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新冠疫情突起，全世界對病毒一無所悉，台灣雖然因即時關閉邊境，守住了第一波衝擊，但眼看歐美哀鴻遍野，依舊人心惶惶。彼時，新北市長侯友宜主張：「該發布緊急命令，就發布緊急命令，一刻都不要等。」此議也得到時任國民黨主席江啟臣的支持，要蔡政府發佈緊急命令，以提高防疫工作量能，盡快回應人民。

當時，《上報》社評發表〈一直要蔡英文發佈緊急命令的奇怪心態〉一文，對於在野黨這種主張輕率讓渡自己立法權力，要求行政部門發佈緊急命令的作法期期以為不可。文中主張，根據大法官第543號解釋，「緊急命令」必須滿足「國家面臨緊急事態」且「現有法制不足」的兩項條件；九二一震災發佈緊急命令係因為當時《天然災害防救法》尚未通過立法，如今已有《傳染病防治法》可應對災情，何須再發佈緊急命令？在野黨輕率地交出自己的權力讓行政權獨大，這才構成侵害人權的違憲危機。

10天前，國防部於公告《全民防衛動員法》修正草案，增列「動員實施階段，訊息傳播動員實施計畫主管機關為維護軍事安全及戰事遂行，應對出版事業、廣播電視事業、網際網路平台與應用服務提供者及新聞從業人員實施必要管制。」「各級政府機關得依指揮官之指示，優先使用傳播媒體與通訊設備，報導戰爭情勢及緊急應變相關資訊。」等文字。在野黨認為，這個政府竟然敢回到戒嚴動員戡亂，根本是想修法管制媒體。

3年前在非必要的狀況下主張政府要趕緊發布緊急命令，3年後又把一個戰時動員立法說成要管制媒體，標準隨風而轉，足證這些人對緊急命令法制相當生疏。但其實相關指控並非事實：

第一、《全民防衛動員法》是舊法，將動員區分為「動員準備」與「動員實施」兩階段也是舊法規定，法條開宗明義就說道：「指戰事發生或將發生或緊急危難時，總統依憲法發布緊急命令，實施全國動員或局部動員時期。」換言之，沒有總統依《憲法》發佈緊急命令，並經立法院於一個月內追認，何來「全民動員」？把《全動法》修正扯上「政府管制媒體」，這是在危言聳聽。

第二、論者以為此次修法在「準備動員」階段就擬定多項與人民權利義務相關的強制性規定，其實舊法同樣有：「各動員準備機關應對可動員之人力、物力、設施等，進行調查、統計及規劃，並得實施演習驗證。」的相關規定。而所謂的管制媒體之說，國防部現行同樣有〈動員實施階段大眾傳播事業及從業人員管制辦法〉。修正草案將行政機關的行政辦法入法後，代表即使在總統發佈緊急命令，也有相關法令得以應對，免於空白授權，這是立法機關加大對行政機關的管制能量，相關的指控完全搞錯方向。

第三、論者又謂「戰爭時期難道就沒有新聞自由？」這的確是一個好問題，但很難有任何標準答案。事實上，戰時的新聞自由必定依戰事的發展與法令的規定而有不同的尺度，設若媒體與國家機關發生衝突，也只能交由司法機關依比例原則裁決衡量。但可以肯定的是，當總統發佈緊急命令，國家進入戰爭狀態時，不會有任何國家允許境內媒體呼應外力，造謠生事，戰時的新聞媒體不再有「絕對的新聞自由」，只會有「相對的新聞自由」。

國民黨曾執行過近代史上最長的戒嚴令，說起「管制媒體」、「動員學生軍訓」，可說是箇中老手。現在拿這些議題指控民進黨，真正的用意是要挑起台灣人對戰爭的恐懼，向執政者質問：「台灣到底離戰爭有多近？」其實，拿著上千顆飛彈對準台灣的是解放軍，天天軍機繞台的也是解放軍，要問「台灣離戰爭有多近？」當然是要問共產黨政府。如果夏立言訪中時，能強烈向對岸表達反對軍事威脅，宣示國民黨在任何狀況下都跟台灣人民站在一起抵抗外侮的決心，一定能把台灣與戰爭的距離推得更遠一點。

近年來，來自於對岸的軍事壓力不斷上升，對台灣而言，任何的防衛動員準備，都是為了保家衛國，而非黷武挑釁。把《全動法》組織民力，做好戰時準備的修法意旨抹成「管制媒體」，「動員娃娃兵」，完全是在指鹿為馬、偷換概念。這樣的倡議能夠得到這麼多呼應，也證明備戰動員在台灣的艱難，

※作者為《上報》總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