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參議院於9月14號起將開始審查對未來中美台關係影響巨大、備受各方矚目的「台灣政策法」。雖然美國的行政與立法部門對此法的重要細節尚未完全達成共識，國會中民主共和兩黨對此案的支持則似乎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從種種跡象顯示，此法案的緣起應是美國政府對台灣武裝自己對抗中國入侵的決心、方法、進展及成果不甚滿意，但因戰雲密布、時機緊迫，遂決定主動積極地介入台灣國防力量的訓練、整備和強化，以求在最短的時間內，脫胎換骨達到能與解放軍分庭抗禮的境界。

台灣政策法提供無償軍援45億美元，另加20億美元有償貸款額度，此外也期望台灣政府再投入額外的國防預算。這些經費主要用於所謂的「台灣安全強化措施」(Taiwan Security Assistance Initiative)，其中特別提到李喜明將軍的「整體防禦構想」(Overall Defense Concept)，並強調迅速建立能有效反干預(counter intervention)的不對稱作戰軍力。

但值得注意的是，此草案絲毫未提及美台軍隊如果聯合作戰時所需的戰場指揮、控制、協調和通信的設備採買、訓練與演習。雖然台灣政策法條文說這筆經費所對應的具體武器採購清單需由美台雙方協商而成，一般認為美方意見將具有決定性的份量。

一旦台灣政策法通過，美國主導的軍購項目必然影響台灣整體國防軍力的規劃與資源配置。於是，一個有趣的問題就產生了：台海發生戰爭時，美國與台灣的戰略目標是完全一致的嗎？如果不是，他們的分歧點對台灣軍力規劃的影響是甚麼？

兩岸一旦開戰，台灣的戰略目標應是以最少的人員傷亡與土地破壞，或者成功擊退中國入侵軍隊，或者竭盡主力後俯首認輸。對美國而言，除了協助台灣擷抗中國的入侵，投入台海戰爭的主要戰略目標應是藉由戰爭的長期化與游擊化，消耗中國軍政經實力，減緩其突飛猛進、如日東昇的國力增長對美國世界首強地位的挑戰和威脅。

台灣現行反制中國解放軍登陸的具體戰略構想是「拒敵於彼岸、擊敵於半渡、毀敵於泊地、殲敵於灘岸」，這樣的作戰指導原則跟美方的戰略目標，至少有兩點衝突。

第一，台灣「源頭打擊，拒敵於彼岸」的戰略以中短程飛彈主動出擊中國東南沿海海岸的空軍基地、飛彈火箭彈陣地、雷達站設施、軍事運補港口等可大幅增加其端到端跨海後勤作業的難度與風險，進而顯著拖慢中國陸海空及兩棲登陸部隊集結、整裝、行進的速度。如果攻擊的目標能擴至上海與深圳周遭的主要電廠輸電網路，這樣的戰略甚至可為台灣的天然氣能源進口線提供「相互毀滅的保證」。

然而，美方對這個策略從頭到尾既不認可，更不支持。原因非關其軍事價值，而跟美國政府絕不攻打核子大國本土的政策有關，此所以，中美防禦條約限制台灣反攻大陸，而美國嚴格禁止烏克蘭使用西方支援的武器攻擊俄國本土。也因此，台灣執行此戰略所需的中短程飛彈系統只能自力更生、不假外求，如「雄二Ｅ」地對地巡弋飛彈、空對地「萬劍」飛彈、「雄三」增程型反艦飛彈和專為攻擊敵軍雷達的「劍翔」無人機。

第二，如若中國軍隊成功登陸，建立灘頭堡後，台海戰爭的終戰指標為何？對美國來說，當台灣常備軍事力量耗竭後，應續以後備軍隊，運用不對稱作戰方式與入侵的中國正規部隊於都市叢林中作持久性、消耗性、兩敗俱傷式的游擊戰，直至無以為繼為止。這樣的打法對台灣土地上的建設破壞極大，人員傷亡也必然極其慘重，而兩岸人民因此結下的仇恨恐怕非百年不得化解。更重要的是，除了遏制中國崛起的勢頭，這樣的消耗戰可以達到讓中國軍隊知難而退，撤離台灣的目的嗎？中外歷史上幾乎找不到任何成功的例子。相反地，日本於1895年進佔台灣，經歷約八年將各地反抗軍事力量弭平，期間被殺害的人數，約超過當時台灣人口的百分之一。

一般而言，軍事規劃只會設定戰勝指標，不會有戰敗指標，一方面戰敗軌跡較難預測，另一方面也不想給戰志不堅者臨難苟且的退路。但政治家必需以蒼生社稷的福祉為念，毅然擔負起訂立明確戰敗指標的責任，以降低因長期無止盡的戰事所帶來的人命傷害和財產損失。譬如說，日本天皇在長崎被第二顆原子彈炸毀後，決定向聯軍無條件投降，雖然上百萬的日本關東軍在中國仍擁有絕對的軍事優勢。在台灣，軍方對與登陸後的解放軍作長期巷戰的想法似乎並不認同，但政府高層的想法至今仍諱莫如深，至於一般大眾，則因不甚了了而尚無定見。

美台對兩岸戰爭的戰略目標的確有不小的岐異。如果台灣軍力完全按照美國戰略規劃，則中國解放軍因無需擔憂源頭打擊，其跨海進攻台灣的阻力將大為降低，而一旦登陸，大群未受充分軍事訓練的台灣國民必須與其正規部隊作短兵相接、糜爛鄉里的肉搏巷戰，這樣的後果應非大多數台灣國民所願意承受。然而，政府如何防止美國因台灣政策法的通過而將台灣軍力導向上述方向呢？

※作者為清華大學合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