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三月，印太和中東發生了三件撬動全球局勢的國際關係震撼性大事。印太方面有兩件，日韓和解，及「奧庫斯」「三國海洋同盟」宣布細節；中東方面，伊朗和沙烏地阿拉伯宣布復交。這裡先討論第一件，日韓和解。

去年3月9日，韓國大選，尹錫悅以微弱的優勢贏得總統。筆者在選前就預測尹錫悅會獲勝，而且其上任必將大大改變印太局勢。果然，短短一年，尹錫悅動作頻頻，大膽推進各項議程，令人眼花繚亂：在烏克蘭戰爭中，韓國堅決站在歐美亞太抗俄正義共同體的一方，譴責和制裁侵略者俄羅斯。在半島問題上，尹錫悅面對北韓金正恩的武力威嚇，腰桿挺直，加快推進薩德導彈部署工程。韓日關係迅速回暖，美日韓三國協助緊密推進，韓國和北約的關係大大加深，美韓「核共享」也開始提上日程⋯⋯

在所有這些議程中，尤以其大力促進日韓和解最令人矚目。在他當選一週年之際，接連發生四件大事。

2月27日，美日韓三方在檀香山首次進行三國經濟安全對話，討論共同應對供應鏈的韌性、復原力和危機應對，以及技術開發的上的合作，「以推動和保護關鍵技術和新興技術」。

3月1日，在韓國「三一運動」紀念儀式上，尹錫悅發表重要講話，表示「日本以從過去的軍國主議侵略者轉變為與我們共享普世價值、在安全保障和經濟合作方面攜手合作的夥伴」。他還強調，「必須與共享普世價值觀的國家合作，為擴大自由做出貢獻」。

3月6日，尹錫悅正式發布了有關困擾日韓關係多年的勞工賠償的解決方案，設立強制徵用工人受害者支援基金會，向二戰被強徵的勞工賠償損失。資金將由韓國和日本的企業捐贈。該方案得到日本政府的正面反應。日本外長林正芳呼籲，日企向基金會捐贈。

韓國向日本伸出的友誼之手，完全得到日本的回報。3月15日，尹錫悅對日本進行正式友好訪問。這是韓國總統十二年來第一次訪日。尹錫悅受到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熱烈歡迎和隆重接待。雙方宣布就「日韓關係正常化」問題達成一致，重啟中斷11年的領袖互訪，也將早日重啟外交和國防安保的對話。日本還宣布解除半導體重要製造材料禁止出口韓國的措施。

短短半個月之內，日韓關係一掃過去數年在文在寅時代的陰翳。這兩個一衣帶水的鄰國，「東方風來滿眼春」。

日韓和解對世界和平是大好事，日韓之間經濟報復措施的撤銷也大力促進了全球經濟及供應鏈穩定。在這件大事中，韓國總統尹錫悅居功至偉，必須大大點讚。

韓國向日本伸出的友誼之手，完全得到日本的回報。（美聯社）

眾所週知，二戰之後，歐洲和亞洲的和解進程截然不同。在歐洲，戰爭發動國德國早已後與一眾歐洲被侵略國家和解，歐洲團結在一起成立歐盟。德國成為歐盟體系的兩大核心之一（和法國），是歐洲國家的「帶頭大哥」。

反觀亞洲，和解進程卻遠遠落後。當中尤以日中、日韓的關係最為糾結。「歷史問題」和現實問題（比如領土糾紛）交織糾纏在一起，嚴重影響東亞地區的穩定和合作。各方不是沒有努力過，然而這些努力往往是前進一兩步又後退一兩步，至今依然未解決。

筆者在這方面寫過很多文章，這裡不想詳細分析這些問題，僅希望指出一點，「歷史問題」反反覆覆，「和解進程」進進退退的關鍵之一，就是各國是否遵守國際法，是否遵守國家承諾，能否能堅守每一個階段性的成果。

很明顯，和解進程之所以會「進進退退」，其本質正是階段性成果被當成「歷史性文件」、「一張廢紙」，被輕易推翻。進一步，如果階段性成果能被輕易推翻，那麼誰還會真心真意地推動和解呢？

之前的韓國文在寅政府的所作所為，就是一個反面教材。

2015年底，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和韓國時任總統朴槿惠，簽訂了歷史性的「慰安婦」協議。安倍晉三以日本首相的身份，對韓國的受害者作出道歉，日本政府還出資近千萬美元，用於幫助照顧倖存受害者。日本也迅速撥款交給韓國政府，履行了承諾。朴槿惠接受日本的道歉，承諾日韓已經「完全解決」了「慰安婦」問題，不再就此向日本施壓，也不再要求新的賠償。

這是日韓就解決「慰安婦」這個歷史遺留問題達成的歷史性協議，也是在亞洲推動和解的榜樣。誰能想到，朴槿惠不久後就被推翻，而文在寅政府上台之後，卻一反朴槿惠的和解政策，撕毀日韓「慰安婦」協議，再次嚴重惡化日韓關係。

在這個例子中，韓國的文在寅政府毫無疑問是錯誤的一方。有人認為，和日本的協議是朴槿惠政府的做法，文在寅當選了，以往政府的「政策」大可不再遵守。

這種說法是完全錯誤的。日韓「慰安婦」協議，不是「默契」、不是口頭協議，更不是「政策」，而是由外長簽訂的具有約束力的國際雙邊條約。朴槿惠是當時的合法總統，外長是當時的合法外長，這個條約就是有效的。簽訂國用整個國家的信譽，為協議進行背書；簽訂國必須嚴肅執行條約條款。這種條約的合法性和莊嚴性，不以政府的替換而終結。日本履行了協議，作出了道歉，也交付了款項，已經滿足了條約的義務。文在寅政府卻違反了「不再對日本進行外交施壓和要求新的賠款」的協議。更重要的是，和其他很多協議不同，這個協議沒有「退出程序」，一旦生效，就永遠有效。過去幾年的日韓交惡，誰是誰非，一望而知。

在另一個困擾日韓關係的二戰強徵勞工問題上，同樣如此。這裡不討論這個問題的來龍去脈。關鍵的一點就是，和直到八九十年代才浮現出來的「慰安婦」問題不同，日韓強徵勞工問題在1960年代日韓建交的時候，已經深入討論過，並達成協議《關於解決請求權問題與經濟合作的協定》，當中規定，日本無償提供三億美元，有償提供二億美元，以及提供三億美元商業貸款，「完全、最終」解決「請求權」問題，韓國不得再發起索償請求。

平心而論，很多受害的被強徵勞工，並沒有獲得應得的賠償，他們是值得同情的。然而，這這方面的責任不在日本，而在韓國政府。因為日本提供的資金，絕大部分都被韓國政府用在「國家建設」上去了，只有少量的資金分發給受害者。換言之，韓國政府「挪用」（或者「侵吞」）了這筆本來用於補償的款項。這完全違反了協議的精神。因此，受害的韓國勞工，應該向韓國政府追責，而不是錯誤地起訴日本的政府或者公司。

尹錫悅政府成立一個基金，向二戰強徵勞工受害者發放補償，但遭反對人士抗議。（美聯社）

從這個意義上說，現在尹錫悅政府成立一個基金，向受害者發放補償，這才符合1965年協議的精神。顯而易見，這筆錢不是有些人形容的「韓國人自己掏腰包替日本人賠償」，更不是「屈辱賣國」。而是，韓國政府變相地把之前「挪用」的日本資金，分發給受害者。那些當年用於「國家建設」的錢，我們假設受益者就是那些大企業，所以現在由韓國大企業捐款，再合適不過了。

換言之，以前韓國政府做了錯事，沒有遵守國際雙邊條約的精神，只顧「國家利益」不顧人民的權利，「挪用」了屬於人民的錢，現在糾正了，這不但忠實遵守了國際雙邊條約，也是「轉型正義」的一種表現形式。韓國在尹錫悅的領導下，撥亂反正，雖然為時過晚，但總算還了受害者（和日本政府及企業）一個公道。從這樣意義來說，尹錫悅也是「進步人士」。

韓國總統尹錫悅頂住反對派的壓力和其他國家的無理指責，尊重國際法和雙邊條約，糾正了文在寅政府那種換個政府就變臉的反復無常的錯誤，捍衛了國家承諾的莊嚴。這就是領袖之風。

尹錫悅的領袖風範還不止於此。他更高瞻遠矚，胸懷廣闊，不被狹隘的民族主義和歷史恩怨所束縛，他主張放下歷史面向未來，認識到只有共同價值觀才是國與國之間長期友誼的基石。如果說，作為檢控官出身尹錫悅做到「尊重法律」，是大家應有的預期，那麼他能有如此眼界、氣度和勇氣，真是令人刮目相看。

韓國在2019年正式放棄了「發展中國家」的定位，成為「發達國家」，不再佔「發展中國家」的優惠政策。韓國以其經濟和科技的強大，以及地緣政治的影響力，早就是舉足輕重的國家。現在，韓國有這樣的總統，必將能發揮更大的國際影響力，承擔更多國際責任。

筆者一直認為，國際重要的跨政府經濟政治論壇G7，應擴大為G9，把韓國和澳洲這兩個日益強大、重要而且擁有共同價值觀的國家加入去。尹錫悅的領導力讓這種呼籲更加合理。

※作者為旅美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