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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紀錄》:「中華人民共和國」最好也只達到世界平均水平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了中共的權力載具,同時中共也企圖重定整個世界的中心並重整世界秩序,以達成其政權的終極安全。(美聯社)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了中共的權力載具,同時中共也企圖重定整個世界的中心並重整世界秩序,以達成其政權的終極安全。(美聯社)

在2017年出版的《中華秩序》一書中,我試圖重新解讀並分析中國的歷史及世界觀,透過考察秦漢式政體與中華天下之世界秩序,釐清中國的政治傳統以及價值觀念結構。本書《中國紀錄》是《中華秩序》的續篇,將聚焦於現代中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評議其做為一個另類的政治體系模式和一個獨特的社會經濟發展模型之紀錄。

 

隨著中國的經濟及軍事力量雙雙往世界第一衝刺,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政治體系,將益發影響全人類,遠不只是僅僅塑造中國人民的命運及未來。在2021年和2022年,由美國主導的西方國家公開認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力量的崛起,已經形成一個系統性的挑戰,甚至對全球秩序及世界和平都是一大生存威脅。因此,扎實地了解和評估中國的政治治理模式及社會經濟發展模型,對全世界(包括中國人民)來說,都是迫切之舉。

 

在現今的全球主義(globalism)及多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時代之中,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體系的強項或優點、弱點或缺陷,在理論上及實務上都十分關鍵。為此目的,我希望本書呈上的簡明分析,能夠使讀者去全面、精準而有用地了解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成就與不足、強項及弱點。在探討中共暨中華人民共和國(CCP-PRC)的活力(viability)及可取性(desirability)等議題時,我希冀能對這個黨國,提出一個客觀事實性的論述,以及一個規範批判性的分析。希望本書的發現會有助於世界對中國力量崛起之現實的政策考量,並由此制定合適的回應戰略。

 

本書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評估,是基於分析其在四個領域的組織特徵及運作表現:政治治理、社會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文化及環境保育。考察此四項的目的,在於確認崛起的中國力量做為目前世界領袖候選人的可行性及吸引力,和其取代西方──尤其是美國──的能力,以及北京追求以「中華秩序」代替西方主導的「西發里亞式」(Westphalian)世界秩序之可行性及可取性。在過去七十多年裡,中國經歷了許多史詩級的動盪:改革、進步、成功、失敗及倒退,有無數的英雄、惡人、倖存者及犧牲者。我很清楚這非凡的連貫性及偉大的變動,使得拙著之寫作,充滿了許多引人入勝卻又令人謙謹的挑戰。

 

我首先將考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治理,即中共統治下的人民民主專政(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尤其是其在保護中國人民的生命及權利、提供社會秩序與安定,以及公共服務及政府效率等方面的紀錄。接著,我將試圖報告並評議中國經濟,尤其是其在近數十年間的成就及問題,最後再分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生活與精神及實體生態。本書將著重於中共治理在政治代表(political representation)、司法正義、財政及貨幣政策、國家主導型經濟成長模式(state-led growth model)、創新、學術及教育、不平等與貧窮、災難救助及流行病預防、文化與道德、社會安定、古蹟及環境保護等領域的運作及影響。透過規範性評估(normative evaluation)與量性及質性資料之比較研究(comparative study)相結合,本書試圖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本質與特徵,尤其是探討中共做為一個代表不同價值觀及規範的新興強權、乃至一個潛在的世界新領袖,具有或者缺乏哪些效能、效率、力量、永續性及可取性。做為推進中國研究的一個小小努力,本書選擇聚焦於總體紀錄,以提供評價及判斷,而非試圖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做一個面面俱到的細微敘述。

 

更明確地說,本書意在展現中共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真正面貌及其究竟代表著什麼。本書發現中華人民共和國帶給中國的政治次優化(the China suboptimality)、社會經濟表現不佳、文化及環境飽受損害,都是只為達成驚人的中共統治最優化(the CCP optimality),以維繫其政權的壽命與權力。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中的前三十年(1949至79年),是一個千真萬確、規模龐大的悲劇。

 

中國共產黨受其內在邏輯驅使,再加上獨裁領導人毛澤東的個人野心及無能,硬是使得中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前的一世紀(1840年代至1949年)裡取得的種種進步及改變生生倒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了中共的權力載具,同時中共也企圖重定整個世界的中心並重整世界秩序,以達成其政權的終極安全。為此,中共使得中國走上漫長而慘痛的大彎路,在許多方面都辜負了中國人民,最後面臨一個理所當然要崩潰的局面。

 

毛之後的中國共產黨的應對之道,則是退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前的民族國家主義(statist and nationalist)軌道及政策上,以求其政權的生存。因此,在過去四十年之間,猶如巨大的歷史諷刺,中共被其始終想取代的西方主導之西發里亞式國際體系所挽救並且致富,中國人民重新獲得相當程度(但依舊有限)的社會經濟自由及自主權。中國經濟因此經歷了驚人的爆炸式成長,使得數億人口脫離赤貧。中華人民共和國獲得廣泛的科學技術(多來自國外),打造出相當完整且具競爭力的現代工業體系。中國社會和人民日常生活也大幅改善及轉變,且大致是往現代化及西方化的總體方向而去。

 

本書稍後將會詳細報告,大批擁有可觀可支配收入及資產的「中產階級」湧現,且能經常在國內外旅行。成文法的發展和個人權利規範的增生,尤其是在商業領域,提升了可預測性及信任度,促進了市場導向型商業。宗教活動和社會文化普遍也都重新煥發活力。中華人民共和國也積極參與了國際合作:從在全球生產鏈舉足輕重的位置和提供大量外援,到派出大批軍隊參與聯合國維和任務。

 

然而,中華人民共和國依然在毛式政治體系的治理之下;其主要目的,還是在於確保中共一黨獨裁的安全與權力,能在中國延續下去。這個黨國的DNA,即所謂「紅色基因」,大多依舊完好,中華人民共和國成了一個統計數字上的巨人,從蓬勃發展的中國經濟中汲取海量資源;而中國的經濟成就完全有賴於比較自由了的勤奮的中國人民,更仰賴大量外資及技術的挹注。

 

總體而言,若兼具質性與量性地評估生命安全、民權及人權、自由與安定、生活水平及醫療、經濟效率與創新、道德與文化發展、社會經濟正義與平等、自然災害與流行病管理、古蹟及環境保育等標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治理及社會經濟發展,最好也只達到世界平均水平,而常常是次優化(suboptimal)的表現。

 

除了系統性地剝奪權利及自由,中共還在中國人民身上強加了極高的機會成本,對中國的社會結構、道德規範、創造精神及生態,造成深遠且多方面的影響。這些重大後果有些也許還來得及彌補挽救,但有些就算不是藥石罔效,也是積重難返,且早已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外的人們造成深遠的影響。隨著中共持續掌權,並企圖按自身形象來影響重列各國,被中共侵占使用的崛起中的中國力量,代表了一個次優化且不可取、但可行且不容忽視的現存國際社會西方領袖之替代選擇,深深地影響人類文明的未來。

 

※本文摘自:《中國紀錄》──〈引言〉/八旗文化出版/作者為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博士,現任美國喬治亞理工大學納恩國際事務學院教授,為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CFR)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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