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是人類史上最大的政治災難之一。因革命而產生的共產黨政權讓至少兩千萬人民死於非命，遠遠超越希特勒的納粹政權的危害。光是史達林在一九三六年發動的「大恐怖」，將近三年間有七十五萬人被槍斃，其中不乏革命元老、黨高層，以及軍事將領。另外一百多萬人流放到「古拉格」集中營，其中百分之十五死於飢餓和疾病。這項人類史上少有的政治大災難是如何造成的？

如本書所示，自私的政治領袖以及精明又長於論述的惡棍，共同創造了這項災難。革命的過程顯示，歷史變動固然受到諸多不可控因素的影響，政治領導仍有關鍵作用。處於危機的社會，最不幸的將是國家領袖缺乏政治領導力。

俄國革命導致共產黨掌權，隨後以暴力推動共產主義，這個事實長久以來讓人對革命的性質產生誤解：共產黨領導無產階級、在馬克斯主義的思想領導下，起而推翻帝制和資本主義。正如俄國歷史權威派普斯所強調的，俄國革命其實是一場政變：論述能力高強的革命家，以堅強的意志，接受敵國的資助，利用時機推翻占多數的自由派和溫和派。而他們之能成功，得感謝政治領袖的自私和無能。如今我們以後見之明回顧政變的進展，無法不興嘆，同時也心生警惕。

俄國革命所經歷的三個關鍵性歷程，都和政治領導高度相關。第一是沙皇退位、帝制崩潰。十九世紀的歐洲在經濟、社會、和思想上都經歷激烈的變動，俄國社會也充斥各種革命思想和革命組織。沙皇政權卻始終僵化不思改革。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竟然敗給亞洲小國，沙皇政權的無能徹底暴露，也徹底失去人民的信任，動亂和革命接踵而至。沙皇政權於是頒布了有限度的改革；保守派因為讓步而不滿，進步派則認為改革不夠而不滿。雖然勉強穩住政權，可是並沒有從中學到教訓。後來出現的治世能臣史托里賓被暗殺之後，沙皇缺乏足夠的智慧堅持其不參戰的外交政策。沙皇甚至御駕親征到前線和德國打仗，將政府留給皇后管理，皇后不只因為德裔而不受人民信任，更因為對「妖僧」拉斯普丁的言聽計從和親近而成為醜聞。

沙皇另一個後果更為嚴重的愚行是，在沒有群眾壓力的情況下退位。退位的壓力主要來自他政府中的軍人和文官。他們認為，沙皇退位可以讓戰爭更為順利。沙皇於是在強烈愛國心的驅動下退位。然而他的退位卻讓整個國家陷於混亂。沒有任何一個政治勢力足以單獨統治國家；所有的政治勢力都互相撻伐，毫無合作的空間。他們唯一的共識是繼續參戰。革命爆發之前不久，列寧曾經悲觀地認為革命毫無希望，除非俄國繼續參加戰爭。沙皇退位後幾乎所有的政治勢力，都一致慷慨地給了列寧這樣的機會。

在政局的混亂中，德國政府以專用火車將反戰的列寧送回離開十多年的俄國，並且附帶一筆龐大的資金讓列寧得以從事顛覆行動：五千萬金馬克，相當於現在的十億美元。列寧用這筆鉅款買下印刷廠印製反政府傳單、收買工人罷工、收買軍人離開軍隊，更重要的是成立了他的私人武裝部隊。

列寧除了具備高強的論述能力，更是一個堅定的革命家。他認為「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階級能夠勝利，除非它能產生有能力組織運動、並且領導運動的政治領導人。」在成功顛覆政府前不久，他寫道：「在革命期間，光是了解『多數人的意志』是不夠的。不，在決定性的時刻、決定性的地點，我們必須更強大。……我們看到無數的例子：組織更嚴密、意識更清晰、武裝更完備的少數人，如何將它的意志強加在多數人之上，並且征服了多數人。」

列寧不是優秀的政治家，對所有重大的社會議題都沒有任何主張。不過他卻是一個優秀的革命家。一般人將政治視為競爭，列寧卻將政治視同戰爭；戰爭的目標不只是打敗敵人，也在消滅敵人，包括消滅敵人的身體。此時的他正興奮地準備參戰，手中握有國家的敵人所贈送的龐大軍費。戰爭的成敗不只決定於己方的兵力，也決定於對手的錯誤判斷。正如本書所描述，研究俄國革命的學者也多同意，主導臨時政府的自由派領袖克倫斯基，對大局確實做了幾項致命的錯誤判斷。

當時三十六歲的克倫斯基是臨時政府的主導人物，獲得社會狂熱的崇拜。他的肖像出現在許多家庭的牆壁、手帕、海報、馬克杯、胸章上。他成為總理之後立即忘了自我：搬進皇宮、睡在沙皇的寢室、以沙皇的豪華馬車代步。不過，更為嚴重的是他所做的錯誤判斷。第一，他認為臨時政府的主要威脅來自保守派，而非布爾什維克激進派。這項誤判來自他對當時諸政治勢力領導人的理念和個性，缺乏基本的認識。畢竟他還年輕，而且在君王的威權統治下，很少人有足夠的政治歷練應付複雜的局面。第二個誤判是，他認為當時最有能力、社會聲望最高的將軍柯尼洛夫，企圖奪取他的權力以取代他。這項誤判來自克倫斯基的自私，以及對權力的執迷。

因為這兩個錯誤判斷，導致政府的最高領導人和戰場總指揮之間，一連串的誤解、緊張、和衝突。結果是克倫斯基通告媒體：解除柯尼洛夫總指揮的職務，因為他企圖政變。柯尼洛夫則在憤怒和迷惑中，發出公開信給所有的將軍：

總理的電報全是謊言……俄國同胞們，我們偉大的祖國正瀕臨死亡！死亡的時刻近了！我，柯尼洛夫將軍，被迫公開宣告：臨時政府在蘇維埃裡布爾什維克份子的壓力下，正配合著德國軍方的計畫。……我，柯尼洛夫將軍，哥薩克農民之子向所有人宣告，我別無所求，除了拯救偉大的俄國。我宣誓將帶領人民戰勝敵人朝向制憲會議，由它來決定自己的命運、選出它的新政府。

雙方顯然存有巨大的誤會。民主憲政黨的黨魁願意充當調人、化解誤會，卻遭克倫斯基拒絕。

和柯尼洛夫決裂後，克倫斯基只好和最危險的敵人布爾什維克言和。沒有政治野心、一心只想拯救祖國的柯尼洛夫將軍，則毫無抵抗地束手就擒。他後來逃出監獄，協助組成「志願軍」，在戰爭中為砲彈擊中身亡。布爾什維克的軍隊占領他埋身的村莊後，挖出他的屍體將之摧毀丟棄在垃圾坑中。克倫斯基則逃到美國，在紐約過世。紐約的東正教教堂拒絕提供墓地，因為他必須為俄國革命負責。確實，歷史學者認為，以柯尼洛夫的軍事才幹和社會支持，他是有可能消滅布爾什維克，阻止人類史上最大政治災難的發生。

正如本書作者在結論中所言，這個政治大災難其實可以不用發生。俄國革命所提供的啟示就是：「政治領導人的責任重大，尤其在戰爭時期；而當一個國家處於存亡的臨界點，它必須祈禱其政治領袖能展現比一九一七年的沙皇、羅江科、克倫斯基更好的判斷力。」

讓我們一起祈禱。

※本文為《危機時代的政治領導》一書導讀（西恩･麥克米金（SEAN McMEEKIN）著，賴盈滿  譯，吳乃德 策劃；人文社群、印刻文學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