話。「我原以為那麼短的時間內,是辦不到的。」

 

可以說,透過對好萊塢的影響,中共把那種吸收中共好友的伎倆,放送到全球去了。畢竟,中共沒辦法把每一位美國人,都邀請到他款待季辛吉那種高級宴會廳去,參加閉門會議,享受他的好客之道;所以透過電影這種全世界最有力的大眾媒體,好萊塢幫忙將中國刻意打造的形象,大外宣到全世界去。

 

好萊塢其實大可不必如此。(比如像美國電視節目,在談到中國時,就比較實話實說的多,請見第七章。)但中國這邊,對和好萊塢合作其實也不是這麼放心;中國官員老是會擔心,和貪得無厭的美國人勾結得太深會出問題,他們就常提到一九九○年代凱文.柯斯納(Kevin Costner)的電影《與狼共舞》(Dances with Wolves),以此為鑑,深自警惕。黨部到底應該進口多少這種西方「精神汙染」?有些中國人認為,好萊塢太擅長於夾帶意識型態在影片中,可能會因此把一些反中共的想法,包裝在「普世價值」之下,透過影片散發出去,當中甚至可能藏有鼓勵中國百姓造反、推翻共產黨的思想。大連萬達集團創辦人王健林在二○○七年就曾說:「老是吃麥當勞、看美國片,有天會給我們國家文化和信念帶來問題的。」

 

但中國和好萊塢合作拍片,倒是能讓中國領導人推動中國電影產業電影科技、以及軟性技術,藉此,拍出來的電影也就能吸引中國人民觀賞。另外,這樣的合作,也讓他們搞懂好萊塢那套權力運作的法則,並摸清怎麼抓住好萊塢罩門,讓他們就範,不敢在拍片的意識型態上,越中共雷池一步。舉當時中國領導人江澤民作為例子,他曾要底下高官都去看《鐵達尼號》,因為「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中共官員常批評好萊塢高層和美國人,說他們提到中美關係,總是太泛政治化,但其實是,只要對中有所批評,就會被說是政治化。但中共官員在國內自己彼此用中文交談時,有三件事卻經常掛在嘴上:凡事都與政治有關;電影是讓人民相信黨的力量是無害的最好途徑;電影應服膺黨的政策。中國當時的國家主席胡錦濤在二○○五年十二月時一篇演講中就說:「與中國電影產業合作的人,都應時時謹守正確政治方向。」

 

二十一世紀頭幾年間,好萊塢電影還常見到北京當局被當成主要敵人的題材。像由羅伯.瑞福(Robert Redford)飾演中情局老前輩,帶領徒弟布萊德.彼特的《間諜遊戲》(Spy Game,二○○一)就是。該片中布萊德.彼特一角,前去拯救情人失敗後,被囚於恐怖的中國監獄中,而其情人則是因為殺害中國總理的姪子而落網。但好萊塢和中國的關係已經開始悄悄產生變化了,而其中原因,不單單是因為中共的影響。台裔美籍導演李安的《臥虎藏龍》(二○○○)一片,用非常細膩的方式講述武俠人物的愛情與忠貞,在當時獲得奧斯卡十項提名,更打破紀錄,成為美國史上最賣座的國際電影,這讓一些好萊塢電影公司高層覺得,影片中有中國元素應該可以賺錢。

 

李安的《臥虎藏龍》打破紀錄,成為美國史上最賣座的國際電影,這讓一些好萊塢電影公司高層覺得,影片中有中國元素應該可以賺錢。(圖片摘自網路)

 

在當時,中國的電影市場還非常小:兩千年時,好萊塢電影在中國的票房只有屈屈不到兩千萬美金。中國的電影盜版比例是全球最高的,其非法DVD吃掉了正版盈收的九成九。另外,好萊塢影片在中國放映,也只分到一成三的票房,這遠比它在其他海外市場的分成低很多。

 

但這些電影界高層還是跟美國其他消費性商品公司一樣,看著中國龐大的潛在市場口水直流。一九九七年時,米高梅(MGM)電影公司的全球行銷總裁傑瑞.里奇(Gerry Rich)曾稱讚自己公司的電影《紅色角落》,說該片是「把中共的司法體系描寫得正確到讓人難過。」但短短不到三年的時間,該公司的首席財務長丹尼爾.泰勒(Daniel Taylor)看到的,卻是中國的另一面。「不管怎麼算,這個市場都有著超過十億的觀影人口。」他在二○○○年這麼說。

 

於是,好萊塢就在二十、二十一世紀之交,悄悄的把那些關於西藏題材的影片一一取消了。「熱度就降了。」布雷克.柯爾(Blake Kerr)在我問及墨詮艾佛利公司那部《天葬》電影的計劃時,他這麼說,這是根據他個人在一九八七年拉薩暴動遭遇的著作改編而成。墨詮艾佛利當時想趕上西藏熱潮,所以才有此計劃,一旦熱潮消退,柯爾說,電影「也就跟著全無希望了。」

 

那史提芬.席格那部熱鬧的中情局西藏冒險動作片《環保紙杯》呢?「華納電影公司(Warner Bros.)當時差點就放行開拍了,但中國方面卻傳來要停止合作的消息。」傑夫.隆這麼告訴我。「我聽到的說法是,華納電影和好萊塢,要是要再這麼批評中國和其人權的話,以後休想在中國上映。人家是跟我說,中國表達了極度的不滿。」隆嘆了口氣道:「在那當口,《環保紙杯》一片搞不好會轟動。但過了那風頭,好萊塢態度變了。」

 

中國在二○○一年加入世貿組織,同一時間好萊塢也正好在拉近和中國的關係,北京當局於是將年度外片進口額度從原本的十部,調成二十部。

 

美國各電影公司為了搶在二十一世紀頭幾年,可以有更多進入中國市場的機會,所以也開始和中國合資拍片,這樣就可以規避一年二十部外片的進口額度,讓他們的製作轉為在中國本地進行。

 

合資拍片,卻也同時成為調教好萊塢片廠中國審查機制的機會教育。環球電影與中國第一部合資的電影是《庭院裡的女人》(Pavilion of Women,二○○一),以二戰時期亂世中國為背景的愛情故事,由威廉.達佛(Willem Dafoe)和華裔美籍演員盧燕主演。製片團隊將劇本送交中國國家電影局,後者提出「評語和建議」,盧燕這麼說,像是要求改寫某個角色,讓角色不要那麼「憂鬱」之類的。

 

調教好萊塢學著自行審查,以符合北京要求,這過程不動聲色,很難被外界查覺。中國電影票房在二十一世紀頭十年間成長的同時,好萊塢電影界高層也和中國導演、製片團隊、中共官員開了無數次的會,這過程慢慢讓好萊塢決策團隊開始誤以為,北京所提出的這些小小更動,倒也沒那麼難遵守。

 

而且,好萊塢電影界為了討北京高興,一些改動大部份也的確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地方。像二○○六年的《○○七首部曲:皇家夜總會》(Casino Royale),這部第一部獲准在中國播放的○○七電影中,演員茱蒂.丹契(Judi Dench)所飾演的英國祕密情報局局長M夫人一角,就被要求要將「耶穌基督,真懷念冷戰時期」這句台詞換掉,換成「老天爺,真懷念從前的日子」。看似沒什麼大不了,但丹契本身接受採訪時說:「就是不太一樣。」

 

演員茱蒂.丹契(Judi Dench)抱怨,她被迫修改台詞,「就是不太一樣了」。(圖片摘自網路)

 

好萊塢在北京的調教下,一步步培養出敏感度,看懂了中國審查制度的地雷所在。依此,好萊塢更進一步開始摸索,看要怎樣在中國市場,既能討得中共歡心、又能讓他們賺大錢。二○ ○ 五年, 索尼影業發行了《 藝伎回憶錄》(Memoirs of a Geisha),該片改編自暢銷美國歷史小說,講述二十世紀中葉日本藝伎的故事。索尼原以為,靠著晉用中國演員章子怡、鞏俐以及馬來西亞華裔的楊紫瓊等人,可以在中國票房開紅盤。不料,十一月時,中國電檢制度雖然核准該片上映,卻在幾個月後,又禁演該片,聲稱是因為由中國人扮演日本人,傷害民族情感。

 

二○○五年,在墨詮艾佛利公司喊停《天葬》一片拍攝計劃將近十年後,該公司發行了《異國情緣》(The White Countess)一片,這是首部完全在中國本土拍攝的西方電影。該片由雷夫.范恩斯(Ralph Fiennes)和凡妮莎.蕾格烈芙(Vanessa Redgrave)挑大樑,全片講述美國外交官和俄國難民的愛情故事,背景則設於一九三○年代的上海。小說家石黑一雄擔任該片編劇,他就對該片審查頗多怨言,指責審查破壞了該片的美國版劇情。「我沒跟劇組一同前往中國,但他們會傳訊息告訴我,說是因為政府審查不通過,整份劇本很多對白、或是字句都要改掉。」他在二○○六年這麼說。石黑甚至被迫把全劇中所有的「革命」兩字都拿掉。

 

二○○七年,迪士尼樂園受歡迎遊樂設施改編的《神鬼奇航》系列第三集《神鬼奇航(三):世界的盡頭》(Pirates of the Caribbean: At World’s End),依然由強尼.戴普(Johnny Depp)和綺拉.奈特莉(Keira Knightley)主演,另外加入香港演員周潤發,由他飾演在南中國海橫行的海盜頭子。該片預算超過三億美金,是有史以來耗資最高的電影。

 

該系列電影的首部曲,二○○三年在中國賣座極佳,但之後《神鬼奇航(二):加勒比海盜》(Pirates of the Caribbean: Dead Man’s Chest,二○○六)在中國卻遭到禁演,原因猜測應該是因為涉及怪力亂神和吃人肉。迪士尼因此希望系列第三集中,可以透過加進周潤發一角,吸引到中國觀眾。為此,迪士尼更在五月初,電影首映前幾個禮拜,就派了周潤發前往香港迪士尼樂園,進行電影宣傳工作,當時中國各地媒體也大肆報導了。但中方的審查卻「對於片中中國海盜的呈現方式不甚滿意」,迪士尼影業國際發行組的組長安東尼.馬考利(Anthony Marcoly)這麼說。電檢單位將該片中國版裡周潤發的戲份刪掉一半,原本二十分鐘的戲份刪到只剩十分鐘,該片在中國的票房也只以一千七百萬美元坐收,表現讓人失望。

 

周潤發在《神鬼奇航(二):加勒比海盜》的戲份被大幅刪減。(圖片摘自網路)

 

偶爾中國提出的審查理由看似合理,最少也是前後一致。比如說,性愛鏡頭、尤其是兩名男性之間,就讓電檢人員卻步。像李安的《斷背山》(Brokeback Mountain,二○○五)中,對兩名牛仔的男男情愛描寫,不用送審,就差不多知道一定不會准,而布萊德. 彼特和凱特. 布蘭琪(Cate Blanchett) 主演的跨國劇情片《 火線交錯》(Babel,二○○六)一片,審查通過的版本,刪除片中裸露場景,也不意外。

 

但,同樣也有很多審查的意見,讓好萊塢的電影人摸不著頭緒的。比如,中國電檢審查就批准了《達文西密碼》(The Da Vinci Code)的上演,而且該片在二○○六年五月,還同時在中國將近四百間戲院上映,創下中國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外片上映院線紀錄。但,該片才上映二十二天,北京又莫名奇妙要求該片下片。因為有些政府官員認為,該片劇情稱耶穌與女人生有後代,這會危害中國基督教群體的穩定,其他官員則不滿該片賣座太好,搶掉本土電影的票房。中國電影集團的發言人把《達文西密碼》下片原因推給票房下降,但明明該片的票房正快速上升,成為中國影史上僅次於《鐵達尼號》的電影。二○○七年十二月,好萊塢高層說北京禁演所有美國電影三個月,並未說明禁演原因。但過幾天後,中國官方又否認有禁演情事。總之就是這類讓人莫衷一是的情形,層出不窮。低階中國官員在面對媒體詢問時,往往也說不上原因。

 

但這種對外片朝令夕改的態度,是中共在玩弄權術的固定套路,而不是偶爾的小誤失。因為,要讓制度飄忽不定、難以拿捏,這樣好萊塢影人才會亦步亦趨,緊盯北京當局的一舉一動,要是他們太無所謂,那就會有苦頭吃。還有,講話也不用講得太白,因為講得太白顯得示弱於人,好像自己哪裡不對一樣。

 

中國政府政策陰晴不定、再加上市場盜版嚴重、賺不到錢,都讓好萊塢片商萌生退意。但是,其中許多人卻是打死不退的。「路上跌跌撞撞總是難免,搞不好還會大賠一陣子,但已經沒有退路了。」專攻娛樂產業訴訟的律師彼得.迪肯在二○○六年說:「一定要卡位。」

 

中共和好萊塢的關係,就很像一段有毒的關係一樣,後者要不斷追著前者問,自己該怎麼辦,要怎樣才能討得前者開心。而北京方面則深明模稜兩可的藝術,不斷吊後者胃口。二○○七年,中國電影集團找上《火線大逃亡》的導演阿諾,想請他執導中國暢銷小說《狼圖騰》的電影版。阿諾坦承,當時他的導演事業已經走下坡。所以他就進行中共所謂的「自我批鬥」:先是承認在拍《火線大逃亡》時犯了意識型態上的錯誤,懇請當局原諒。「我為我缺乏對於中國歷史和文化深刻的瞭解,未能事先預估該片發行後會對中國造成負面衝擊;對此,我深深道歉。」他在二○○九年寫給中共的公開信中這麼寫道。「而事實上,我拍攝該片的初衷原是要散播『和平』的想法。但沒想到事與願違。許多觀眾無法理解這份想法,我深為遺憾。」他更「鄭重聲明」他「從未參加任何與西藏相關的組織或協會。從未支持西藏獨立運動,也從未私下與達賴喇嘛有過接觸,與他成為朋友更是絕對沒有的事。」當筆者去信詢問他這封公開信的真偽時,阿諾以電子郵件回覆說,他不記得自己寫過這些東西,也否認當時他的事業走下坡,但他也說:「我從未支持西藏獨立這件事則絕對沒錯。」

 

《火線大逃亡》的導演阿諾為自己拍攝這部片,向中國共產黨深感懺悔。(圖片摘自網路)

 

應該是不可能有人押著阿諾告訴他該怎麼寫那封公開信。料想是阿諾跟好萊塢其他人一樣,將中共的無理要求內化,自行揣度北京的想法,而寫了那封信。(阿諾對此的回應呢?「同樣一件事,對不同人講話,自然措詞不同,對法蘭西學院(Academie Française)同事講話的遣詞用字,不會跟對我孫子講時一樣。」)

 

他公開信最後則懇請《狼圖騰》可以「讓更多人由衷熱愛中國,更由衷熱愛中國人民深摯的靈魂。」

 

 

※本文摘自《美國第二:美國菁英如何助長中國取得世界霸權》(遠流出版),作者伊薩克.斯通.菲什(Isaac Stone Fish)為「策略危機」(Strategy Risks)顧問諮詢公司的創辦人兼CEO,是《華盛頓郵報》〈全球觀點〉的固定專欄作家,《巴倫》(Barron’s)理財投資雜誌專欄作家,為新聞網站CBSN撰寫文章,並在紐約大學全球事務中心兼職,擔任國際關係智庫組織《大西洋理事會》(Atlantic Council)訪問學者。曾為《新聞週刊》(Newsweek)擔任北京特派員,住在中國六年。現定居於紐約。

 

在本書中,作者回溯了中國共產黨對美國的影響的演化。他讓讀者看見,美國的領導者一開始是如何歡迎中國進入美國的經濟體系,相信透過貿易與參與,能讓中國變得更民主化。作者也說明,即使這樣的信念已被證實是一種誤導,但美國有不少商人與政治人物已變得太依賴中國而不敢挑戰它。

 

關鍵字: 美國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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