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史學家解析美國歷史，向來不拘泥於傳統框架，因此美國歷史雖短，但相關書籍種類繁多，內容多樣，絲毫不因書籍具批判立場而不見容於學界及社會大眾，或帶「通史」性質而減損其學術地位，二○二○年獲普立茲非小說類別獎項殊榮，由格倫丁教授所著的《美國神話的終結》，適可說明美國史學界此種特色。

《美國神話的終結》具有通史的性質，全書內容按照時序，由十七世紀英國計畫向北美洲開發殖民地開始，一路延伸至川普上台為止，美國歷史上具關鍵性的人事物，本書多所論及。惟本書吸引人之處不在羅列排比美國歷史上諸多的轉折點，而是以美國歷史發展為基底，以扎實的學術研究手法，找出美國各階段歷史發展的共通性並加以串聯，具體而微解析美國價值的實質內涵，以及這種美國價值究竟從何而來，對美國歷史發展產生了何種作用。

對多數人而言，提及美國價值不外乎就是自由、平等、民主、人權等理念，但上述這些近似於神話的觀念與原則，其核心元素卻並非如眾人所想像的神聖完美，就本書作者格倫丁教授而論，美國價值的核心元素實則為「擴張」，「擴張」元素在自由、平等、民主、人權概念的包裝下，縱橫於整個美國歷史之中，在美國人汲汲追求疆域擴張的同時，賦予擴張行為正當化、合理化甚至加以美化的美國價值也就應運而生。格倫丁教授並非第一位從「擴張」角度解析美國歷史發展的史學家，早在一八九三年，史學家特納（Frederick Jackson Turner）就提出了「邊疆論」（frontier thesis），用以反駁自十九世紀以來，美國學界普遍認同的「胚種論」（germ theory，或譯為菌原理論），該學說認為歐洲移民將歐洲進步的文明與思想帶入美洲殖民地，因此歐洲文明孕育了美國文化與制度，美國的特質多傳承自歐洲。

特納的「邊疆論」則提出不同的看法，強調歐洲移民在開發美洲殖民地的過程中，由於身處的環境與歐洲截然不同，在赤手空拳的開發擴張過程中，為了求生存，自然而然造就了獨特，屬於美洲在地的文化、思維與傳統，「歐洲移民藉由失去自己，找到了自己」。而美國不若歐洲各國般動亂頻仍，甚至發生社會革命，一方面在於美國社會缺乏歐洲傳統社會的弊病與沉痾，另一方面，就是美國領土向西擴張過程中所創造出龐大的生存空間，能不斷吸納其他開發較早且幾近飽和地區內部所產生的衝突與不穩定，因此西部地區扮演了「安全閥」的角色，讓美國社會內部的潛在衝突得以釋放。

搭配當時社會咸認為向西擴張乃美國人之「天定命運」（Manifest Destiny，或譯為昭昭天命），特納的「邊疆論」一躍成為顯學且風行一時。特納學說提出的年代雖是十九世紀末，但格倫丁教授認為，追求新邊疆且不斷擴張的概念與行動，早在英國決意向北美洲進發時就已展現，其後落實成為殖民者的一貫作為並內化為一種意識形態，對殖民者而言，北美洲的土地為無主之地，他們有權將其據為己有並不斷擴展，如同傑佛遜所說，殖民者在殖民地落地生根，他們為自己的生存而墾殖。至十八世紀後期，這種向西部未知疆域挺進的開發行動，已經被賦予自由的意涵，殖民者認為自由來自於擴張，而土地的進佔則是實踐自由的成果。麥迪遜曾稱美國的疆界就是不斷延伸，的確，一七八三年英美簽訂「巴黎條約」，英國正式承認美國，美國領土疆界擴展至密西西比河，一八○三年美國自法國購入路易斯安那地區，國土進一步跨越密西西比河，延伸到洛磯山脈北部，一八四八年「美墨戰爭」結束，美國國家疆界更一舉來到太平洋沿岸，美國歷史發展驗證了麥迪遜先前的預測，美國人也更加確信自由與擴張互為因果，缺一不可。

內戰前，南北雙方雖然衝突不斷，但是對於國土疆界不斷向西擴張，態度卻是一致的。曾於一八四五年代表美國與中國清政府簽訂《望廈條約》（即《中美五口貿易章程》）的麻州眾議員顧盛（Caleb Cushing），他支持西部擴張，因為廣大的西部地區就是美國社會的安全閥，西部擴張可保護人民免於因社會階級相互傾軋所帶來的亂象與危害，而密西西比州參議員沃克（Robert Walker）強調南方在北方反奴與廢奴人士的重重壓力與限制下，西部的擴張適可為南方奴隸主與棉花種植開啟另一扇門，讓南方的社會制度與農業經濟得以持續發展。對北方人或南方人而言，南北社會內部問題能否解決，端賴於西部擴張的持續與否，而這也是聯邦政府首要的工作。

美國由殖民時期不斷向西部擴展領土，長此以往，這種擴張行為也逐漸發展成帶有白人至上主義色彩的霸權式自由主義。美國人聲稱追求生存空間以保障自由，但在西部邊疆擴張的過程中，藉由連串掠奪與暴行，迫使美洲原住民以及墨西哥人遷移，成為美國自由主義下的犧牲品。格倫丁教授指出，當今美國西南部地區在昔日墨西哥統治時期，境內的美洲原住民與墨西哥人均為公民，不分彼此，然而在美國取代墨西哥成為統治者後，當地的原住民與墨西哥人非但未受到公平待遇，反而被美國視為異端與進步的絆腳石，必須除之而後快。

特納提出「邊疆論」的同時，美國境內的領土擴張也告終止，美國境內再無新的領土可供擴張之用，美國已經來到最後的邊疆。國內擴張已達極限，代表美國昔日賴以生存的安全閥形同瓦解，不過特納的「邊疆論」的地位並未消失，此學說迅速轉化成一種不拘形式且毫無限制的擴張思想，拓展海外邊疆成為國家發展的行動準則，一八九八年的美西戰爭以及戰後美國在尼加拉瓜、海地、多明尼加以及菲律賓的占領行動，都是在這種思潮及動機下所產生的霸權行為，如同威爾遜總統所言，「我們在大洋之外為自己開闢了一道新的邊疆」。

一八九八年的「美西戰爭」除了是美國邁向海外擴張的起手式，更是內戰結束後，南北雙方士兵共同投入的一場戰爭，「北方的血和南方的血交融一體」，標示南北雙方的和解以及國家真正的統合，具有十足的歷史意義，不過，這個和解是白人之間的和解，當南北雙方白人的關係日趨密切，正邁向一個新境界時，昔日美國在西部擴張過程中施加於原住民以及墨西哥人民的種族主義，再次重現並加諸於非裔同胞身上，非裔同胞再度成為被犧牲的對象。西部邊疆擴張的過程中，自由主義被賦予新意，白人至上主義與種族主義也伴隨產生，成為美國歷史發展過程中揮之不去的魔咒。

美國在經歷「美西戰爭」後，藉由武力擴張所進佔的海外領土雖然遠不及其他新帝國主義國家，但擴張的行動未曾稍緩。二戰結束後，美國的勢力範圍擴張至令人咋舌的地步，格倫丁教授指出，冷戰時期美國的邊疆範圍，由阿拉斯加延伸至日本、南韓與台灣，然後南下東南亞，抵達澳洲、紐西蘭，連接拉丁美洲、非洲後，再一路往上至波斯灣、土耳其、巴基斯坦，跨越易北河至斯堪地那維亞半島，最後連結到加拿大，如此大且廣的邊疆，美國固然必須付出高昂的成本，藉由與此範圍內的國家簽訂共同防禦條約來維持安穩，但另一方面，疆界範圍內的國家也對美國開放市場與資本，美國不但獲得鉅額的經濟與政治利益，一種由美國主導，以美國邊疆擴張為基礎的全球化也儼然成形，無怪乎老布希總統在與外國領袖討論商貿問題時，還曾自我揶揄他搞不清楚這些是內政還是外交問題。

美國這種多面向、不拘形式擴張主義的另一例證，當屬由雷根總統所倡議、老布希總統推動，然後在柯林頓總統任內通過的「北美自由貿易協議」（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NAFTA），該協議將美國、加拿大以及墨西哥整合為單一自由貿易區。該協議引發諸多討論，時為柯林頓總統的勞工部長萊許（Robert B. Reich）大力支持此協定，認為如同美國在十九世紀所追求的西部邊疆，現在的美加墨自由貿易區就是美國的新邊疆，新舊邊疆拓展的目標相同，就是為了讓下一代更好。然而，事實證明萊許對於自由貿易區的成效過度樂觀，墨西哥廉價的勞動力迫使美國勞工薪資停滯甚至下降，墨西哥農業抵擋不住美國低價農產品傾銷而垮台，墨西哥原有蓬勃的乳製品產業，但在「北美自由貿易協議」生效後，墨西哥反而成為奶粉的進口國，「北美自由貿易協議」讓墨西哥經濟陷入谷底，失業人口遽增，迫使大量墨西哥人紛紛越過邊境進入美國謀生，無證移民成為美國政府燙手山芋，這些負面效應是當初「北美自由貿易協議」簽訂時所始料未及的。

川普舞動「讓美國再次偉大」的民族主義大旗，所追求的是屬於新右派的利益。（美聯社）

美加墨自由貿易區是美國邊疆擴張傳統下的產物，但顯然無法複製過往西部擴張所帶來總體利益，在成效不如預期的情況下，反而讓美國在邊疆擴張過程中所形成的白人至上、種族歧視以及仇恨等勢力加速匯集，新右派趁勢而起，成為美國社會中不可小覷的激進力量。右翼團體在移民、槍枝、種族、性別、健保、環保以及伊斯蘭等議題上立場鮮明，他們抨擊美國過於慷慨，強調美國人不會因為別人而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美國只有先顧好自己，才有辦法顧及他人。新右派將川普送進白宮，而川普上任後美國隨即退出「巴黎氣候協定」，開始建構美墨邊界圍牆並大肆拘捕邊境移民，甚至計畫終結出生公民權，提高移民入籍美國的門檻，挑戰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條文內容。

面對這一股新右派的狂潮，格倫丁教授是憂慮的，因為新右派缺乏良善的本質，川普所宣稱的美式自由，實則是一連串糟糕行徑的展現，川普狂暴的執政方式，讓美國與世界均蒙受其害。川普限縮聯邦政府權力，無視於公共土地與資源被私有化，利用減稅討好企業，但對企業恣意擴張並拉大國內貧富差距的現象卻置若罔聞，川普意欲在突破框架主導國際事務，但卻造成國際局勢緊繃，國際衝突不斷，導致中南美洲與中東難民的激增。美國以往追求邊疆與今日劃立邊界，格倫丁教授都給予批判，而日後是否會有所謂「中間派」出現？格倫丁教授持悲觀看法。

美國國家發展由早期的追求邊疆，到川普時期的確立邊界，處處都展現了自我性與矛盾性。追求邊疆時期，無論是邊疆土地或政經影響力的擴張，美國都堅信唯有不斷的開闢疆域，自由、平等、民主、人權等美國價值方能鞏固，然而，擴張過程中那些「被擴張者」，卻從未受到類似美國價值的公平對待。及至川普時期，無論是設立邊境圍牆阻絕限制移民，或是退出國際協定與國際組織並限縮政府管制，種種看似劃清界線的作為，實則卻是川普向世人展現美國不再自我設限的決心，川普舞動「讓美國再次偉大」的民族主義大旗，盡情追求屬於新右派的利益，而所謂的美國價值，也只有願意遵循這項準則的本國團體人士方能享用。

美國由追求邊疆轉變為確立邊界，看似天平兩端不同的發展路線，但實際上皆以擴張為中心思想。一九六○年代美國新左派外交史學大師威廉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 1921-1990），就曾大力批判美國慣以自由開放為藉口，行經濟擴張之實，美國外交政策是一場悲劇，因為製造的麻煩遠多過於想要解決的問題。《美國神話的終結》所言的擴張雖與威廉斯的觀點有所差異，但作者格倫丁教授同樣展現歷史學者批判與自省的勇氣，提醒讀者在吹捧美國價值的同時，更要細查這些美國價值背後的擴張元素，以及這個元素帶給美國及世界的負面影響。

※本文作者為東吳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兼系主任／文章摘自《美國神話的終結：從擴張的邊疆到美墨邊境牆，直視美國歷史的黑暗根源》推薦序／黑體文化出版／書籍作者葛雷．格倫丁（Greg Grandin）為耶魯大學歷史系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院士，曾在紐約大學歷史系任教長達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