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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偉棠專欄:2022諾貝爾文學獎──寫作只是一種政治行爲?

廖偉棠 2022年10月08日 07:00:00
安妮•艾諾獲獎,算諾貝爾文學獎在社會介入的又一次主動出擊,但也是它在主動放棄文學公信力路上走得更遠的一步。(美聯社)

安妮•艾諾獲獎,算諾貝爾文學獎在社會介入的又一次主動出擊,但也是它在主動放棄文學公信力路上走得更遠的一步。(美聯社)

顯然,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認爲,美國墮胎法案的修訂,比俄羅斯侵烏戰爭、宗教干涉言論自由等更重要,更關乎半數人類的普遍權利。本屆諾貝爾文學獎沒有頒給一個烏克蘭或者俄羅斯作家,也沒有頒給被刺的魯西迪或者某個伊朗作家,而是頒給了帶有女權主義色彩的法國作家安妮•艾諾(Annie Ernaux),不可能和她關注女性墮胎權以及身體自主的作品無關,尤其是去年被改編成電影《正發生》(Happening,港譯《孕辱》)的小說《事件》(‘L’événement’,中譯本《記憶無非徹底看透一切》)。

 

安妮•艾諾曾說:「寫作是一種政治行爲,讓我們打開眼睛看見社會的不平等」。諾貝爾文學獎名言頒獎給她便是昭示她巨大的勇氣,與敏銳的洞察力。如果我們只是看到她小說裏那些流水賬一般的往事回憶錄,只看到赤裸不迴避的情慾解剖,我們便枉費了安妮•艾諾和諾貝爾文學獎的心機了。

 

女性處境,尤其是西方六十年代性解放前夕法國作爲天主教國家壓抑又充滿矛盾的女性的性處境,是安妮•艾諾寫作的聚焦關注對象。性解放運動之後,她有小說《沉淪》用日記體記錄「自己」從1987-1990年間與駐巴黎的蘇聯外交官S的不倫戀。內容虛實莫辨,記錄大量兩人的親密細節,她說:「這些文字,跟光陰一樣,擁有無法倒轉的特性:它們本身代表的就是一個時代。」

 

但性解放運動、墮胎合法化之前的法國,在對待女性身體自主的保守程度和東歐等國無異。《正發生》所發生的時代是1960年代初期,距離法國通過墮胎合法化的韋依法案的1975年還有很長距離,小說的主角,就是安妮本人,她直接、赤裸地記錄了自己因爲一次激情性愛(2020年,她修正自己的認知,在法國文化電台的節目中承認說:「你是對的,現在我有理由說那是強姦......我必須爲我的同代人,2020年的同代人給它標上標簽。那就是這個詞。」)而意外懷孕,不得不冒險進行非法墮胎的「事件」。

 

若只看到赤裸不迴避的情慾解剖,我們便枉費了安妮•艾諾和諾貝爾文學獎的心機了。(美聯社)

 

黎巴嫩裔女導演奧黛莉•迪萬改編的電影也承接了這種直接和赤裸,多次大尺度拍攝裸體和流產過程,大量貼身的近鏡頭讓人對安妮的痛苦感同身受,同時更直觀地強調了小說也呈現的:社會視意外懷孕女性爲客體,絕大多數人覺得事不關己,「經手」的男生更是形同渣男,沒有在安妮極其艱辛的三次嘗試流產的冒險中幫上一點忙,只在乎安妮給予他的朋友的印象。

 

雖然冒着坐牢甚至生命危險,安妮卻必須獨自決絕地捍衛自己的子宮自由,那也是捍衛女性在性別和階級固化的社會中的自由。事實比肉體更赤裸,如果安妮不墮胎,她就只能放棄學業成爲家庭主婦——她本來想通過師範畢業成爲老師,而擺脫原生家庭因爲身處更保守的外省、經營廉價咖啡店造就的階級固化和父母之間的兩性枷鎖(這兩點在安妮•艾諾寫父親的《位置》La Place,與寫母親的《一個女人》Une femme 都能見得)。

 

本來這會是一場不折不扣的悲劇,但因爲安妮的意志得以扭轉(也有僥倖),最關鍵的是,安妮不但保住了學業,她更從這場絕望的抗爭中意識到:她要寫作。她這樣告訴她的老師,沒說出來的是「我要記下來女性所遭遇的惡」。後來當老師問她「病了嗎?」的時候,她的回答,可以說是安妮作爲作家寫出的第一句金句:「我得了一種只會傳染女性的疾病,這種病會把女人毫無差別地變成家庭主婦。」

 

《正發生》這個電影名字,也把六十年代的安妮和今時今日依然面臨墮胎法案等外在於女權的權力壓制的女性聯繫起來,它明白地提醒我們,這不是虛構也不是回憶錄,而是當下的實錄。安妮•艾諾的寫作在當年就埋下了這個抗爭的種子,現在依然需要強調,則不知道是文學的驕傲還是社會的悲哀了。

 

 

回到文學獎本身,也能看出西方社會對文學定義的潛在轉移,安妮•艾諾根本不在乎自己的文體是否是傳統意義的小說,這沒問題,但諾貝爾文學獎作爲一個指引性獎項也不在乎的時候,我們就得討論一下了。

 

安妮•艾諾說自己是「自我的民族誌學家,不是小說家」,這個定義從某種程度可以爲她的作品缺乏文學性開脫。在她最爲流播的作品《歲月悠悠》(一個糟糕的中譯名,英譯是:The Years)裏,她使用了所謂「無人稱寫作」的方式,把自己的回憶娓娓道來。不過翻譯中壓根看不出是無人稱,而成了「我們」和「她」的交叉敘事,更加像一部戰後普羅文化史隨筆。

 

關於對記憶的寫作,安妮•艾諾在《歲月悠悠》中譯本的序中說:「我會喜歡接觸中國的記憶,不是在一切歷史學家的著作裏的記憶,而是真實的和不確定的、既是每個人唯一的又是與所有人分享的記憶,是他經歷過的時代的痕跡。」這應該是她的基本出發點,但這也跟許多當代的個人口述歷史沒有太大差異。

 

回憶錄是小說嗎?即使在日本的私小說定義來看,安妮•艾諾的寫作也不能稱之爲小說,那麼我們又能否從「非虛構寫作」的角度來衡量她的價值?「一名小說家的天職,就是講述事實。」在這句話裏,安妮•艾諾又承認自己是個小說家了,而也許因爲信奉這點,她的寫作很依賴照片,可是照片不等於事實,正如「非虛構」也未必等同於「紀實文學」一樣。

 

安妮•艾諾作品在這方面的曖昧性,既在普羅讀者層面形成了她的魅力所在(以至於她被視爲法國「國民作家」),但另一方面也使得她在文學意義上強度、深度並不足夠,可以說,今天依然落選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中,有數以百計的作家寫得比安妮•艾諾更好,即使處理相似的女性議題,單單加拿大就有阿特伍德和安妮•卡森比她更具文學性。不能說安妮•艾諾占了社會議題的便宜,這算諾貝爾文學獎在社會介入的又一次主動出擊,但也是它在主動放棄文學公信力路上走得更遠的一步。

 

※作者為詩人、作家、攝影師。1975年出生於廣東,1997年移居香港。曾出版詩集《八尺雪意》、《半簿鬼語》、《尋找倉央嘉措》、評論集《異托邦指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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