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七年發行的《○○七：明日帝國》（Tomorrow Never Dies），是○○七系列第十八部電影，片中的瘋狂媒體大亨，為了拉抬其電視收視率，而挑撥中英戰爭。這名片中反派角色卡佛（Carver）跟每部龐德電影大反派一樣，一邊計劃殺害龐德時，一邊描述自己精心策劃的陰謀：一名中國將領「推翻政府後，和英國談和，化身為世界領導人，更因此贏得諾貝爾獎。」卡佛則拿到更大的獎：「未來數百年，在中國擁有獨家播映權。」

《○○七：明日帝國》一片的劇情原本其實完全不是這樣寫的。但在開拍後不久，電影公司不得不捨棄原始劇本，該片導演羅傑．史帕提斯伍德（Roger Spottiswoode）跟影評人約翰．布羅斯南（John Brosnan）提到這經過。「原始的劇本提到香港回歸，然後香港島下方有個核子反應爐，即將要爆發。」布羅斯南寫道。但在製片公司聘用季辛吉擔任該片「外交顧問」後，史帕提斯伍德將劇情完全改弦易轍。

《○○七：明日帝國》是好萊塢電影界第一部為了迎合北京，而作這種大幅修改的電影。從一九九○年代後期開始，電影界主要參與者就紛紛依北京的好惡來修改腳本。但這種情形當然是慢慢出現的。只是到了二十一世紀頭十年間的後期，好萊塢就毫不抗拒地，任由北京支配片中中國的呈現。這情形就跟當年中共在美好友，完全不用中共下達明確指令（也不用直接付錢），就會幫北京辦事一樣，這些好萊塢的電影從業人員，很自然就摸清楚，怎樣呈現中國，中共會不高興，一點也不用中共教。

而這個定律不只適用在電影如何呈現中國上。好萊塢現在拍電影已經習慣性會分中國版和美國版兩種版本，後者是完整版，前者是依中國電檢審查標準拍的版本。北京對好萊塢的影響，讓好萊塢電影中對穆斯林刻板化的情形增加，同時也影響了好萊塢拍大成本票房大片時的考量，結果就是，這類電影變成一再重覆出現同樣那幾個知名角色（以及爆破場面），而不再講究細膩的劇情。現在的好萊塢變成為中共在美國的代理人，為其在美爭取利益、說盡好話。

但更大的問題則是關於美國國安，因為被中共影響，好萊塢在提到中國時，完全任人宰割。北京當局很聰明，不像莫斯科當局那樣，跟美國正面對著幹，也不是靠在美國國內製造動亂。北京的方法是，控制美國人對於中國的觀感。北京要美國人相信，中國會崛起，不斷繁榮，最後成為全球霸主，這個過程會很平和，但也是必然的。過去十五年來，好萊塢電影幫助美化中國。「交給中國人辦就好，」災難電影《二○一二》中的白宮幕僚長這麼說道，這個角色由奧利佛．普拉特（Oliver Platt）扮演，片中，他在北京與美國攜手拯救世界後說了這句話。「我原以為那麼短的時間內，是辦不到的。」

可以說，透過對好萊塢的影響，中共把那種吸收中共好友的伎倆，放送到全球去了。畢竟，中共沒辦法把每一位美國人，都邀請到他款待季辛吉那種高級宴會廳去，參加閉門會議，享受他的好客之道；所以透過電影這種全世界最有力的大眾媒體，好萊塢幫忙將中國刻意打造的形象，大外宣到全世界去。

好萊塢其實大可不必如此。（比如像美國電視節目，在談到中國時，就比較實話實說的多，請見第七章。）但中國這邊，對和好萊塢合作其實也不是這麼放心；中國官員老是會擔心，和貪得無厭的美國人勾結得太深會出問題，他們就常提到一九九○年代凱文．柯斯納（Kevin Costner）的電影《與狼共舞》（Dances with Wolves），以此為鑑，深自警惕。黨部到底應該進口多少這種西方「精神汙染」？有些中國人認為，好萊塢太擅長於夾帶意識型態在影片中，可能會因此把一些反中共的想法，包裝在「普世價值」之下，透過影片散發出去，當中甚至可能藏有鼓勵中國百姓造反、推翻共產黨的思想。大連萬達集團創辦人王健林在二○○七年就曾說：「老是吃麥當勞、看美國片，有天會給我們國家文化和信念帶來問題的。」

但中國和好萊塢合作拍片，倒是能讓中國領導人推動中國電影產業電影科技、以及軟性技術，藉此，拍出來的電影也就能吸引中國人民觀賞。另外，這樣的合作，也讓他們搞懂好萊塢那套權力運作的法則，並摸清怎麼抓住好萊塢罩門，讓他們就範，不敢在拍片的意識型態上，越中共雷池一步。舉當時中國領導人江澤民作為例子，他曾要底下高官都去看《鐵達尼號》，因為「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中共官員常批評好萊塢高層和美國人，說他們提到中美關係，總是太泛政治化，但其實是，只要對中有所批評，就會被說是政治化。但中共官員在國內自己彼此用中文交談時，有三件事卻經常掛在嘴上：凡事都與政治有關；電影是讓人民相信黨的力量是無害的最好途徑；電影應服膺黨的政策。中國當時的國家主席胡錦濤在二○○五年十二月時一篇演講中就說：「與中國電影產業合作的人，都應時時謹守正確政治方向。」

二十一世紀頭幾年間，好萊塢電影還常見到北京當局被當成主要敵人的題材。像由羅伯．瑞福（Robert Redford）飾演中情局老前輩，帶領徒弟布萊德．彼特的《間諜遊戲》（Spy Game，二○○一）就是。該片中布萊德．彼特一角，前去拯救情人失敗後，被囚於恐怖的中國監獄中，而其情人則是因為殺害中國總理的姪子而落網。但好萊塢和中國的關係已經開始悄悄產生變化了，而其中原因，不單單是因為中共的影響。台裔美籍導演李安的《臥虎藏龍》（二○○○）一片，用非常細膩的方式講述武俠人物的愛情與忠貞，在當時獲得奧斯卡十項提名，更打破紀錄，成為美國史上最賣座的國際電影，這讓一些好萊塢電影公司高層覺得，影片中有中國元素應該可以賺錢。

在當時，中國的電影市場還非常小：兩千年時，好萊塢電影在中國的票房只有屈屈不到兩千萬美金。中國的電影盜版比例是全球最高的，其非法DVD吃掉了正版盈收的九成九。另外，好萊塢影片在中國放映，也只分到一成三的票房，這遠比它在其他海外市場的分成低很多。

但這些電影界高層還是跟美國其他消費性商品公司一樣，看著中國龐大的潛在市場口水直流。一九九七年時，米高梅（MGM）電影公司的全球行銷總裁傑瑞．里奇（Gerry Rich）曾稱讚自己公司的電影《紅色角落》，說該片是「把中共的司法體系描寫得正確到讓人難過。」但短短不到三年的時間，該公司的首席財務長丹尼爾．泰勒（Daniel Taylor）看到的，卻是中國的另一面。「不管怎麼算，這個市場都有著超過十億的觀影人口。」他在二○○○年這麼說。

於是，好萊塢就在二十、二十一世紀之交，悄悄的把那些關於西藏題材的影片一一取消了。「熱度就降了。」布雷克．柯爾（Blake Kerr）在我問及墨詮艾佛利公司那部《天葬》電影的計劃時，他這麼說，這是根據他個人在一九八七年拉薩暴動遭遇的著作改編而成。墨詮艾佛利當時想趕上西藏熱潮，所以才有此計劃，一旦熱潮消退，柯爾說，電影「也就跟著全無希望了。」

那史提芬．席格那部熱鬧的中情局西藏冒險動作片《環保紙杯》呢？「華納電影公司（Warner Bros.）當時差點就放行開拍了，但中國方面卻傳來要停止合作的消息。」傑夫．隆這麼告訴我。「我聽到的說法是，華納電影和好萊塢，要是要再這麼批評中國和其人權的話，以後休想在中國上映。人家是跟我說，中國表達了極度的不滿。」隆嘆了口氣道：「在那當口，《環保紙杯》一片搞不好會轟動。但過了那風頭，好萊塢態度變了。」

中國在二○○一年加入世貿組織，同一時間好萊塢也正好在拉近和中國的關係，北京當局於是將年度外片進口額度從原本的十部，調成二十部。

美國各電影公司為了搶在二十一世紀頭幾年，可以有更多進入中國市場的機會，所以也開始和中國合資拍片，這樣就可以規避一年二十部外片的進口額度，讓他們的製作轉為在中國本地進行。

合資拍片，卻也同時成為調教好萊塢片廠中國審查機制的機會教育。環球電影與中國第一部合資的電影是《庭院裡的女人》（Pavilion of Women，二○○一），以二戰時期亂世中國為背景的愛情故事，由威廉．達佛（Willem Dafoe）和華裔美籍演員盧燕主演。製片團隊將劇本送交中國國家電影局，後者提出「評語和建議」，盧燕這麼說，像是要求改寫某個角色，讓角色不要那麼「憂鬱」之類的。

調教好萊塢學著自行審查，以符合北京要求，這過程不動聲色，很難被外界查覺。中國電影票房在二十一世紀頭十年間成長的同時，好萊塢電影界高層也和中國導演、製片團隊、中共官員開了無數次的會，這過程慢慢讓好萊塢決策團隊開始誤以為，北京所提出的這些小小更動，倒也沒那麼難遵守。

而且，好萊塢電影界為了討北京高興，一些改動大部份也的確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地方。像二○○六年的《○○七首部曲：皇家夜總會》（Casino Royale），這部第一部獲准在中國播放的○○七電影中，演員茱蒂．丹契（Judi Dench）所飾演的英國祕密情報局局長M夫人一角，就被要求要將「耶穌基督，真懷念冷戰時期」這句台詞換掉，換成「老天爺，真懷念從前的日子」。看似沒什麼大不了，但丹契本身接受採訪時說：「就是不太一樣。」

好萊塢在北京的調教下，一步步培養出敏感度，看懂了中國審查制度的地雷所在。依此，好萊塢更進一步開始摸索，看要怎樣在中國市場，既能討得中共歡心、又能讓他們賺大錢。二○ ○ 五年， 索尼影業發行了《 藝伎回憶錄》（Memoirs of a Geisha），該片改編自暢銷美國歷史小說，講述二十世紀中葉日本藝伎的故事。索尼原以為，靠著晉用中國演員章子怡、鞏俐以及馬來西亞華裔的楊紫瓊等人，可以在中國票房開紅盤。不料，十一月時，中國電檢制度雖然核准該片上映，卻在幾個月後，又禁演該片，聲稱是因為由中國人扮演日本人，傷害民族情感。

二○○五年，在墨詮艾佛利公司喊停《天葬》一片拍攝計劃將近十年後，該公司發行了《異國情緣》（The White Countess）一片，這是首部完全在中國本土拍攝的西方電影。該片由雷夫．范恩斯（Ralph Fiennes）和凡妮莎．蕾格烈芙（Vanessa Redgrave）挑大樑，全片講述美國外交官和俄國難民的愛情故事，背景則設於一九三○年代的上海。小說家石黑一雄擔任該片編劇，他就對該片審查頗多怨言，指責審查破壞了該片的美國版劇情。「我沒跟劇組一同前往中國，但他們會傳訊息告訴我，說是因為政府審查不通過，整份劇本很多對白、或是字句都要改掉。」他在二○○六年這麼說。石黑甚至被迫把全劇中所有的「革命」兩字都拿掉。

二○○七年，迪士尼樂園受歡迎遊樂設施改編的《神鬼奇航》系列第三集《神鬼奇航（三）：世界的盡頭》（Pirates of the Caribbean: At World’s End），依然由強尼．戴普（Johnny Depp）和綺拉．奈特莉（Keira Knightley）主演，另外加入香港演員周潤發，由他飾演在南中國海橫行的海盜頭子。該片預算超過三億美金，是有史以來耗資最高的電影。

該系列電影的首部曲，二○○三年在中國賣座極佳，但之後《神鬼奇航（二）：加勒比海盜》（Pirates of the Caribbean: Dead Man’s Chest，二○○六）在中國卻遭到禁演，原因猜測應該是因為涉及怪力亂神和吃人肉。迪士尼因此希望系列第三集中，可以透過加進周潤發一角，吸引到中國觀眾。為此，迪士尼更在五月初，電影首映前幾個禮拜，就派了周潤發前往香港迪士尼樂園，進行電影宣傳工作，當時中國各地媒體也大肆報導了。但中方的審查卻「對於片中中國海盜的呈現方式不甚滿意」，迪士尼影業國際發行組的組長安東尼．馬考利（Anthony Marcoly）這麼說。電檢單位將該片中國版裡周潤發的戲份刪掉一半，原本二十分鐘的戲份刪到只剩十分鐘，該片在中國的票房也只以一千七百萬美元坐收，表現讓人失望。

偶爾中國提出的審查理由看似合理，最少也是前後一致。比如說，性愛鏡頭、尤其是兩名男性之間，就讓電檢人員卻步。像李安的《斷背山》（Brokeback Mountain，二○○五）中，對兩名牛仔的男男情愛描寫，不用送審，就差不多知道一定不會准，而布萊德． 彼特和凱特． 布蘭琪（Cate Blanchett） 主演的跨國劇情片《 火線交錯》（Babel，二○○六）一片，審查通過的版本，刪除片中裸露場景，也不意外。

但，同樣也有很多審查的意見，讓好萊塢的電影人摸不著頭緒的。比如，中國電檢審查就批准了《達文西密碼》（The Da Vinci Code）的上演，而且該片在二○○六年五月，還同時在中國將近四百間戲院上映，創下中國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外片上映院線紀錄。但，該片才上映二十二天，北京又莫名奇妙要求該片下片。因為有些政府官員認為，該片劇情稱耶穌與女人生有後代，這會危害中國基督教群體的穩定，其他官員則不滿該片賣座太好，搶掉本土電影的票房。中國電影集團的發言人把《達文西密碼》下片原因推給票房下降，但明明該片的票房正快速上升，成為中國影史上僅次於《鐵達尼號》的電影。二○○七年十二月，好萊塢高層說北京禁演所有美國電影三個月，並未說明禁演原因。但過幾天後，中國官方又否認有禁演情事。總之就是這類讓人莫衷一是的情形，層出不窮。低階中國官員在面對媒體詢問時，往往也說不上原因。

但這種對外片朝令夕改的態度，是中共在玩弄權術的固定套路，而不是偶爾的小誤失。因為，要讓制度飄忽不定、難以拿捏，這樣好萊塢影人才會亦步亦趨，緊盯北京當局的一舉一動，要是他們太無所謂，那就會有苦頭吃。還有，講話也不用講得太白，因為講得太白顯得示弱於人，好像自己哪裡不對一樣。

中國政府政策陰晴不定、再加上市場盜版嚴重、賺不到錢，都讓好萊塢片商萌生退意。但是，其中許多人卻是打死不退的。「路上跌跌撞撞總是難免，搞不好還會大賠一陣子，但已經沒有退路了。」專攻娛樂產業訴訟的律師彼得．迪肯在二○○六年說：「一定要卡位。」

中共和好萊塢的關係，就很像一段有毒的關係一樣，後者要不斷追著前者問，自己該怎麼辦，要怎樣才能討得前者開心。而北京方面則深明模稜兩可的藝術，不斷吊後者胃口。二○○七年，中國電影集團找上《火線大逃亡》的導演阿諾，想請他執導中國暢銷小說《狼圖騰》的電影版。阿諾坦承，當時他的導演事業已經走下坡。所以他就進行中共所謂的「自我批鬥」：先是承認在拍《火線大逃亡》時犯了意識型態上的錯誤，懇請當局原諒。「我為我缺乏對於中國歷史和文化深刻的瞭解，未能事先預估該片發行後會對中國造成負面衝擊；對此，我深深道歉。」他在二○○九年寫給中共的公開信中這麼寫道。「而事實上，我拍攝該片的初衷原是要散播『和平』的想法。但沒想到事與願違。許多觀眾無法理解這份想法，我深為遺憾。」他更「鄭重聲明」他「從未參加任何與西藏相關的組織或協會。從未支持西藏獨立運動，也從未私下與達賴喇嘛有過接觸，與他成為朋友更是絕對沒有的事。」當筆者去信詢問他這封公開信的真偽時，阿諾以電子郵件回覆說，他不記得自己寫過這些東西，也否認當時他的事業走下坡，但他也說：「我從未支持西藏獨立這件事則絕對沒錯。」

應該是不可能有人押著阿諾告訴他該怎麼寫那封公開信。料想是阿諾跟好萊塢其他人一樣，將中共的無理要求內化，自行揣度北京的想法，而寫了那封信。（阿諾對此的回應呢？「同樣一件事，對不同人講話，自然措詞不同，對法蘭西學院（Academie Française）同事講話的遣詞用字，不會跟對我孫子講時一樣。」）

他公開信最後則懇請《狼圖騰》可以「讓更多人由衷熱愛中國，更由衷熱愛中國人民深摯的靈魂。」

※本文摘自《美國第二：美國菁英如何助長中國取得世界霸權》（遠流出版），作者伊薩克．斯通．菲什（Isaac Stone Fish）為「策略危機」（Strategy Risks）顧問諮詢公司的創辦人兼CEO，是《華盛頓郵報》〈全球觀點〉的固定專欄作家，《巴倫》（Barron’s）理財投資雜誌專欄作家，為新聞網站CBSN撰寫文章，並在紐約大學全球事務中心兼職，擔任國際關係智庫組織《大西洋理事會》（Atlantic Council）訪問學者。曾為《新聞週刊》（Newsweek）擔任北京特派員，住在中國六年。現定居於紐約。

在本書中，作者回溯了中國共產黨對美國的影響的演化。他讓讀者看見，美國的領導者一開始是如何歡迎中國進入美國的經濟體系，相信透過貿易與參與，能讓中國變得更民主化。作者也說明，即使這樣的信念已被證實是一種誤導，但美國有不少商人與政治人物已變得太依賴中國而不敢挑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