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寬鬆」建立縱向比較座標

寫江澤民時代的「寬鬆」這個關鍵字比前面「腐敗」、「開放」兩個詞難度大多了。對法輪功而言，1999年7·20事件是受嚴酷打壓的開始，專職鎮壓法輪功的「610辦公室」就是打壓前後成立的。我本人更是因為2000年對「三個代表」的分析新賬老賬一起算，被迫辭國。但是，我準備建立一個相對客觀的縱向比較座標：前有毛鄧、後有胡、習，從事實與當時中國人幾大群體的實際感受出發。好在有香港前有線電視臺女記者張寶華的榜樣：2000年10月27日，張女士在記者會上詢問中共總書記江澤民是否欽點董建華兩年後連任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江不滿「欽點」一詞，澄清自己只是「支持」，並斥責張寶華too simple，sometimes naive。張女士因禦斥一戰成名，隨著歲月流逝，終成「膜蛤文化教主」。2016年，張寶華在新浪微博上捧著江澤民卡通像蛋糕合照，為江澤民九十歲大壽慶生，深為懷念2000年江時期的新聞自由寬鬆。珠玉在前，寫起來就沒那麼難了。

江澤民時期的寬鬆可分為三個層面：寬放（對高層同僚）、寬政（縱容官僚系統腐敗）、寬和（對知識界的贖買政策，對異議江湖的摻沙子政策，是謂「曾慶紅路線」），出於某種原因，第三點我只提個梗，明白的自會明白，有意糊塗的仍然會糊塗。

對高層同僚：寬放

中共掌門人對高層同僚的態度各有不同。毛澤東視之為臣僕，開國元老們也以臣僕自視；鄧以「黨內退休老人」身份垂簾聽政，與胡、趙的關係有如晚清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但與同輩元老陳雲則成犄角之勢，互為牽制；江澤民在中共黨內資歷較弱，在鄧去世後真成了「核心」，但不能將高層同僚視為臣僕，而且當時中共元老還有不少在世，多少有點牽制。因此，當時很多事情江並非心想事成，比如江澤民的一號心腹曾慶紅入常之事，因為政治局常委們的反對，就只能等到他卸任總書記之後，在2002年11月六屆一中全會上獲得安排。

不能獨斷專行，其他同事也就有較大的發揮空間，比如個性強硬、喜怒不深藏于心的朱鎔基，就在國際國內的公共舞臺上自由揮灑，很多講話的片段幾乎婦孺皆知，比如「反腐敗要先打老虎後打狼，對老虎絕不能姑息養奸，準備好一百口棺材，也有我的一口，無非是個同歸於盡，去換來國家的長久穩定發展和老百姓對我們事業的信心。」「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都將一往無前，義無反顧，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朱鎔基之所以有此膽氣，皆因其仕途與江澤民無關。此前朱在國家經委當副主任時，因其能幹與性格棱角而為鄧小平注意並欣賞，曾說過「朱鎔基只能當第一把手，不能當第二把手。朱鎔基的性格容易得罪人，他在國家經委時是副主任，同左鄰右舍的關係搞得不好。大家都沒想到，他當了上海市長, 卻幹得那麼好。」 1991年4月朱鎔基升調北京，任國務院副總理。按鄧小平的說法，「這並不適當」。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上，朱鎔基被安排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次年又被安排任第一副總理。雖然這兩項職務表面上都屈居李鵬之後，但按照鄧小平的旨意，國務院的經濟工作由朱鎔基主抓,，所以他這個副總理實際上是經濟工作的一把手, 故被海外稱為「中國的經濟沙皇」。

不過，據傳在說過前述名言後，朱鎔基在高層生活會議上吃了癟，據說田紀雲曾問他：「誰給你布了地雷陣？誰給你挖了萬丈深淵？我們不都在幫著你麼？」這話真假無從考察，但1998年九江洪災時，據說江本來要去，他的御用氣功（命相）大師說九是皇帝之數，江是本尊之姓，不利於行。於是朱鎔基至九江搶險，每發言都將江總書記擺在第一位，鋒芒有所收斂。當時我在看電視時，覺得傳說可能為真——當時的體制號稱「江朱李體制」，江澤民時代是到了胡錦濤時期才正式提出的。

胡溫時代的胡、溫關係，溫的發揮遠遠超過朱鎔基，大談政治改革、民主，與胡錦濤力主「反顏色革命」、吳邦國的「五不搞」不同調，但未聞遭受批評。估計那是因為胡時代是九龍治水的「集體領導」格局。習近平當政之後，告別了集體領導，海外暢想的「習李新政」的雙頭體制只持續了兩年不到，李克強已經明顯居於弱勢。但如果據此就懷念江澤民對同僚的寬容，顯然忽視了一點：江澤民時期的常委資歷並不弱于江，以及江附驥于鄧之下7年這一事實。

對官僚群體：寬政

江澤民的對官僚群體的寬大，主要體現在包容貪腐。這點與他自身有關。既然放縱其子江綿恒政商兩栖，自然也得容忍官員腐敗，因此，江時期各地提拔重用了不少帶病升官的腐敗官員。習近平上任伊始黨政軍內抓的一大批官員，比如108名億元級貪官，不少人的仕途發韌于江時期，尤其是軍隊，徐才厚、郭伯雄均是江欽點留下的人馬。

江澤民時期，貪腐官員落馬，基本是地廳級以下。貴州省委書記妻子閻健宏的案件，當時就算是高級別了。

以上這些，經歷過江時代的人很熟悉，不多著墨了。

對知識精英的寬容：收買+打壓

江的三個代表、新階層論，主張政治、經濟、知識精英三聯合。當時因為要加入WTO，必須展示「與國際接軌」的誠意，因此在高校是 「學術無禁區，講臺有紀律」，只要學生不舉報，教師可以講一些在紅線邊的內容。對媒體業則宣稱「新聞有自由，宣傳有紀律」，採用自律與事後審讀、追責相結合的模式。也因此，一些有責任心的教師、出版人、媒體人都努力拓展公共領域的空間，圍繞《讀書》、《書屋》、《東方》、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雜誌，以及《南方週末》為核心的南方系列，凝聚了1990年代中期至21世紀初期較活躍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在思想文化領域曾有過為期五、六年的一段「小陽春」。

儘管也時常有人會被整肅，但那時社會風氣不同，被當局點名批評，會帶來體制外的榮耀。因此，當局發明了幾個方法：一、政治問題非政治化處理（查腐敗、經濟、生活問題）；二、電話下達整肅指示，不許錄音；三、不公開批評，理由是防止被批評者「獵名」；四、調離崗位，下降至資料室等地。

上述四種，本人都曾一一經歷過，第一種只是沒得逞，後來不少異議維權人士包括企業界都曾嘗過這滋味。現在所揭露的招術，其實都是江澤民時代首創，只是那時的打擊面低於胡、習時期，海外聲援網路還未形成，唯有經歷過的人才深知其痛。

在對知識界極少數人施之以威的同時，還對大多數加之以恩（利）。一是對高校職稱的評定放寬，一批人晉職教授；二是經濟上施惠。自1997年高等教育產業化之後，高校招生人數大躍進，學生的學費成了一隻金母雞，再加上政府財政收入隨著經濟繁榮大增給高校的補貼增加，學校有錢為教職員工增蓋住房，高校教師終於成為既得利益集團中成員。最重要的一招是採用體制外名聲換取體制內資源的方式（時間在2002-2005年），吸收了不少自由派知識精英進入大學任教，從此這些人不再批評政府。

江澤民時代後期的定向打壓

江澤民時代最大的政治壓迫事件當屬對法輪功的鎮壓，這場政治迫害遺禍至今。但是，有個社會背景不可忽視，那就是中共當局對法輪功的興起與迫害有個變化過程，這點連法輪功自身也不否認。

1980年代前期，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毫無疑問陷入崩塌（鄧小平的四項基本原則雖然講了，但連黨內都認為他是「打左燈，向右轉」）。這時候人們需要新的信仰填補，在政府的支持默許下，佛學院、尼眾佛學院、道教學院紛紛開辦，天主教基督教也開始恢復活動。僅氣功就有好多種，全國各地都有人在練。最重要的是，黨政軍內信這些的人員眾多，尤其是氣功師與易經大師，佼佼者都在中共高層內有特定服務物件 並且以此標榜（我在深圳就見過幾位，每見一位普通信眾收費數百乃至上千），法輪功只不過是氣功當中一種。不過，事後得知，各地法輪功修煉者均在在地組織，因為其創始人已經在1990年代中期被當局要求前往國外，原因是修煉者太多，組織能力太強，讓政府感到不安全。其影響之大，以我親見事情為例：1999年7月中（約鎮壓前一周），我在北京參加「1999中國宏觀經濟形勢研討會」，住在西山，那地兒是國務院各部委、軍委及中央招待所雲集之地。傍晚與數位與會者散步至櫻桃溝，見一別墅門前的大鐵門上有法輪圖像。守門戰士要求我們停步並查驗我們的出入證，檢查後笑謂「是自己人，但這是軍委的地方，不能進入，請離開。」同行者都未注意到門上的圖像，都在猜測，那豪宅至少得是軍委副主席這級別才能擁有，但不知是誰。

法輪功在中國命運的轉捩點，應該是1999年4月25日法輪功學員群體上訪事件。1990年代中期，法輪功創始人雖然離開中國，法輪功傳播勢頭仍然很旺。儘管媒體當時普遍採取不評論氣功包括法輪功的態度，但總會有一些法輪功不喜歡的報導出來。這種報導一般都會引起法輪功學員的不滿與抗議。這起上訪的近因是425之前月餘，天津市抓了45名抗議的法輪功學員，因此有超過一萬名法輪功學員到北京市國家信訪局所在的府右街和西安門大街上訪，希望政府結束不合理的對待，爭取合法的煉功環境。當時的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及其他高級官員會見5位法輪功學員代表，隨後據說達成口頭協定。這次被外界稱為中國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理性和平大上訪事件被上報給江澤民，其中提到：近萬名法輪功學員抗議，沒出現一起暴力失控事件，抗議散場後地上沒留一點垃圾。與之對比，中國任何層級的集體活動，經常出現踩踏失序現象，散會後一地垃圾。結論是法輪功的組織能力太強，任其發展，將對党與政府形成嚴重的挑戰——以上這些，我在國內時就知道，並非來國外聽法輪功說的。

綜上所述，對江澤民時期的「寬」，要有全面的理解，一是要看到江澤民自身對社會環境的管控在不斷調整。1998年他接受美國對華法律援助項目時，根本不知道會帶來什麼後果，因為這個專案實施之年，正是他退休之時。二是要全面，不能因自身當時的境遇好就認定那是所有人的「黃金年代」，畢竟那個年代的最大利益受損群體是國企下崗工人，農民負擔也很沉重，直至溫家寶任總理于2005年廢除農業稅才算真正減負。以上兩點對非學界中人來說比較困難，但對研究者而言，必須做到。（本文經作者授權刊出，原出處）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