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30日，因情勢被推上歷史的江澤民傳出離世的消息，時逢反對疫情封控的「白紙革命」期間，即使無法考證時間的確切性，也透露出習近平對於自身「新威權」的信心不會受到動搖。

伴隨消息的發布，習近平顯示不需要仰賴隔代接班和國老的殘陽餘光，便能嘗試以一己之力制伏當前此起彼落的反對的聲浪，無懼於江澤民的紀念活動成為下個火種。

同樣順應歷史而上 「習核心」更勝前人

歷史的機遇何其相似，「八九學運」發生後，原先不在接班序位的江澤民，意外地在中共第十三屆中央委員會的「四中全會」得到上位的機會。習近平原先也非是幹部子弟和團派之間的第一人選，同樣因為確保上一世代的權力序位而獲得機遇。

有別於「八九學運」，鄧小平、陳雲、喬石和習仲勛等元老尚存，現在歷經兩屆的習近平已超越江澤民的集體領導成為唯一的核心。在上一代的領導人們陸續告別歷史舞台，甚至連近於平輩的潛在競爭者都已不存在，「習核心」已掃盡江澤民時代的餘燼，在中共二十大後更以「三連任」之姿，徹底將舊制度拉下帷幕。

生命體驗迥異　江深知西方生活

江澤民出生於民國初期，更沐浴於當時最西化的長江三角地區，對於資本主義的認識和早年的生命體驗，使其具備掩蓋威權疲乏的世俗性，經過政治演出的再詮釋後成為他克服臨危受命的人格特色。

相較於依靠「反貪腐」穩固權威的習近平而言，來自於西北發展困難地區，更是沉浸於作為中國中古時期的帝都西安。未有經過民國初期資本主義洗禮的他，即使面對兩代積累的小康社會，並未有適切的體驗上層社會的風雅和庶民生活的風潮。

他唯一能作為政治生命的武器是自身熬過文革的毅力與手段，面對各種後現代和去中心化的能動關係，只能從他的世代較容易理解的民族主義推動「中華文化偉大復興」，也是和同個世代政治人物共同理解的政治文本。

「三個代表」埋葬於「共同富裕」

江澤民提出的「三個代表」為中國的市場經濟奠定政治大門，卻也為金權政治開了一扇窗，使得往後的中國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偏重於一部分因入黨而富起來的群體，社會發展結構的惡化也隨之加劇。

今日習近平提出的「青山綠水」和「共同富裕」，不過是償付透支的發展成本，經過一個世代累積的政治沉痾，剛好隨著老幹部落馬而被檢討，使得習近平清掃權力的道路上有著名正言順的旗號。

然而，隨著海航案、恆大風暴與馬雲出走呈現的民間資本衰敗，資本家的黃金時代已然告終。政府看得見的手不只干預經濟和生產活動，更主導國家資源的分配與再投入，同樣是新能源產業卻打壓董明珠而扶持馬斯克，更讓國內感受到上意難測。

兩岸關係的再建構成為威權試煉

江澤民時期的兩岸關係同時創造最硬與最軟的上限，首次對台派遣使者接觸，同時也首次對台灣本島使用導彈威懾。同一領導人期間展現最軟與最硬的兩手策略，截至今日「江八點」的善意上限遠高於習近平時期的惠台政策，也同時是唯一展現過。

但是習近平任內展現的強硬手段已徹底超越江澤民，並且讓美中台關係陷入冷戰結束以來的低點。從外交上斷絕台灣的邦交至２０國以下，經濟上對台斷絕部分農特產品和旅客來台，以及以導彈封鎖台灣的「第四次台海危機」。

即使背景不同，但是習近平對台的強硬層面超越江澤民以來的任何時期，使得兩岸陷入「心靈契合」與「抗中保台」的拉鋸，更使得美國得以找到平衡點，以維護台海現況的名義介入安全的保障與舉措，使得美中關係陷入克林頓時期以來的最低點。

大規模防疫政策考驗全民政治信仰

習近平透過展現強硬手段的「新威權」，對外無視他國，對內亦無平衡的意見，甚至讓於中共二十大獲得全票通過，由內而外的各種舉措彷彿是一種龐大的信仰試煉。

疫情期間的社會控制力也隨著數位防疫制度進一步解離人與群體的關係，各種次文化與社群媒體更使得新一代的大學生對於人文經典更為疏離，更加深消極的「韭菜心理」呈現於社會底層。

即使近期遭逢「八九學運」以來最大抗爭的「白紙革命」，也幾乎無損體制的運作。中國一方面有序的推動緩減清零措施，同時亦能成功完成神舟十四號與十五號的尖端科技任務，如期組裝天舟三號與天舟四號，擴大運作天宮太空站的任務。習近平新威權的「期中考」不只超越江澤民，更在黨內再度證明只有他一人能掌握大局。

從江澤民任內啟動的各項方針帶著些許上海人的務實與柔軟，已隨著「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落幕，江澤民的餘燼已掩埋在歷史塵埃之中，也未有過民主和人權上的成就足以喚醒世人，要以舊威權的餘燼點燃新威權的制度恐怕是不切實際，亦不可能喚醒「瘋魔」（demono-maniacal）的現況。

若進一步審視剩餘政治價值，江的離世紀念或成為新威權的工具，在拜習會來臨之前的紀念活動成為穩固內部的政治符號，恐怕難以成為新的火源。兩岸政治情勢相對消長之際，台灣內部若持續忙於無關政治的內耗，亦是中國推進新威權的良機。

※作者為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