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喜歡台灣，甚至可以說我之愛台灣，不純粹基於一些抽象的理念，更來自一些個人的感性因素。我是閩南人，台語通閩南語，聽到台語總有一種久違的親切感，甚至是聽到最本色的俗話甚至粗口，都會無端惹起鄉愁。

台灣的小食很多來自閩南，去到台灣逛夜市，總會見到熟口熟面的食物，有些原汁原味，有的已經變了種，不過總會多一層想像的刺激在裡面。

去到台灣，碰見各種不同的台灣人，都有一種原鄉的風貌，即使在台北那種大都市，台灣人也都不改在地的有泥土味的淳厚。我沒有接觸過生意人或政客，想像起來當然與一般人不同，不過，我就是喜歡尋常的台灣人，他們不同於香港人，更不同於大陸人。

偶然的機會，在網上看到台灣著名編劇和導演吳念真先生的演講，看了一個視頻（影片），趕緊去追第二個，原來網上有好多。

我看過吳念真編劇的電影《戀戀風塵》和《悲情城市》，他大量的影視與舞台劇我都沒有看過，但這一次看他的演講，還是給他「鎮住」了。他的演講沒有什麼理論，也不談高深的人生哲學，他都在講自己的故事，講「真情的力量」。他的故事涉及台灣的風土人情世道變遷那麼原汁原味生龍活虎，那麼真情流露豐富感人，即使在我這樣的年紀，也深深被打動了。

我開始明白，台灣為什麼會成為今日的台灣，不只是因為它是一個孤懸海外的島，物產豐富，也不只是因為它曾經是日本殖民地，數十年被國民黨統治，而國民黨又出了歷史巨人蔣經國，台灣之所以偉大，是基於台灣這塊土地上漫長歲月裡養育出來的台灣人，基於他們共同的文化品性。

吳念真講他故鄉那個小山村裡礦工的生活和遭遇，講他當兵時接觸過出身底層的阿兵哥各自的命運甘苦，也講他從事影視工作中接觸到的三山五岳各色人等，他們身上煥發的人性閃光。他講在貧乏掙扎的年代礦工們相依為命的生活狀態，講礦難和父親去世後鄉民之間的相濡以沫，講民間小人物卑微的情意和想望，這些很簡單的故事，都飽含人性的光輝，足以照亮我們的人生。

我於是也明白，幸福對我們意味著什麼。我們追求的理想生活環境，又應該具有什麼基本的條件。

讓我選，我首先會選一個有安全感的地方，有足夠的法律保護我們，不會無端有生命危險，不會莫名其妙失去家人親友和私人財產。

其次，我會選一個平等的社會，有平等就沒有歧視，機會不會被剝奪，每個人都能將自己的潛質發揮到極致，然後接受你所有的可能性和局限性，不必遭遇不公平的待遇。

再次我會選一個自由的社會，因為自由，你可以在法律範疇之內做任何你喜歡做的事。你可以成功，也可以甘於平凡，你可以富足以致幫助他人，也可以維持溫飽而不改其樂。

再次我會選一個政治清明的社會，所有人都有權參與政治，而政治不能因為我的參與而為難我，也不能因為我不參與而懲罰我。我能自主決定我支持哪個黨反對哪個黨，不管如何選擇，都不會對我的私生活產生任何後果。

最後我會選一個文化昌盛的社會，在那裡能產生一流的文化產品和文化工作者，滿足我對文化的需求。我可以喜歡文學藝術，也可以喜歡拜神算命，可以雅致也可以通俗，沒有人強迫我做什麼，禁止我做什麼，我百分之百是自己生活的主人。

這只是我粗略想到的幾個標準，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標準，但我相信，這五個標準可以適用於所有人，因為這是從最基本的人性出發的標準。

一個社會是否合理，不需要什麼高頭講章，不需要講很多顛三倒四的道理，只要符合人性，這個社會就是合理的，否則就不那麼合理，甚至完全不合理。

社會是所有人的集合體，只有依每個人共通的人性才能集合起來。有人性就有同理心和同情心，就可以講道理，就有歷久常新的穩定的狀態，大家就能和平相處，實現自己的理想。

否則，你跟他講人性，他跟你講黨性，你跟他講自由，他跟你講服從，你跟他講家庭與個人，他跟你講國家和黨，你跟他講權利，他跟你講犧牲。然則，為何都是你要為他犧牲，從來都不是他為你犧牲？

一個政府跟你只講黨性，那意味著他不把你當人看待，只把你當作黨的工具看待，你願意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還是願意做黨的工具？

這就是我愛台灣的理由。大陸早已不是人性社會，香港也變得沒有人性了，加拿大很好，但加拿大缺乏我鍾情的中文，也沒有我朝思暮想的故鄉食物，所以雖然好，總有一些遺憾。

一個人最終在哪裡落腳，那就是命運，是諸多因素促成的，有時甚至是身不由己的。最近聽說台灣政府對移居台灣的香港人審查嚴格，很多人被拒絕，政府擔心來的都是中共特務，甚至在香港馬會工作過的都有嫌疑。我曾經在香港晶報﹑新晚報和文匯報工作過，天地圖書又是半個中共機構，如果今日我申請移居台灣，大概也會被視為中共特務了。

中共固然會派特務去台灣搞搞震，但台灣二千七百萬人，還怕中共派來的特務翻天？相反的，歡迎更多嚮往台灣民主的香港人，他們只會以自己反共的初衷和鬥爭經驗，維護台灣民主的安全。特務多還是嚮往民主的香港人多，這是不必問的，台灣政府何必因噎廢食？

（本文授權轉載自作者臉書專頁／原標題：唯有符合人性的社會才是福地──聽台灣導演吳念真演講）

※作者1978年赴香港定居。曾任《新晚報》副刊編輯、《文匯報》副刊編輯及天地圖書公司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