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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創新不能凌駕歷史事實──談香港《憂鬱之島》引起的爭論

程翔 2023年01月29日 07:00:00
《憂鬱之島》主要想透過幾代香港人追求自由的經歷,建構出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但選材和選角都不恰當的話,效果恐會適得其反。(《憂鬱之島》劇照)

《憂鬱之島》主要想透過幾代香港人追求自由的經歷,建構出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但選材和選角都不恰當的話,效果恐會適得其反。(《憂鬱之島》劇照)

最近,香港一部禁片《憂鬱之島》(以下簡稱《島》)在海外引起熱議,爭論的焦點在於電影有沒有為「67暴動」洗白的客觀效果(筆者這裡強調的是客觀效果而不去猜測主觀意圖)。從眾多的評論裡得到總的印像是:年長者以及對歷史比較有認識的人都認為電影不恰當地引入「67暴動」的環節,把該暴動與香港人反修例的抗爭的不同性質混淆起來。年青的觀眾,包括學運領袖如羅冠聰、周永康等,都讚口不絕地認為是近年反映抗爭運動最佳的紀錄片。世代的不同,形成了兩代人對《島》的截然相反的認知,這是很正常的,不同世代的人對歷史事件的認識深淺不同,從書本上得來的知識(理性認識)同切身體會所得的知識(感性認識),對同一件事有完全相反的見解,也是很正常的。

 

在展開討論之前,筆者必須提供三點背景資料:

 

從本質上看,「67暴動」是錯誤的,因為它是中共大陸「文化大革命」向香港延伸的結果。中共自稱「偉光正」(「偉大、光榮、正確」),很少對自己的政策全盤否定,唯一例外的就是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及其衍生物「67暴動」。關於前者,可以見諸中共中央1981年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裡不贅。至於對「67暴動」的否定,亦多次見諸中共文獻(見附表一)。

 

 

從比較角度看,「67暴動」同香港人在2014-19年間的抗爭運動的性質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中共在港地下黨為了「迫中央上馬」,提前「解放香港」,斷送香港的自由而進行的暴力鬥爭,而香港人在最近幾年的抗爭,卻恰恰相反,是為了捍衛香港的固有自由而奮不顧身出來抗爭。關於兩者的區別詳見附表二。

 

 

隨著近年內地出現為「文化大革命」平反的做法,香港的地下黨也蠢蠢欲動,意圖平反「67暴動」的定性,使他們當年的行為變得正義正當。如果內地平反「文革」的勢頭持續下去,則香港地下黨平反「67暴動」的可能性便會大大提高,反之亦然。在這股平反「67暴動」的逆流中,楊宇傑先生(筆名:石中英)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他在過去10多年內為平反、洗白「暴動」作出的努力參見附表三。

 

 

掌握這三點背景資料,就有利於我們客觀分析《島》。

 

在《島》片中導演以重演(reenactment)作為影片的主要敍事,透過經歷游水偷渡來香港的人士,67暴動的參與者、支持大陸89民運人士、在2014佔中以及2019反修例運動的人物去尋找答案:「對你來說,香港是什麼?」他很想透過幾代香港人追求自由的經歷,建構出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也很想通過他們追求自由的失敗而反映我們這個城市的集體鬱結。這種探索本來是很有價值的,假如選材和選角都恰當的話。但一旦選材和選角都不恰當的話,則產生的效果就會適得其反。

 

 

怎樣才是恰當的選材呢?55年前的暴動,至今仍然有很重要的現實意義(relevance),例如:

 

第一, 1967年暴動開啟了香港人第一波移民潮,當年很多人為逃避共產黨發動的暴動而倉促離開。第二波是因為1997香港主權移交大陸而選擇離開的。第三波就是最近2019年以來因為香港抗爭運動被鎮壓後被迫離開香港的。三次大規模移民都有一個共同的原因,就是逃避中國共產黨。為什麼幾十年來香港人都要逃避中共?這不正正是我們這個城市集體憂鬱的由來嗎?探討這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完全契合導演的思路。

 

第二,55年前的暴動,迫使我們以香港為家,從而催生香港意識1。正是這種本土意識,使香港人努力建立一個強大的公民社會,使我們在殖民地沒有民主制度的狀況下,能夠靠自身的力量擁有充分的自由、法治、人權、公義、多元、以及人道關懷。可是,自從2020年實施《國安法》之後,短短一年之內,超過60個公民組織因當局鎮壓而被迫停止運作。55年來發展起來的、使社會不斷進步的本土意識更被視為洪水猛獸而遭到嚴重打壓。55年來的歷史,是一個本土意識和公民社會由生到死的過程。回顧這個過程,我們可以找到導演問題的答案。

 

第三,「67暴動」讓我們見識了中共的「極左」錯誤的破壞力,恰恰因為中共無法排除這種「極左」劣根性,才導致今天香港人民起來抗爭,從而觸發2014及2019的抗爭運動。分析這些「極左」錯誤,我們就能夠找到香港災難的源頭。

 

這幾點,都是「67暴動」同《島》片其他幾個環節(偷渡來港、8964、2014、2019)高度契合的地方。如果導演及監製對「67暴動」這件歷史事件的現實意義有更深刻認識的話,那麼他們在選材方面就可以找到更加能夠契合三代人為爭取自由而奮不顧身的抗爭精神,更契合導演想探討的問題,才不會令人產生突厄不安的感覺。

 

可惜現在的處理手法,模糊了兩場性質截然不同的運動。該片用重置的手法,把「67暴動」表述為香港幾代人在尋求自由的過程中,在不同時空中相遇,彼此訴說參與運動的原因及個中感受,full stop。這就不可避免的把「67暴動」的性質同1989年港人抗議北京屠城、以及2019年「反送中」運動的性質等同起來。這對沒有經歷「67暴動」的觀眾來說,會產生很大的誤導。所以對「67暴動」有認識的觀眾已經馬上提出抗議。筆者覺得,導演的手法或許有創新之處,但藝術上的創新應該對歷史事實有起碼的尊重。

 

特別是獄中對話那一幕更令人不安。設想我們重置以下劇情:一個俄羅斯抵抗納粹侵略而受傷的士兵,與一個俄羅斯侵略烏克蘭而受傷的士兵安排在一個醫院裡對話,兩者在時間上相距80多年,他們說,我們都是為了國家而受傷的,full stop。對於不明歷史的觀眾來說,只會得出戰爭使人受傷這個中性結論,而不能分辨兩場戰爭截然不同的性質。《島》片獄中對話的要害,恰恰就是模糊了兩場運動的不同性質,使人誤會「67暴動」同2019年的抗爭本質上沒有分別,因為參與者都是「真心」的相信自己的「理想」,因為「理想」而被捕沒有錯,因此不低頭認罪。如果我們可以接受這種以「理想」為名行事而不問是非黑白的話,那麼我們是否也應該肯定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在高呼「紅色恐怖萬歲」的年青人的打砸搶燒殺呢?他們不也是「真心」地相信他們正在打爛一個舊世界,準備實踐解放全人類的「理想」嗎?

 

該片之所以引起年長觀眾的不滿,正是因為它忽視了香港人在89,14,19等幾年的運動是要捍衛香港固有的自由,而「67暴動」恰恰相反,它是要中共提早解放香港,提早終結我們享有的自由。

 

《島》片除了上述取材令人詬病外,其選角也引人疑竇。該片選擇了楊宇傑作為「67暴動」的代言人,這簡直就是對2014-19香港人的抗爭運動的一個很大的傷害。從附表三人們可以看出,楊這十多年來的努力已經使他成為「平反」的標誌性人物(icon)。2011年夏天,他主辦了一場平反“67暴動”的文宣之戰,直言:「就算有一日,中央為你班人恢復名譽,但香港社會大眾對六七已經係負面,依樣先最難,你要點先可以將個評價走返去中間正常?呢個係一個好大的工程…無論點,我都希望盡力去做,唔係我一個人做,係大家一齊去做」。

 

所以,他的出場對於不認識他的人來說,不會覺得特別,但對於熟悉他的人來說,他的出現,就代表著某種形式的「平反」。如果他本人有反思,那倒也可以,問題是他完全沒有反思,繼續靠攏專制政權,2017年和一眾少年犯及工人代表到北京見國務院港澳辦要求正式平反(見附圖一)。2014年「67動力」高調地參加由建制派周融牽頭的「反佔中大遊行」(當天楊在北京,沒有參加遊行),事後成員們興高采烈地說:「阿爺終於認翻我地」(見附圖二)。導演找來這樣一個不但沒有反思,而且思想理念與2014-19 抗爭運動的香港人截然不同的人,來述說三代人追求民主自由失敗,這簡直是對三代追求民主自由的香港人的最大侮辱。

 

附圖一:2017年“67動力”連同工聯會組團到北京港澳辦要求平反(照片由與會者提供)

 

附圖二:2014年“67動力”參加親中共人士周融發動的“反占中”遊行。(照片由《消失的檔案》提供)

 

事實上,曾經參加過「67暴動」的人中,有很多有深刻反思的人,例如自稱「赤柱囚徒」的翟暖輝。他出獄後,中共給他「全國政協」這個榮銜,算是對他的一種政治上的補償。但經過1989後,他棄之如蔽履,並以85歲高齡參加了2005年的爭普選大遊行,同市民一道用腳來捍衛香港的自由。這些「67暴動」的人物,其追求民主自由之情懷不下於當今的青年人,找這些人入戲,不是更能契合《島》片要述說三代香港人追求民主自由失敗而產生的集體鬱結嗎?當然,《島》製作時,翟暖暉已經辭世,但類似他有反思而又尚健在的暴動參與者有的是,例如剛去世的李怡(《島》製作時他還健在),以及尚在生的前地下黨員劉文成等。

 

同是當年的YP,也不乏有反思者而且走到香港市民的行列來,例如當年左派熱捧的青年標兵、漢華學生張普璇,經過深刻反思後,同廣大市民一道出來遊行爭取真普選。可惜的是,導演沒有試圖找一些與他主題更契合的角色,卻找來一個望之而聞「平反」氣味的人來訴說香港人爭民主自由的故事,豈不是很大的諷刺嗎?請問導演,楊宇傑先生何時曾經為香港的民主自由爭取過什麼?不要忘記在2014年香港青年人的抗爭過程中,楊先生的組織「67動力研究社」是擔著大旗參與了中共發動的反對青年人的遊行示威!

 

楊宇傑致力於平反67暴動。他憑著雄厚的個人財富,在過去十多年耗資好幾百萬元做「平反」的工作(見附表三)。所以他的出現,本身就帶來強烈的「平反感」。何況他在片中份量不輕,同他有關的內容幾乎達到全片的三分之一(全片90分鐘,有關他的內容從0:44開始到:11左右共27分鐘),比片中任何其他一個單一的環節(偷渡客、89民運、14佔中、19反送中)所佔的篇幅還要多,而且基本上都是照單全收楊的說話,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很多人的不滿。

 

不管導演有心抑或無意,楊宇傑已經達到他的個人目的:把一場旨在提前解放香港、葬送香港自由的運動同一場捍衛香港自由的運動變成無差別的運動,透過《島》成功地把人們對2014、2019抗爭運動的同情和支持折射到67暴動的少年犯身上。很多年青的學運領袖對此片讚譽有加,說明他們已經看不到、或者不在乎兩場運動性質的差別,這正是「平反派」最希望達到的效果,而這卻是為什麼《島》上映後很多年長者及對歷史有深刻認識的人感到不安的原因。

 

2645個香港人眾籌支持《島》,是因為導演陳梓桓有《亂世備忘》,監製任硯聰有《地厚天高》、蔡廉明有《十年》的往績,使香港人對他們有很大的期望。可惜他們在選材上沒有嚴格尊重歷史,在選角上沒有嚴格考察角色的恰當性,而過分強調重置式紀錄片的藝術技巧,使得整部電影不但失焦,而且引來平反洗白的疑慮,這是令人十分遺憾的。

 

※作者為香港資深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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