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數以千計的台灣人被誘騙拐賣到柬埔寨、緬甸的消息震驚了台灣社會，從多位立委相繼召開的記者會，出面作證的遭到拐騙的受害者或受害者家屬指證歷歷，如性侵、囚禁甚至離奇死亡等情事，讓台灣社會大眾為之震驚，而根據各方說法，目前有數百名、甚至可能上千名台灣公民遭到拐騙至柬埔寨，這還不包括身陷緬甸北部「詐騙園區」的台灣受害者。

台灣的外交及執法管道難以施力

當立委等各方人士呼籲盡速救出受困國人時，外交部跟警政署代表在出席立委記者會上坦言駐胡志明市辦事處專案小組僅有五到六位成員，讓民進黨立委林俊憲質疑「怎麼可能用五人去救五千人」？認為如此少的人力不足以因應目前的危機。

礙於柬埔寨政府的強烈親中態度、以及台灣在柬埔寨沒有官方機構的現實，台灣政府在面對這場危機時，無論是在外交上、執法單位的國際合作聯繫上，都面臨到難以施力的困難。在目前的情況下，僅能依靠救援團體、當地台商甚至幫派人士等非官方力量出面救援受困的國人。

這讓人想到2013年的張姓遊客在菲律賓南部遭到綁架事件以及2016年索馬利亞海盜綁架台灣漁民五年後放人的案件。

在危機中未能積極發揮作用的國安局

2013年的張姓遊客被綁架事件，根據媒體報導，雖然國安局參與國安會組成的專案小組，但是實際處理是由刑事局跟當地執法部門的聯繫，以及家屬委託余姓退役美軍人士進行跟武裝組織的交涉，讓人質獲釋。

至於在索馬利亞海盜綁架台灣漁民的案件中，相關的交涉都是家屬跟漁船公司透過談判公司處理。

從上述案件當中，卻未見負責情報統合、國際情報業務的國安局利用國際情報合作網路積極發揮作用，為國安會、外交部、警政單位提供幕後的情報支援、聯繫管道協助家屬交涉救人。

而在面對今日大批台灣人遭誘騙拐賣到柬埔寨、緬甸的問題，當外交部、警政署等政府單位苦於應對，以及立委、網紅、民間人士等非官方人士各顯神通的找管道私下救援的當前亂象，國安局在內的台灣情報機構似乎仍然是處於這場危機之外的局外人。

日、法、韓等國把情報機構視為救援海外公民的「活棋」

事實上，情報機構並非人質危機等非傳統安全問題的局外人，例如日本、法國、韓國等國情報機構因應本國公民在拉美、非洲、中東等國遭到綁架、劫持的危機上有不少經驗，透過跟當地政府軍警、情報單位、犯罪組織、游擊隊甚至恐怖組織的多面交涉，確保受害本國公民的安全，並爭取本國公民獲釋的機會。甚至在最敏感的交付贖金或打通各方關節的問題上，由情報機構處理相關事宜，以避免外交部、執法單位出面所衍生的爭議。

由於情報機構的靈活性、機敏性，這也是這些國家在面臨海外公民遭到綁架等突發危機，而外交、執法單位的正常管道不足以處理時，決定讓情報機構介入並提供幕後支援、協助，由此可知，情報機構不僅不是人質危機的局外人，反而可以發揮「活棋」的角色讓危機得以順利化解。

國安局是否意識到在自己在這場危機上的角色？

筆者近日在關鍵評論網投稿〈官方外交途徑行不通，如何運用「情報力」來營救被誘騙拐賣到柬埔寨的台灣人？〉以及〈柬埔寨拐賣台人已成複合式國安危機，外交部與警政署應對能力有限，國安局應主動擔起任務〉，提出應該由國安局統整情治單位跟外交部的管道、透過東南亞的情報合作對口，盡速跟柬埔寨各方勢力接觸交涉處理此一危機。

無庸諱言，國安局似乎還停留在「這個問題歸調查局、警政署、外交部管轄，拯救國外受困國人跟處理組織犯罪不關他們的事」的觀念，這是非常僵化的思考態度。

數年前情報界人士江光易在《蘋果日報》投稿（情蒐變調 是時候改革國安局了）指出「當前全球化的時代下，像是貿易、洗錢、反恐、環保等各類新興議題，重要性毫不亞於軍事議題」，而他也指摘國安局在軍系把持的僵化結構跟思維下，無法有效因應這些非傳統安全問題。

在這種狀態下，面對台灣人在國外遭遇犯罪組織、武裝組織、海盜綁架時，並不意外國安局在這些事件的處理、交涉上難以積極發揮「活棋」的角色，甚至在當前台灣人被誘騙拐賣到柬埔寨的問題牽涉到中國、台灣幫派勾結當地地方勢力、眾多國人在海外遭受危險、外交、兩岸關係等複雜的因素，演變成複合式的國安危機時，國安局似乎仍然是這場國安危機的局外人，而國安方面似乎也未能認識到活用國安局在內的台灣情報界的「情報力」作為因應這場危機的解方。

應盡速整備「情報力」作為外交護僑的助力

今日的台灣國際處境，不容易在許多無邦交國家以正常管道進行交涉，更不用說在台灣人面臨綁架、脅持等人身安全問題時，及時進行救援，今日台灣人被誘騙拐賣到柬埔寨、緬甸的危機正凸顯出這樣的困境。而未來是否還會出現如台灣公民、台商在海外遭到海盜、恐怖組織綁架的危機，是誰也不敢保證不會再次發生的隱憂，而外交途徑、執法單位正式聯繫是否能發揮作用？還是受限於諸多因素而難以奏效？都是值得重視的問題。

因此是否可以思考透過國安局發揮「情報力」作為外交護僑的助力？以情報機構的靈活性、機敏性在這些案件適時的發揮助力，無論是和各方勢力交涉或是蒐集情報等檯面下積極施力，以解救受困國人。

不過，這也意味著必須強化國安局相關能力、調整國安局的思維、以及改革國安局的結構，讓國安局得以肩負這個責任，國安方面應該思考如何進行相應的改革，才能讓國安局得到發揮「情報力」，這樣的改變應該盡早開始。

結語

這次的台灣人被誘騙拐賣到柬埔寨、緬甸的危機，固然是對於台灣政府外交、執法單位的一大考驗，但是也是發揮「情報力」的關鍵時刻，如何善用國安局的情報能量作為檯面下保護海外國人安全的助力，值得國安方面、情報界乃至各界有識者思考的課題。

※作者為情報體系觀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