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一國兩制」就是要你交出主權，換回一個虛妄的承諾

孔誥烽教授：我在《銳實力製造機》裡面寫了一章〈中國對前清邊陲的同化〉，從比較歷史的角度去談中國邊緣地區的部份歷史。「一國兩制」現在的標準講法是說，70年代尾鄧小平提出來時是針對台灣的，但當時國民黨政府沒有興趣，所以改而先跟英國人談香港前途，計畫在香港跟澳門成功實行一國兩制之後，再向台灣喊話，講一國兩制。

我在那一章裡面講到，「一國兩制」的歷史其實更久，雖然這個字是1979年之後才開始用的，但中共革命的時候就已經有這個方向了。1920年代共產黨剛成立，那時候中華蘇維埃的憲法提及少數民族會有民族自決權，可以用自治的身分加入未來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這是跟隨蘇聯的蘇維埃聯邦制度。特別是1930年代長征時，中共經過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為了爭取那些少數民族的支持，就不斷跟他們宣傳，只要支持共產黨就會有民族自決，跟國民黨走就沒有民族自決。民族自決是中共少數民族邊區政策，一早就有。

但到1949年年底，中共雖然已經在10月1日宣布建國，解放軍還在很多邊陲地區跟國民黨的殘餘部隊作戰，中共中央向當地的解放軍發電報，說我們之前強調少數民族地區的自決權，但是以前有以前的歷史條件，現在情況已經變了，我們已經奪得全國政權，你們不要再跟少數民族講民族自決權。

中共對少數民族的承諾就是：你支持我們就會有民族自決權。後來1951年中共對達賴喇嘛政府提出的方案，並沒有用到「民族自決」的字眼，但和西藏簽訂的《十七條協議》，就是西藏承諾加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話，可以保有自己的軍隊、保有自己的政府、保有自己的宗教體制，完全保留原來的制度。我在書裡面說，這就是「沒有叫一國兩制的一國兩制」。

後來到中英談判的時候，法律學者看到《中英聯合聲明》跟後來的《基本法》，就有人發現裡面的用語跟《十七條協議》很相似。中共也有官員在1980年代承認，中共解決香港問題、提出一國兩制的時候，參考了中共對西藏的處理手法。回過頭來看西藏的發展，從1951年到1955年，中共跟西藏的達賴喇嘛政府產生愈來愈多衝突。1959年，西藏民眾起義，跟著中共就鎮壓，達賴喇嘛出走，整個西藏併入中共的單一體制裡面，最後變成在西藏跟其他少數民族地區，中共的一把手都是漢人。

那時候中共要跟西藏簽《十七條協議》就是因為他們知道，軍隊跟行政人員進入西藏高原後會有高山反應，當時也還沒有一條公路把位在西藏高原的拉薩跟四川和內陸連接起來。中共沒有完全控制西藏的把握，因此就簽訂《十七條協議》，讓達賴喇嘛政府自治。但是同時間中共開始修建川藏公路，那個協議其實就是買時間，用來打造基本建設，讓行政人員和軍隊可以更有效地運進去西藏。等到建完這個公路，中共已經可以慢慢掌握整個社會的治理，可以進行直接管治的時候，就推行愈來愈具控制力的政策。

中共對邊區少數民族、對西藏的策略，我們現在已經看得很清楚，對香港也是。當初鄧小平說一國兩制就是「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有人問鄧小平怎麼定義「愛國」，鄧小平講了「馬馬虎虎的愛國主義」，就是一個很寬鬆的定義。當時他告訴香港人、告訴英國人：只要你支持香港處在中國的主權之下，就是愛國。鄧小平還很清楚地講，不論你是支持共產主義、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甚至是奴隸主義（他講得好像很風趣的樣子，其實後來發現是很恐怖），只要你支持中國擁有香港主權，就是愛國者，符合治港資格。

鄧小平哄騙你的時候講得很寬鬆、很幽默，但是到現在，香港已經在中共手裡面，中共已經在香港的政治、社會構成當中建立了很有效的控制，有把握直接管治之後，這樣的講法完全不見了。比如當年說「一國兩制」，「兩制」是重點，但現在的官方文書已經直接講出「一國兩制」的真諦是「一國」，「一國」大於「兩制」。雖然最近習近平還在黨大會上講一國兩制是治港最重要的基本，但其中的內容一直在塞不同的東西，一直在變。中共的習慣就是一個標語（一國兩制）的內容不斷隨時間變動，用共產黨的說法就是「辯證的」。這樣安排，跟西方意義底下的合約、條約、條例和法治的概念不一樣，因為我們簽合約，除了標題之外還會有很多大小條文講得很清楚，一簽就是把整個內容都簽下來。但是中共的一貫做法就是辯證，有一個空的標語，至於裡面的內容是什麼，就看不同的人、不同的時間、放不同的東西。

所謂「浮士德的代價」，其實浮士德還比較好，因為浮士德用自己的靈魂賣給魔鬼，魔鬼就給他知識和享樂，他真的是有知識和享樂，有好東西吃，有好享受玩。但是跟中共簽協議的香港也好、當年的達賴喇嘛政府也好，其實沒有得到什麼，只是得到一個期望；不是期望新的東西，而是期望原來的東西不會失去很多。魔鬼（中共）要買的東西不是靈魂，是要你交出你的主權、你的自由，換來的東西不是新增的東西，只是一個承諾，承諾他不會把你搞死、殺死，不會把你原有的東西拿走——但是到最後也還是拿走了。

我們知道中共在革命的1930年代、1940年代，對漢人的知識份子也說中共以後不搞一黨專政，要搞多黨制，1940年代的《新華日報》很多社論都是講得好像中共建立政權之後要搞美式民主、多黨選舉一樣。但是到1949年、1950年、1951年，才發現原來所謂的多黨制並不是多黨選舉，而是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協商制度。到反右的時候就把民主黨派清除掉了，把那些知識份子也清除掉了。共產黨沒有實力的時候什麼都答應，什麼美好的承諾都有，但是有了他要的東西之後，就會一步一步地把承諾改變。

共產黨對邊緣地區、對漢人的知識份子、對所有人都是這樣子，我一直覺得很納悶，歷史紀錄是這樣子，為什麼可以不斷地重複這個技巧，卻都有人很熱衷地相信？就說香港人，1980年代講一國兩制的時候，不是沒有知識份子講到這些問題，當年的李怡先生，甚至是現在已經變成建制派的某商人都講到過。大家不是不知道中共不守承諾的事情。但是很多人，包括後來被鎮壓的民主派，當初都嘗試相信中共這些承諾，這是我的納悶。

我來講一個假設，這狀況有點像家庭關係裡的施暴者跟被施暴者。施暴者一直說我打了你、我會改的，我不再賭博、酗酒，我會對你好好的，你要留在這個家裡面。等到他再犯了又重施故技，跟著你哭哭啼啼，他又說，對不起，我這次會很好，我會給你多一點自由……但是你千萬不能夠相信。劇作家易卜生寫過《玩偶之家》，講娜拉離開家的決心，後來魯迅就寫了一篇文章〈娜拉走後怎樣〉，1930年代中共左派的文藝人士還在上海演了這齣話劇，飾演娜拉的就是江青。在家庭的封建暴力底下，很多女性、年輕人一方面對家庭有感情，二方面很怕離開這個家之後自己的認同、自己的生計不知怎麼辦，於是就沒辦法走，只好選擇相信施暴者的承諾和甜言蜜語。

講到中共跟邊區、跟漢人知識份子，不斷地承諾、不斷地破壞承諾，但是又不斷地有那麼多人相信，追根究柢就是中國情結、民族主義，覺得自己在混沌的世界可能會給西方欺負，所以要找到一個家庭、找到一個根源的認同。理性上來判斷是知道他一定在騙你，你知道他拿到他要的東西之後你會丟了你的部份，但是情感上你很想認同這個現在給中共壟斷的中國，一個民族國家的想像。你因為這個情結而接受或願意接受，就像家庭裡面被施暴的受害者，明知施暴者不會改好，但是因為剩餘的情感、或是很怕離開家之後的不確定，所以就選擇相信理性上知道是假的承諾跟甜言蜜語。

關鍵就是，他做出任何承諾的時候，你都要知道他沒有信守承諾的動機，承諾到最後一定會被破壞。要抵抗「相信承諾」的誘惑，就是不要受到中國情結、中國想像的哄騙，要找出自我的身份認同，建立自己的命運共同體，一個不跟他的命運共同體掛鉤在一起的自主身份建構。

中共當年說「一國兩制」，「兩制」是重點，但現在的官方文書已經直接講出「一國兩制」的真諦是「一國」，「一國」大於「兩制」。（圖片取自推特）

蘇起從未發明九二共識，九二共識也從未容納一中各表的空間

吳介民研究員：我在《銳實力製造機》序論引用普利摩．李維和埃利．維瑟爾，兩位作家都是我最近七年不斷閱讀、回顧的作者。維瑟爾經歷了集中營的生死磨難，他在《夜》這本書講到一個老猶太人，親眼目睹了集中營的狀況後回到匈牙利。當第三帝國開始把猶太人送到集中營的時候，匈牙利還沒有進行，所以當地的猶太人警覺性不太高，而且都有一種得過且過的心理，相信事情不會像傳說的那麼糟糕。他談到的這個人拚死拚活從集中營回到小鎮錫蓋特，就是「要吿訴大家親身經歷的死亡，好讓你們在一切還來得及前做好準備。」我覺得這句話非常具有警惕作用。

我的意思並不是說中共的情況、習近平政權已經跟第三帝國的納粹政權或希特勒的罪行等量齊觀，我也希望中共未來不會走到那一步，但已經有一些跡象非常令人擔心。譬如像誥烽剛剛講的之前在西藏，以及在整個大的藏區的情況；還有中共在新疆的作為，從2008年之後到現在十多年來，普遍被指為是一種種族滅絕。我們在心理上對中共這個政權還是要多想一下，看遠一點，要更切實地準備，可能最壞的事會一直發生，一直往下沉淪。

「九二共識」我會把它看成是一頁枯槁的國共合作史。九二共識是國共第三次合作的基礎，從1999年這個說法出現之後，一直到今天已有23年，基本上九二共識是已經死亡了。它已經死了，可是被家暴的一方還是不肯放棄這已經死掉的承諾，因為還是有利益、有用處的。

我要請各位記住幾個時間點，只要能把這些時間點跟事件連接起來，就可以完全瞭解這一段歷史。1992年當時台灣的國民黨政府跟中國政權開始接觸跟談判，在香港有一個會談，那個會談在政治上並沒有達成任何雙方都同意的協議。1999年7月，李登輝提出「兩國論」，訪談刊登之後三天，中共馬上做出針對「兩國論」的回應，這就是「九二共識」的濫觴。2000年台灣第一次政黨輪替，陳水扁當選總統到就任之間，「九二共識」這四個字的說法開始慢慢出現。在這四個字的說法出現的過程中，我們大部份都只有在台灣內部的輿論空間看到，一般人不會注意到在同一段時間有很多人在兩岸穿梭、在北京扮演什麼角色。除了後來被吹噓為發明九二共識的蘇起之外，還有前一陣子過世的馮滬祥，他扮演的角色看來不比蘇起更少。馮跑到北京，甚至到華府去做這樣的論述。到了陳水扁在2004年連任總統後，國民黨陷入絕望狀態，於是他們做了一個大轉彎，之前至少在修辭上都是反共（雖然其實已經不是那樣），繼承國民黨來台後的一貫態度，可是2005年便開始跟共產黨合作。連戰率領一百多人的代表團到北京去，那個事情現在回頭看就知道是多麼重大。2008年以後，因為國民黨又拿到政權，國共合作的協議就變成一個政策。再來最重要的時間點是2014年，太陽花運動把服貿協議打掉，連國共合作的平台都把它翻掉。之後國共想要重新進入合作就非常困難。雖然還是有一些苟延殘喘的跡象，顯示雙方都還想要再做一些事情。2015年，九二共識再一次比較正式地又提出來，就是在新加坡的馬習會。再來是到2019年習近平年初的講話，他把「九二共識」、「一國兩制」、「台灣方案」都結合起來。雖然他還是不斷地去說九二共識，把它掛在嘴邊當標語用，可是九二共識已經不再扮演它原先的功能。以上是九二共識簡要的發展過程。

九二共識過去被宣傳說是蘇起發明的，蘇起也說是他發明的，沒有任何人質疑，連民進黨也相信，連李登輝總統自己也說九二共識是蘇起發明的。但不能這樣算。如果說蘇起對中共有一個歷史功勞，那就是拿香跟拜、移花接木。九二共識這個說法，其實是中方發明出來的。那麼蘇起做了什麼事情？他把國民黨原來主張的一中各表，跟九二共識的說法嫁接，變成國民黨的標準論述。可是如果去看九二共識的本源，對中國來說是一中原則，它從來沒有同意一中各表，不管是對台灣、對國際。可以說九二共識是國民黨在台灣內部所做的一個動作。

在李登輝的兩國論提出來之後三天（1999年7月12日），中共在《人民日報》上說有1992年的「兩會共識」，但之前從來沒有這個說法。這個說法半年之後慢慢凝聚成四個字「九二共識」。

九二共識的作用，說穿了就是方便國共合作的通關暗語。中共要的是一個中國，國民黨要的是一中各表，於是就把這些東西安在「九二共識」的符碼裡面。中共用「一中」來框限台灣，而且如果執政的是國民黨政府，中共就可以在國際上宣傳：對啊，他們也接受九二共識。可是九二共識的內容是什麼？就是一個中國原則，One China Principle，不是美國的One China Policy，這是完全不一樣的兩個概念。

九二共識還有什麼作用呢？就是幫國民黨助選，變成一個他們可以著力的點。請看這張圖，是「九二共識」這個詞彙歷年來每季出現在聯合報系和《人民日報》的頻次。九二共識被發明出來之後，總共經過六次高峰。第一次高峰是2000年第四季到2001年第四季，第二次就是2005年胡連會，第三、四、五、六次的高峰都是台灣總統大選前一年左右會開始發作。九二共識宣傳最激烈的一次就是2016年，那一次民進黨派出蔡英文參選總統，篤定會勝選，所以中共用很大的力氣宣傳九二共識。我做了幾套分析，聯合報系是這個趨勢，另外中央社的趨勢也一樣。最近我又跟我的助理蒐集了九二共識在中國國內《人民日報》的出現頻次，發現週期跟台灣不太一樣，非常平，沒有像台灣這種激烈的波動。我們可以看到「九二共識」成為內建在台灣選舉週期的一種熱病發作，跟中國內部沒有什麼相關性，基本上是兩岸關係的產物。

2019年初習近平的新年講話把「九二共識」跟「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結合起來，在對講話內容做更細緻的分析後，我們可以篤定地說，根本沒有「一中各表」的空間，國民黨完全被打臉。之後，中方多次表明沒有「一中各表」，最近一次是2022年9月10日，《人民政協報》說要正本清源九二共識，強調九二共識只有「一中」，沒有「各表」。中共官方都這樣定調，台灣還有人要去講九二共識，真的非常奇怪，你只是唱和中國對台灣有主權而已，你已經沒有一中各表的空間（從來沒有過）。

總結一句話，我們要知道政治神話的本質。神話大家都一直相信，之後好像就不能不相信。為什麼？因為你不相信等於打自己嘴巴，原來自己這麼笨，一直被騙，於是就寧願一直投資自己的相信。政治神話的功能跟知識辯證不一樣，知識的辯證是說，我錯了，那麼我修改我的知識內容，我的假設錯了，我就推翻掉。可是政治神話的本質會讓你一直往一個方向去，你相信它，直到有一天它完全破滅之後，你再說「原來是那樣」。

我非常同意孔誥烽說的，浮士德還享受到知識跟享樂，到一個階段之後魔鬼就來索取他的靈魂；但是你跟他簽了一國兩制，你都還沒有享受到什麼實質，就已經被索命索魂了。如果思考跟中共做交易，是想像成歌德筆下的魔鬼交易，這是抬舉了中共政權，也抬舉了國民黨政權，他們實在沒有到浮士德的層次。

九二共識過去被宣傳說是蘇起發明的，蘇起也說是他發明的，沒有任何人質疑，連民進黨也相信，連李登輝總統自己也說九二共識是蘇起發明的。（資料照片／攝影：蔣銀珊）

一國兩制承諾的虛假「利益」是論述出來的

左岸黃秀如總編輯：剛剛誥烽老師有說，一國兩制從最早對中國邊區少數民族提出來之後，已經一次又一次證明了是個騙局，50年代在西藏，後來在香港，令人很困惑的是，這樣一而再再而三地破產，為什麼大家還要相信它？這當中一定有利益，不然的話為什麼會相信它呢？國民黨的支持者也相信這件事情，不然不會有550萬人投給韓國瑜。我不是把浮士德當成國民黨或香港的知識份子或執政者，而是說為什麼我們的人民普遍願意接受那樣並不存在的希望呢？是不是我們預期，我們接受一國兩制或九二共識之後，第一個，我不會受害；另外，如果我成為「在地協力者」，我甚至還可能因而得利。所以我認為浮士德並不是國民黨，是我們每一個人。我想先請誥烽來回應這個問題，例如香港可能有人覺得接受一國兩制我們才不會被打，那我乖乖的，我可能就會得到我想要的。

孔誥烽教授：為什麼他騙了那麼多次還有人相信？第一是中國情結這個很重要的因素。利益也是一個因素，但是我們要拆解，利益是給什麼人的利益？是真的利益、假的利益、未來的利益、還是現在的利益？很多資本家都會有實質的利益，比如給你去中國炒地皮賺很多錢，或者找一些作家去中國出簡體字的書，不知為何一本文學作品可以有幾百萬的版稅。你拿了這個利益之後，講話就不一樣。

但其實對更多人來說，他們的利益不是真實的利益，是承諾的利益、幻想的利益，或者他說要給你的利益其實不是你的利益。現在很多香港人或是外邊的人，在看待香港時都會有很多錯誤想法。有位朋友是從台灣去香港的，十幾年前他有一次跟我說，香港回歸中國之後有很多利益，比如說香港的冷氣好冷，就是因為有中國的供電，台灣冷氣不夠冷就是因為沒有中國供電。我很驚訝，其實香港自己發電能力很高，有剩餘的電力，不時把過剩電力賣給南中國；但是在中共的宣傳底下，就變成好像是中國有電免費送給香港。還有東江水論述，就是說沒有中國的話香港會渴死，因為沒有水喝。但其實是一早香港就有條件像新加坡、以色列一樣，用海水化淡的技術製造自來水，這樣是比較便宜的；但是中國不鼓勵香港發展這種技術，所以香港一直要依賴購買東江水（廣東地方政府賺外匯的一個大渠道），導致香港用很多錢去買這些很髒的水，回去還要很辛苦把它消毒。

這種利益關係不是中國把利益給香港，更多是互相有利益或是香港給利益，比如說買水，其實是香港給中國的利益，但是他就講成是香港拿了很多利益。這個是論述的問題。另一個不是中共特有的，也不知道是不是華人社會特別多這種事，古今中外的騙徒都會用一個未來利益的想像來哄騙你，換你給他現有的實利。學術圈也有很多這種人，其實他沒有很多資源，但裝得有很多資源，他會跟年輕的學者說，你幫我做一些免費工，或寫文章給我掛名字，以後我有工就請你，或是幫你一些事情。但是他提出要給你的東西不是現在就可以跟你交換，只是一個期待，讓你期待未來可以有這些利益，但你現在必須先幫我做白工。香港很多這種騙徒，就是說我將來請你吃大餐，你現在先幫我做這個事情，然後沒有錢給你。這種人大概不會請你吃飯或實現他承諾要給你的東西，但是他會拿到你現在就可以給他的東西。

中共對香港也是這樣子，所謂的「利益」是未來式的，你將來可以拿到什麼什麼利益，但你現在先要放棄你的一些自由，或是跟我做一些事情。當然的確是有一些人拿到實際的利益，在中國發了財。但中共很會精打細算，他不會用很多真實的利益跟你交換這些東西，他會用很多假的利益。其實他是得益者，但他會說成是他施捨你，或者是用一些將來你可以拿到的利益，但是他從來不會真的給你。

所以利益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利益的論述、利益的神話。中共的話語能力很強，他可以把沒有的東西講到有，讓大家以為有，就像剛剛介民說大家「講到相信」，不好意思說自己受騙，所以只好延續這個謊言，利益也是這樣子。他其實沒有得到利益，可能知道自己是吃了虧，但是如果承認自己吃了虧，自己做了笨蛋，在外面就不好看，所以他就繼續幫忙支撐這個神話，說我們拿了很多利益。

中共的話語能力很強，他可以把沒有的東西講到有，讓大家以為有，讓大家「講到相信」，不好意思說自己受騙，所以只好延續這個謊言。（美聯社）

「九二共識」比「一國兩制」更令人驚嘆，是世界史上少有的騙局

左岸黃秀如總編輯：誥烽，你剛剛有把家暴關係視為一種愛情，你把香港人想要相信一國兩制視為一種中國情結，可以解䆁一下嗎？

孔誥烽教授：在家暴的關係裡面，很多人會不敢出走，第一個是很怕出走之後外面淒風苦雨，不知怎麼生活，就像易卜生《玩偶之家》的娜拉，需要很大的勇氣；第二方面是對施暴者的感情，那個感情可能也是自我欺騙，幻想他總會有一天變好。現在一些中國觀察者跟中國海外流亡人士還是有這個情結，比如二十大開會之前，大家都幻想中國共產黨會自我調整政制，會有互相制衡的機制出現，所以才會有那麼多人願意相信奇怪的流言，說胡錦濤跟溫家寶會聯手卡住習近平，甚至有政變，幻想政治局常委裡面有不同的派系，還是有平衡會制約他。現在全部開出來了，已經是中國全面北韓化了，證據確鑿，但是還有很多人要從政治局常委裡面找未來的繼承人，說習近平放了什麼人在常委裡面是準備接班。我覺得他不可能有繼承人，他準備做到死，他不可能放一個有可能繼承自己的人變成一個新的權力中心，他一定是放沒有可能繼承他的人在常委裡面。

但是無論他做得多離譜、證據多清楚，很多人還是會從裡邊好辛苦地找希望，找一個他會變好的期待。這就是家庭裡面受暴者的自我安慰，讓自己在苦難中過得好一點的一廂情願。在暴力父權的宗族文化裡面很常見，你不敢出走，感情可能也不是真的感情，是自我欺騙，來合理化自己沒有走。中共利用很多這種心理上、文化上的東西，很精於操作，值得大家去警惕、研究跟理解，不單是理解中共，也是理解我們自己，為什麼我們會那麼容易上當。

剛剛介民講的「九二共識」更令人驚嘆，比「一國兩制」更離譜。一國兩制起碼是白紙黑字寫下來的條文，九二共識甚至沒有提出來要承諾，是你自己幻想的東西，這在世界史上是少有的離譜，但又竟然有那麼多人當真的騙局，很值得將來的歷史學家好好研究。

吳介民研究員：確實是。那個騙局是很多人共謀出來的騙局，台灣很多人也被騙，以及在台灣騙別人的，都被綁在那個魔咒裡面，不敢自我揭發。各位想像一下，蘇起先生是哥大政治學博士，也做過中華民國政府的陸委會主委、國安會秘書長，你去看他的回憶錄（《兩岸波濤二十年》），講他在陸委會服務的前後期，對大陸的工作等等。作為當時的陸委會主委，他的重要對手之一就是唐樹備，而唐樹備在1999年7月12日講的話登在《人民日報》，《人民日報》至少一整個禮拜每天都在談這些事情；這些中國開始出現的話術，在他回憶錄裡面是完全緘默的。這真的非常奇怪，你作為陸委會主委，會不知道這些事情嗎？這樣的一個缺位，不管他是實質上不知道，或者知道而不說，或者什麼原因，這個空缺本身就非常耐人尋味。

在台灣，相信九二共識存在的人從來都不是最多數的。我們做的歷屆民意調查，很明白說自己支持九二共識的人大概不會超過三成，高峰大概三成多一點，其實並不是多數人。很多人都是不知道或不甚了了，因為搞不清楚。這是空洞的話術，就像剛剛孔誥烽說的，香港的一國兩制承諾至少還有《基本法》、中英協議，西藏還有十七條的白紙黑字，九二共識是沒有的，完全是一個口頭的說法。

為什麼香港人好像願意接受一國兩制？誥烽用的是一個家庭關係的比喻，你自己把一個可能突破的家庭藩籬當成牢籠，精神上不敢跨出去。我同意人類是有這樣的現象，這種現象跟我剛剛提到的話術是有關的。可是我們回頭去看1980年代中英在談判香港前途的那個時間點上，香港人民本身有一點是跟1950年代當時的西藏菁英不同，跟今天的台灣人民也不同。以台灣來說，我們雖然還沒有成為法理國家、沒有被強權承認，可是台灣還是有自治權、有實質國家地位的國家。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是還有選擇、還有空間。香港當時就是一個殖民地，它是被決定的，它的人民完全沒有話語權，在這種情況之下，就比較可以明白，為什麼當時的一些知識份子會去塑造一種理論來合理化自己的選擇——但其實又不是選擇，因為香港的主權註定是要被送給中國的——在一個沒有出路或出路很窄的未來，因為當時中國往開放的方向走，所以他們建構了一個說法，就是民主回歸論。

因為他已經被決定他未來的走向，所以他從命定的結構裡面去找一些希望的資源，看能用什麼方法讓香港未來變得比較好以及自由民主化，這才有了民主回歸論。我們從今天回頭看那個時代的人，從李怡到羅永生各種光譜的人，可能他們的想法是蠻值得做研究的。順便幫我們的年輕朋友徐承恩廣告一下，他正在寫一部書 註更多即2023年3月左岸出版的《未竟的快樂時代》。，回頭整理那一段歷史的過程，要去搞清楚為什麼那時候有那麼多知識份子相信民主回歸的可能性。那個時候中國整個政治的前景跟今天完全不一樣。

誥烽用家庭關係的比喻，我覺得還是比較像韋伯主義者的說法，但我底下要說的這件事情就比較遵從馬克思主義的分析訓練。知識份子的interest（旨趣）比較像意識型態的interest（旨趣），在中國這種被建構的過去，包括一兩百年的國恥、中國積弊衰弱不振、東亞病夫一定要突破、要邁向偉大的民族復興等，我覺得知識份子蠻容易買帳的，包括一部份香港人。中共非常聰明，他要允諾你一個未來，包括一個大好的民族前程，其中有個配套的說法就是「反帝」。很多當代中國知識份子有跟西方國家、社會，跟西方知識份子接觸的經驗，在思想層次上，我猜，可能在一些時刻有很深的挫折感、無力感，這會讓他們個人的interest（旨趣）跟整個民族的受害意識做某種連結。我沒有很多研究證據，這是比較先行的觀察。中共非常會用反帝的論述，包括台灣一部份的知識份子也是有買這個帳。

※講者吳介民為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孔誥烽為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學系講座教授。主持人黃秀如為左岸文化總編輯。