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文化的情人節七夕夜晚，很多人都在看台灣和中國兩位大使（吳志中與盧沙野）在法國電視台上的表演，兩邊社會都為自己大使的精彩表現鼓掌讚美。

然而，這場表演最重要的觀眾，顯然不是還需要字幕翻譯的中文閱聽者，而是法國社會。

中國駐法大使說，統一台灣後要對台灣人進行再教育，讓台灣人再度愛祖國、認同統一價值。

這個再教育的說法，很容易就讓人聯想到新疆的集體再教育營，以及強迫新疆維吾爾族和漢族通婚「混合血緣」的做法。

我不熟悉法文媒體，不確定法國社會怎麼討論這件事，但這應該是台灣從所未有的機會，能拉著國際社會更認識中國，或者，更精確的說，共產中國。

台灣人的聲音，如果能不間斷的讓民主陣線國家聽見和看到，才能逼著戰狼帶著瘋狂偏執不停出戰的狼狽相現身。（攝影：張哲偉）

國際世俗社會並不認識中國共產黨

我相信中國駐法盧大使，是真心信仰他這番言論背後的意識形態的。成長在中國大躍進、三五反和文革等社會價值下的中國人，比起共產中國之前的中國人，更相信祖國大一統的崇高價值，是為了復興中國在世界中的強盛，而不是為了鞏固共產黨的獨裁統治。

習近平這樣崇拜毛澤東的共青團出身黨員，在中國改革開放30年後，接班成為中共領導人，我認為不單純只是歷史的偶然，而是共產黨組織生命自我保護的結果。

毛澤東鞏固個人權力的政治手法無人能出其右，他最重要的工具，就是共產黨一黨專政的組織框架，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民族主義情緒。

毛澤東死了，他活著時從未停止的政治鬥爭，讓中國一片狼籍、死傷慘重，鄧小平接手這樣一個已經破產的封閉世界，不得已轉頭面向資本主義。1978年鄧小平開放中國市場不是因為相信資本主義更好，而是不朝外拿取資源，內鬥無法停止。

在中國改革開放的路徑上，共產黨員的身份仍然很重要，而且愈來愈重要。這個身份的作用，從毛澤東時代「意識型態上或無產階級的根正苗紅，所以可以繼續活著」，變成鄧小平之後時代「擁有賺大錢並享受政治權力的特權」。

皇親國戚的本質不變，但在「人民共和國」的名目下，皇親國戚只能換一個面貌存續。所以，以民族主義情緒撐起的一黨專政框架，在面向資本主義市場後，成為更不能拋棄的工具和手段，沒有了民族主義，難以為黨員的資本特權、人治分配的貪腐不均，找到更具大義的正當性支持。

習近平打貪不是因為仁民愛物，是為了把特權過頭、危及一黨專政框架的黨員給打掉。習近平打貪的起心動念，和毛澤東把一起革命的同志全部打成右派扔進勞改營餓死或淩虐致死，是完全一致的邏輯。

習近平打貪不是因為仁民愛物，是為了把特權過頭、危及一黨專政框架的黨員給打掉。（美聯社）

毛澤東統治期間，中國究竟死了多少人？

不同的統計模式，答案不盡相同，大約在6000萬至8000萬人之間。

漂浮在毛澤東頭頂的冤魂野鬼，大約是1920年至1960年代之間出生的。大約是現在40歲一代的曾祖父母、祖父母與父母親，橫跨約三代人。毛澤東所打造的血腥政黨體制，並沒有國際社會以為的那麼遙遠。

毛澤東用恐怖統治埋下的心理恐懼，跟著那些殘活者口述的血腥記憶，埋進了中國人的政治社會基因裡，跟著在有中國特色資本主義一代的心中，突變成自閉式的偏執。這是中國人在國際社會場合，看起來如此荒謬野蠻的原因，專政的殘忍和無理，是不能面對和回答的問題。戰狼不是一種策略，戰狼是扭曲突變基因的社會性展現。

然而，中國以外的國際社會，包含受牽制甚深的台灣，對共產中國歷史熟悉的，如此稀少。帶著錯誤的認識，很難產出不偏誤的對待。

台灣對西方主流社會的國際關係思維認識太少

美國前總統歐巴馬這樣一個自由主義知識菁英，又是少數族裔出身的領袖，深信資本主義化後的中國，自然會走向民主化。用美國和西方社會的政治歷史經驗，來想像預期中國的政治社會發展，是美國霸權在亞洲受到如此巨大挑戰的根本原因。

那麼，美國學到教訓了嗎？

完全沒有。尤其是他們的知識菁英。

裴洛西訪問台灣，引發台海戰爭風險。批評裴洛西最用力的，正是這群知識菁英。

哈佛大學國際關係教授Stephen Walt，上週在外交政策雜誌上發表文章，用國際關係理論「安全困境」來解釋中、美在亞太的敵對關係。

「安全困境」是1950年代左右在美蘇冷戰 背景下發展出來的國際政治和外交政策概念。

一個國家要採取什麼行動，可以使自己更加安全？建設軍備，使軍隊處於戒備狀態，形成新的聯盟等等，都是行動方案。然而，這些行動往往會降低其他國家的安全性，並導致他們做出同樣的回應。其結果是，在這個尋求安全的過程中，雙方敵意反而不斷加劇，雙方都沒有比以前更好。

雙方為安全自保而促動的行動，反而造成戰爭風險升高的不安全處境。理論上解決這個困境的方法，就是雙方都往後退，努力的告訴對方，我們都沒有想要動武，接著著手降低軍備。然而在現實上，這是不可能發生的事。

所以核武能力，變成大國的標準配備。一直到雙方都怕彼此一次把彼此都打死了，軍備競賽不會停止。美蘇冷戰之間的核武競賽，產生了安全困境這個理論。

如今，美國菁英政治學者如Stephen Walt就用這個1950年代的推論情境，來解釋2020年代的中國怎麼了。

Walt說，中國將美國在亞太的長期影響力地位——尤其是美國軍事基地網絡及其海空軍在西太平洋的存在──視為潛在威脅。隨著中國富裕，北京有錢建立能夠挑戰美國地位的軍事力量，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近年來，中國試圖在多個領域改變現狀，這些行動讓中國的鄰國感覺變得不那麼安全了，他們的回應(例如安倍後來參與並領導的)，是在政治上走得更近，與美國恢復關係，並建立自己的軍事力量。

西方政治和媒體菁英，仍然用美蘇冷戰的國際關係理論邏輯，在看待俄羅斯與烏克蘭、中國與台灣。他們把蘇聯共產黨的崩解，直接對比中國共產黨。他們忽略了集權中國是超過數千年的歷史和傳統，和蘇「聯」的組裝式集權完全不同；他們也忽略了毛澤東在中國的恐怖統治時間，遠比史達林更長，經歷過赫魯雪夫的「去史達林化」，毛澤東不惜數千萬人命代價，也要阻止中國版赫魯雪夫接班人的出現，回頭清算他。

缺乏對中國共產黨黨性的理解，美國和西方主流菁英，懷想著經濟增長必然民主化的理想情境，等待著中國「回歸正途」。

這樣的誤解，正是知名經濟學家 Thomas L. Friedman 會在紐約時報投書，要台灣人「敢於」拒絕裴洛西來訪的原因。

在 Friedman 的想像裡，台灣人是不好意思也沒有辦法拒絕。因為，裴洛西訪台只帶來她個人的榮耀，留下中國與台灣之間的尷尬，以及中美之間不必要的敵意升高。裴洛西走了，最慘的不就是台灣人嗎？（紐時原文）

在安全困境的假設下，裴洛西訪台創造的敵意升高是沒有必要的，因為只會創造彼此的誤解。

在這個假設情境下，這些民主黨人把中國在亞太的擴張，視為中國富裕後的復興自我保護，而不是意圖侵略。而且他們理所當然的以為，台灣人也這麼想。

缺乏對中國共產黨黨性的理解，美國和西方主流菁英，便懷想著經濟增長必然民主化的理想情境，等待著中國「回歸正途」。（美聯社）

台灣從來沒有這麼需要搶佔國際輿論舞台

台灣歡迎裴洛西到訪，數家美國媒體以「奇異的 Pelosi lovefest(情人節)」來形容。這些媒體不解，國際社會正為台海緊張局勢焦慮時，台灣社會和媒體吹起一股裴洛西熱，如此歡迎這個帶來戰爭風險的女人。

美國短短的兩百多年歷史，對外侵略多是為了資源和市場；相反地，俄羅斯、中國自古以來在歐亞大陸上，卻是以國界線的向外推移為主要的侵略理由。

民主制度是美國維繫菁英領導和政治與政務人才的方法，美國想要的，是確保自己在國際市場上保有資源分配主導霸權，如果可以同時也是民主制度那當然更棒了。如果中國、俄羅斯的擴張，尤其是中國在亞洲的崛起，不影響到美國在亞太市場的利益，美國不一定需要關注中國的崛起。在美國政治菁英的想像中，如果最終中國會民主化，美國還是可以跟中國做生意，那何必跟中國起衝突？何必拿美國子弟的生命，打一場長期沒必要的戰爭。

只有台灣人能深刻體會，中國的領土侵略野心。只有在中國週邊的日、韓、越等過去被中國殖民的國家，深刻知道中國共產黨想要恢復昔日天朝威權的慾望。安倍用他的政治生命，把美國拉進圍堵中國的印太戰線。台灣在安倍死後不到一個月，因為裴洛西，而迎來接替著站上亞洲國際舞臺的絕佳機會。

法國電視節目訪問兩位大使，都很在意，「台灣人怎麼想？」

民主制度傳統，人民的想法很重要。中共大使是在主持人問他「所以你覺得人民的想法不重要？」時，氣到臉色漲紅的。他無法回答這個問題，所以只剩無理戰狼的狼狽姿態。

戰狼姿態底層的狼狽，終於如此赤裸裸呈現在西方社會面前。

台灣人的聲音，如果能不間斷的讓民主陣線國家聽見和看到，才能逼著戰狼帶著瘋狂的偏執不停出戰，直至狼狽相現身。

唯有如此，台灣才有機會，在中國逐漸拉升戰力同時，讓民主陣線國家，把台灣視為重要盟邦，願意在台灣面對中國武力侵略的困境時，像裴洛西一樣，站出來挺我們。

輿論，而且是在民主陣線聯盟國家的輿論市場，無所不用其極的置入自由台灣人民的聲音，是台灣此刻最重要、也最不能輸的軍備升級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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