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書市關於最受到矚目的著作莫過於前參謀總長李喜明上將的著作《台灣的勝算》，此書出版之後，他的「整體防衛構想」主張成為台灣各界爭論不休的國防議題。無論李喜明上將的「整體防衛構想」是否為今日的台灣國防的最佳解方，李喜明上將作為曾經是軍事決策層的一員，願意積極跟公眾對話、出書闡述理念的熱忱值得肯定，正如台海安全研析中心主任梅復興在新媒體《報導者》對於此書的書評所言：「在國防領域，這種現象尤為極端，居高位者在位時針砭時弊並提出具爭議性改革建議者幾乎絕無僅有」。

這讓筆者不禁想到，在更少為人關注，卻同樣重要的情報領域，是否有如李喜明這樣的退休情報高層願意開啟情報事務議題的討論，並且提出改革建言呢？

情報高層在退休後多在情報議題保持沉默

雖然台灣情報機構如國安局、軍情局、電展室、調查局等已卸任的正副局長仍然有多位健在而且在商場、智庫、退休情治人員聯誼團體等民間領域相當活躍，但是對於情報事務議題幾乎都保持沉默，曾經身為情報首長對於任內機敏資訊的保密責任是可以理解的。不過，對於不涉及機敏資訊細節的今日情報界的問題、未來挑戰、變革之道，除了過往曾擔任國安會秘書長、副秘書長的丁渝洲、張榮豐曾約略談及之外，少有退休情報高層願意主動跟公眾倡議相關議題，實在是讓人詫異。

毋庸諱言，今日的台灣情報界已經面臨國安局退休官員蕭台福數年前在《亞太防務雜誌》所寫的〈台灣需要推動情報事務革命〉的警示：

「台灣不管是人因情報或技術情報都難再掌握優勢，透過創新思維牽動情報事務革命，已經成為刻不容緩的要務。」

 

「台灣的情報機關急需仔細地檢討面對的情勢與困難，設法快速、大幅的改進，這已經不再是『進化』的進程，而是『革命』的急迫感。」

時值今日，面對國安局長陳明通訪泰外洩讓觀察家直言中國情報部門已經「打破兩岸諜報活動中線」的嚴峻現實，台灣情報界無論是在公眾形象、組織、管理文化、人才招募、情蒐等層面都到了前述蕭台福所言必須「設法快速、大幅的改進」甚至「情報事務革命」的程度，但是情報界礙於沉疴，未能自我革新，而台灣公眾則受限情報知識的不足、對於今日台灣情報界現況的不了解，無法給予外部壓力推動變革。

相對於曾經身為情報界中堅官員的蕭台福透過筆耕為文、寫書《情報的藝術》積極倡議情報學、情報事務革命嘗試推動情報事務議題的討論，曾經身為情報界相關機構決策層的多位退休高層是否更應該加入、推動開啟情報事務的討論呢？

國外情報界的他山之石

事實上，在外國的情報界，退休情報高層參與情報事務議題的討論，以自身經驗提供建言，無論是透過寫書、投書媒體、接受媒體專訪等等，在所多有，以美日兩國為例，就有不少可供參考的佳例。

以美國來說，從過去前中情局局長特納(Stansfield Turner)的《機密與民主: 美國中央情報局內幕》(Secrecy and Democracy: The CIA in Transition)以及曾擔任中情局駐台北站站長、副局長的克萊恩(Ray Cline)的《中央情報局內幕:克萊恩回憶錄》(Secrets, Spies and Scholars: The CIA from Roosevelt to Reagan)在回顧自身在中情局經歷的同時，也針對當時1970年代的丘奇調查委員會(Church Committee)以及1980年代伊朗門事件（Iran-Contra Affair）的公眾信任危機，對於中情局在內的美國情報界提出建言以及改革之道。

往後的冷戰結束、911恐攻、因應中俄挑戰等重大歷史關鍵時刻，美國情報界多位退休高層也都對於美國情報界的未來以及改革方向公開提出建言。

至於日本，儘管相對保守的情報界不若美國那樣出現退休高層積極參與情報事務議題的公眾討論，但是仍然有退休高層熱心於推動相關議題的討論，例如已故的前內閣情報調查室室長大森義夫，不僅寫書、投書媒體對於日本情報界的問題進行針砭，同時也支持日本應該建立對外情報機構、制定防諜「秘密保護法」，更重要的是他也積極參與相關座談會、在大學開講座授課，積極和民間各方人士對話、交流，反省過去身處情報界的局限，並為日本情報界跟民間社會的互相理解努力奔走。

即使是最近退休的前內閣情報調查室室長北村滋，儘管他的作風引起外界褒貶不一的評價，但是他仍然願意接受日本媒體NHK專訪說明他對於日本國安政策的看法以及情報的重要性。

儘管這些美日情報界退休高層的看法不一定是問題的最佳解方，但是他們敢於積極倡議、發聲參與情報事務議題的討論，是台灣情報界，特別是已經退休的情報界人士可以借鏡的他山之石。

退休情報高層參與情報事務議題的討論必須注意的問題

如前所述，今日台灣各界應該思考如何鼓勵退休情報高層積極參與情報事務議題的討論，以自身曾經作為決策層的經驗，在略去機敏資訊、相關細節的前提之下，談論今日情報界面臨的問題、未來挑戰乃至於變革之道。

比如說，是否能推動國安方面及情報界重新審視過往不鼓勵情報界退休人士參與討論情報事務的內規？今日台灣情報界的問題不在於情報界退休人士談論相關事務的洩密問題，而是在於內部問題沒有辦法被外界得知、檢視並改正，而退休情報高層可以作為一個合適的媒介讓公眾認知問題的重要性、並提供建言。

同樣的，退休情報高層也應該放下身段，善用今日作為民間人的身份參與情報事務議題的討論，以前述筆者提到的日本前內調室長大森義夫為榜樣，積極跟各方不同立場的人士對話，不必迴避外界對於情報界轉型正義、國家認同、檔案解密、軍文待遇等敏感問題的詰問，誠懇、坦率的面對、回應、對話，成為今日台灣情報界跟跟民間社會的互相理解的搭橋人，為重塑台灣情報界公眾形象、推動台灣情報事務革命而努力。

結語

李喜明上將在接受《財訊》雜誌專訪時表示「為了宣揚理念，有三千萬人聽的場合他會講，只有三個人聽的場合，他也會講。」李喜明上將對於國防改革的誠意與熱誠是公眾可以深切感受的，不知道情報界退休高層是否也有人抱持同樣的誠意與熱誠呢？

筆者深切的期待，不遠的未來能夠有情報界退休高層出來登高一呼帶動情報事務的討論，進而啟動遲來已久的台灣情報事務革命。

※作者為情報體系觀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